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教授：留上海还是回县城市场来定

在县城等区域的基础配套设施、就业岗位、教育等资源还不足以吸引农村人口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

西部的农民，他是到附近的小镇找工作，还是到北上广工作，上海的白领，是留在上海还是回到家乡的二级城市，我想我们还是要交给市场去决定，让市场发挥它的调节的作用。

“西部的农民，他是到附近的小镇找工作，还是到北上广工作；上海的白领，是留在上海还是回到家乡的二级城市，我想我们还是要交给市场去决定，让市场发挥它的调节的作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钊在接受华西都市报专访的时候，反复提到一个词：市场。

“都交给市场。”陈钊说，“作为中国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城镇化，现在也到了转型的关口，需要新的战略和思路。而发挥市场作用的过程，事实上是从一个集聚走向平衡的过程，而不是失衡。”

大城市

中国大城市既不大也不多

在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正在飞速城市化，应该限制大城市规模的时候，陈钊的第一个观点是：“中国的大城市既不大，也不多，不应限制。”

陈钊表示，如果把三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一百万到三百万之间的数量做一个比值，2000年全球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比例0.29，中国是0.12，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城市远远少于全球水平，即使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也只有0.17，所以中国大城市并不多。

与此同时，中国大城市规模并不大，用人口空间的基尼系数看城市规模之间的差异，全球是0.56，日本0.66，中国只有0.42，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城市不够大。“所以中国大城市既不多，也不大，为什么限制呢？”陈钊还发现，中小城市的发展得益于大城市的发展，越接近区域性的大城市，这些中小城市发展是更快的。

2000年全球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比例0.29，中国是0.12，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城市远远少于全球水平，即使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也只有0.17，所以中国大城市并不多。

大市场

人口流动才能发展中西部

陈钊说，资源配置，应该强调市场化的配置，而不是通过人为的，通过政府对户籍制度、土地指标的控制进行。他所做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户籍和土地的政策控制，导致了一系列不利的后果。由于土地指标控制，东部地区发展受到限制，中西部地区土地比较多，但片面追求土地面积扩张的城市化，导致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的脱节。

陈钊表示，城镇化战略应该强调大城市带领中小城市这样一种相互协调发展的模式。这样一种发挥市场作用的过程，事实上是从一个集聚走向平衡的过程，而不是失衡。

如果劳动力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到东部，中西部地区的人均土地资源比例上升后，中西部的农业现代化才能真正实现。

大调配

留不留北上广市场决定

“在县城等区域的基础配套设施、就业岗位、教育等资源还不足以吸引农村人口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陈钊说，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要吸引农村人口，那就应该从基础配套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强发展，才能够吸引更多外来人口，这也是市场在发挥作用。

“假如全都到北上广居住，当地房价自然就会上去了。这个时候大家就会算账了，生活成本上去之后能赚多少钱，和我到二线城市相比呢？算一个账，可能就发现在上海不如在常州，这也很好啊，去常州发展，那边的制造业也很发达。不是说一定要在上海。”

这样是按照市场选择的过程，而政府不应该人为地去界定，什么样的规模才是合理的，然后通过一些条条框框去限制。

多做平台

政府的产业政策不要太有针对性

谈到长三角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时，陈钊认为：“我还是觉得应该交给市场，不要人为地去说什么产业是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要重点发展。交给市场，政府的产业政策不要太有针对性，一定要发展哪种产业，要多去做公共性的平台性的事情，比如说人才的环境，公共服务更有效的提供，比如说金融的平台，融资环境的改善，这些让所有的企业都能享受，民企也能享受。”

“不要说高新技术企业一定要多大的规模，一定要国有企业，一定要什么认证，这些都不需要，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所有的企业都能受益于这种普惠型的政策，谁能够真正的收益更大呢，就看谁有竞争力。”

陈钊举例说，一些地方会选择性地扶持新能源汽车等高新产品，但这个都是非常低效益的事情。“因为现在信息越来越复杂，技术的发展不确定性越来越大，政府不拥有这方面的信息优势，应该让企业家来选择。所以我觉得关于产业结构这个事情，还是交给市场，政府不要过多地干预。”人物名片陈钊

生于1973年，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学、信息与激励经济学，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等国家级科研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多项，多次获省部级科研、教学成果奖。精彩观点

在县城等区域的基础配套设施、就业岗位、教育等资源还不足以吸引农村人口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