清华女孩没留在蔚来，会有更好未来

　　来源：南风窗

　　作者 | 路迟

　　被性侵犯后，清华的女生没能在蔚来的实习期后留下来。

　　2022年7月1日，雪糕进入蔚来，按规定，需实习期过后再留用。

　　一个月后的8月6日，雪糕遭到了HR的侵犯。HR徐某当时有女友，与雪糕之间原本只有正常的职场关系，没有任何“感情纠纷”。

　　报警立案后，徐某被法院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

　　可就在去年年底，蔚来拒绝了雪糕的留用。据她说，公司人事部给出的理由是：承认她的工作成果，但公司想要“低风险”的人，以维护公司形象。雪糕并称有录音为证。

　　根据企业的市场逻辑，一个自带“污点”的员工，对公司存在风险，这是可以理解的。

　　于是这个事情的关键点被拆分成了一些更细小的问题：一个性犯罪事件里的受害人，为什么要背负名声污点？

　　她们在经历身心创伤后，不仅没有得到扶持和理解，反而因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负面事件而遭到经济性避嫌措施。这或许是一个企业的合理考量，但这种考量并无体现对受害者的同理心与人文关怀。从法理上来说，企业并无过错，但也不厚道。

　　为何被侵犯成为污点？

　　“受害者有罪论”分为两种，一种是带着恶意揣摩的，另一种是“顾全大局”式的。

　　带着恶意的受害者有罪论，我们见得并不少，它们通常基于一种对主观意图的揣摩和质疑：江歌妈妈不休不止地打官司，真的不是在利用女儿炒作吗？唐山烧烤店被殴打的女孩，真的不是夜店歌女吗？走在夜路上被性骚扰甚至侵犯的女性，为何要穿这么少？为何要夜晚出门？

　　这种受害者有罪论是肤浅的，至少，时至如今，它们几乎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大多数人的驳斥。

　　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当你对这种质疑表达完批评后，紧接着自己内心也可能隐秘地泛起涟漪：真的如此吗？是否有几分道理呢？

　　当我们开始对受害人的“成分”表现出质疑，公义的天平就倾斜了。这份恻隐很容易被施害者利用，以洗脱自己原本应当受到惩罚的罪行。

　　质疑原本是现代观念里代表理性的一种思想能力，但在这样的情形下，它变成反理性的舆论暴力。

　　第二种“受害者有罪论”，是所谓站在功利角度的“顾全大局”。一个经历过负面事件的人——不论他（她）在这起事件里处于怎样的位置，都应当被抵制，被疏远。是的，人们都知道这事不怪他（她），但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为了所谓的“全局”，或索性说是“保险起见”，还是远离他（她）好。

　　相比起第一种，第二种的狡猾和自私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在对受害者表达同情与怜悯的同时，依然会抱歉地将他们拒之门外，“你没有错，可我也没有错，不应该被你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其他犯罪，性犯罪更为特殊。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性”一直是禁忌，人们也少在公共场合谈论“性”。

　　“强奸”更是一个粗暴而丑陋的词语。在封建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里，强奸虽是重罪，却鲜有报官记载。这不仅因为妇女对失贞的耻辱感，也因为一旦被认定为“通奸”罪，女子也要接受严酷的仗刑，在羞辱之上更添羞辱。

　　无论如何，“强奸”在很多语境内渐渐演化成了一种无差别污名，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沾上它了。

　　这两种有罪推定，都会带来相似的结果：久而久之，受到侵害与凌辱的人不会再敢于发声控诉罪恶，不再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说法，其实很多时候是在纵容施暴者。

　　很抱歉，我“锋芒毕露”

　　值得一提的是，这起案件与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阿里性侵风波大不一样，此事件里的受害女生并没有在受到伤害的第一时间选择曝光和发声。

　　最开始，她按照“多数人”的期待，保持着一个沉默的受害人身份，安静等待受害人得到公司规章与法律制度的惩治，最终选择发声控诉的时候，法律判决书已经下来了，事实已经被印在了白字黑字的证明上，并不存在一家之言和谣言惑众。

　　因此，她控诉的也并不是自己被侵犯这个事实，而是外界对事实产生的更多歧视。

　　当然可以说，这一行为依然有情绪因素在内。但站在受害人的角度，她的愤怒与委屈，难道是不可理喻的吗？

　　对应的，也有不少人从公司角度出发表达理解——一个身上自带“负面新闻”的人物，不管她在这起负面新闻里处于怎样的位置，笼统来说，都是对公司利益有损害的。

　　因此，不少评论都表示并不赞成该女生的做法，甚至认为，她被开除是符合情理的。

　　其中一条高赞网友评论如是说：“看得出当事人工作能力很强，但是未免锋芒毕露。”

　　“锋芒毕露”，是个成语，意思是将自己的锐气和才华过度暴露，指人好表现自己。

　　为什么好表现自己不合适呢？“锋芒”，刀尖似的利器，如不加以收敛，四处张扬，的确可能伤害到人。

　　不过，即便如此，这个成语用在蔚来事件当事人女生身上也是半点不沾边的。她并没有通过此事索取任何本不属于自己的名气、利益，如果按照大众对性侵犯罪的污名化来说，炒作与获名的嫌疑更显得荒谬。

　　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如果为自己伸张正义都成为一件遭人抨击的事，那公德与仁义应该由谁来维护？

　　跟锋芒毕露相似的，还有“枪打出头鸟”。

　　可想想，所谓的“枪打出头鸟”，哪算什么大智慧，无非是鼓励忍耐和虚伪。当然，这可以算是一种“过来人”的生存经验警诫，但同时也是一种情感与权利的让渡。

　　为了明哲保身，为了个人与家庭的幸福，你选择沉默与忍耐，没问题。因为做“出头鸟”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大多数人难以忍受被驱逐出去的代价，就只好忍受不公的规则。

　　不过我们永远得知道，多数人做出这样的选择，甚至是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哲学，并不代表就是应该的，更不该被用来理所当然地对别人进行规训。

　　从文明演进的角度，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前进，都是因为源源不断地有“出头鸟”，有愿意折腾和说“不”的人，有敢于表达对规则不满的人。

　　若人人都不愿意去做这个出头鸟，人人都通过压抑一部分自我，否定自我真实的愤怒与悲伤，企图通过让渡个人权利来获得相对稳妥的生存保障。我们的环境将会朝着越来越冷漠、干涸的方向弱化。

　　因此，被蔚来驱逐的女孩不需要人们可惜和遗憾的叹息，她需要的是鼓励。

　　她毕业于清华大学，教育学识方面不会差，她努力用知识和眼界武装自己，努力让自己活在一个更完善、文明的现代社会里，当她发现环境秩序与法则并非如此时，她会选择质问和打破它。

　　因此，她选择在适当时机当这个“出头鸟”，不惜以所谓的“名声”去发出控诉，这是符合她成长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价值基准的。

　　可以不赞同、不鼓励她，但我们没有权利和资格去否定她，毕竟，她做了一件未必有效，但绝对是正确的事，而且很可能是我们不敢做的事。

　　让她们说

　　最后谈谈“小作文”——最早发明这个词的人，简直是非蠢即坏。

　　对“小作文”的污名化，也是这种压制个人情绪，主张盲目从众的思想之体现。

　　不仅限于性犯罪里的受害人，任何饱含情感和情节的讲述，都会被“理中客”打上“小作文”的标签。偏见紧随而至，久而久之，凡以受害者、弱势者视角向公众发出的讲述，第一时间接受到的，是来自少数人的质疑，和来自大多数的沉默。

　　这实在是害人不浅。网络纵有万般失序和乱象，但自世纪初开始，互联网最迷人的一项功能，就是打通了不同人的生活圈，抻开了不同身份、阶层的观念和故事，是非善恶的呈现前置。

　　渠道与机会的平等性，一定程度保证了言论上的公平，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说与不说，受众也都有权利选择信与不信。

　　甄别与判断，是读者的权利和能力，但发声与控诉，是作者的权利。

　　除非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和传统里，从来不鼓励个人为自己受到的侵害发起维护。

　　好，即便仅以“负面事件当事人”作为对一个人评价与处理的标准，同一事件内，被害人和加害人得到相同的结局，是否又过于荒谬了呢？

　　一种反对的声音认为，事件没有发生在公司，也不在法定工作时间内，不应该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

　　那么，按照这样的逻辑，公司对该女生的处理，是否也应该完全摒除性侵事件的影响，基于能力等其他因素来考量？

　　以“名”为信的年代，个人能力与名誉常常挂钩。明星演员需要公众形象，大型企业也需要，而这种形象，绝对不指它的成分有多“干净”。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刘德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