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轰炸对日索赔案 或年内宣判
一场长达近8年的诉讼
■历史背景
“7·27惨案”
1941年7月27日
二战期间,日军曾对成都进行多次轰炸。1941年7月27日,日本军方派出了108架飞机轮番轰炸成都,投下了445枚炸弹,导致689人死亡、1368人伤残。这是成都遭到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史称“7·27惨案”。
筹备索赔
2004年—2006年
2004年,“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组成赴日索赔团,经过两年的筹备,“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于2006年3月首次赴日,在东京地方法院对日本政府提起了诉讼。
诉讼之路
2006年至今
2006年10月,该案第一次开庭。
成都赴日索赔团于2007年1月成立,并与“重庆大轰炸”索赔团建立起了索赔联盟。此后,乐山、自贡等地的“大轰炸”受害者也相继成立索赔团,启动了赴日索赔进程。
■四川在线记者吴忧
近日,记者从办案律师处获悉,重庆大轰炸系列案件将在今年4月再次开庭。从4月16日到6月30日期间,东京地方法院将对证人进行5次庭审询问。律师还透露,系列案件可能在询问完成后进行宣判,“预期前景不乐观,但是我们有信心。”
“重庆大轰炸”诉讼案包括“成都轰炸”“乐山轰炸”“自贡轰炸”和“松潘轰炸”。目前,自贡轰炸受害者遗属罗素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世龙已确定将动身赴日。为了此次诉讼,他们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准备。
法官曾一度不想听证词
距离2006年10月首次开庭已近8年,大轰炸诉讼案终于走到最后的关口。成都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团的中方律师徐斌介绍,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在完成对证人的询问后,法庭就将完成调查,做出宣判,时间应该就在今年内。
徐斌介绍,在去年底,东京地方法院主审法官曾透露,希望简化诉讼程序,不再询问证人,“他们是不想再听到我们的声音,就想直接把这一步免了,直接宣判。”
据理抗争赢得极大成果
徐斌说,经过中方及日方友人的团结协作和据理抗争,在当地组织集会抗议活动,通过多种途径向主审法官施加舆论压力。经过多番努力,东京地方法院在稍早前决定,将接受原告的15名证人出庭,分别是中国方面的研究者6名、原告6名及日本研究者3名。
“本次的对证人的采纳,是在这8年来的诉讼斗争中所取得的极大成果。”徐斌说,庭审询问将进一步充实原告一方的证据,对之后的宣判有非常大的影响。
学者志愿者等将出庭作证
徐斌介绍,在前期的庭审中,通过数十次的开庭,已经听取了1/3原告的陈述,其余的原告通过书面方式提交了陈述。
现在,法庭将主要听取证人证言,并进行质证,“除了原告,这些人里面还有志愿者,也有主动研究大轰炸的专家学者,还有律师团邀请研究专门事项的专家。”徐斌说,他们作为见证人或鉴定人,将提供珍贵证据,证明侵华日军对成都等地实施的无差别轰炸,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
索赔人
母亲走了 女儿为她继续讨说法
65岁的罗素琴就要踏上赴日的行程,对于庭审,她并不畏惧,“我要在庭上说出事实,是日本人的飞机把我妈妈炸到,让我妈妈残疾了一辈子!”
罗素琴说,她的母亲罗福易在2009年底去世,“我妈一直说,活着就要讨说法,我妈走了,我要为她讨说法。”
正做饭
日本军机雁阵而来
罗福易老人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前三次诉讼中,自贡地区唯一一名原告。通过罗福易老人生前的口述,以及罗素琴的转述,我们了解到老人不幸的遭遇。
1941年农历六月初五中午,罗福易当时居住在自贡王家塘白果巷(现东方广场),即将临产的她和婆婆在准备午饭,突然听到天上传来巨大的轰鸣声。只见一群日本飞机“嗡嗡嗡”地排成雁阵飞来,飞到市区上空时一下散开。“翅膀一歪,炸弹就落下来了!”(老人生前语)
罗福易和婆婆随着逃难的人群往豆芽湾(现自贡电业局一带)的竹林里跑去。她刚躲起来,一颗炸弹就在附近爆炸了,一块巨大的弹片将她的右腿膝盖以下的部分砸得粉碎。
正年轻
失去右腿失去孩子
由于流血过多,加上手术麻醉,罗福易即将临产的孩子没有保住。经过手术,罗福易右腿自膝盖以下被截肢,一块弹片嵌入左脚脚掌,未能取出。从此,这块记载着日本侵略者罪恶的弹片永远留在老人的脚掌里。
老人曾说,当年她还是一个年轻媳妇,突然间就失去了一条腿,还失去了孩子,这笔账记在她心里60多年了。“我一定要争取在有生之年讨个说法!”
记者9日联系到罗素琴时,她说正要去取办理好的护照。按照计划,她将在4月13日左右赴日。由于家庭条件较差,罗素琴无力承担赴日费用。目前,北京中国对日联合索赔会的会长童增承诺,将资助罗素琴赴日。
鉴定人
鉴定人将出庭
中国6名日本3名
除了原告,此次庭审还将接受中国方面的研究者6名及日本研究者3名作为鉴定人,他们将提交鉴定书,提供珍贵史料和研究结论,努力还原侵华日军的罪行。
中方律师徐斌介绍,刘世龙将作为成都这边的研究学者,提供成都大轰炸的证据。“刘老师是原告团和律师团专门邀请的专家学者,他从几年前就开始研究日军对成都等地的轰炸,在2012年左右就准备好了相关材料,一直等着这个机会向法庭提交。”徐斌说,专家将通过调查和考据,得到珍贵史料,“比如整体的伤亡情况,在战争期间,双方都有宣传需要,或夸大或缩小,刘老师的研究会更加客观可靠。我们的《证人釆用相关申入书》也是刘老师帮忙起草的。”
刘世龙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工作。在庭审上,他将提交名为《关于日军对成都实施战略大轰炸(1938-1944)的加害状况》的鉴定书,鉴定书通过广泛走访和查阅史料、考据,清晰反映了日军对成都进行战略大轰炸的三阶段。鉴定书收集、整理幸存者、亲历者及其亲属的口述和笔述资料40多份,还有当年记者车辐的记载。
阿坝州羌学学会副会长张翔里也将提交鉴定书,反映日军对松潘进行轰炸的史实,鉴定书目前已经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