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称大多国人家庭幸福房子决定外来人员去留

15.01.2014 16:28

本文来源: 中小企业局

核心提示：幸福家庭成就中国梦在元旦与春节的交接点上，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落下帷幕。至此，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系列幸福家庭成就中国梦
在元旦与春节的交接点上，“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落下帷幕。至此，“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系列调查”已经走过了三年的路程。
今年的调查仍由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瞭望周刊社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在既往经验的基础之上，“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抽样更加科学、样本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重点更加突出、分析更加缜密，调查技术和调查风格走向成熟。
中国人的“大健康指数”什么样？2.6亿外来务工者的家庭幸福感从哪里来？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究竟如何？超过700人次的调查员，在为期2个月的时间里，跨越中国东西南北，行程逾2万公里，只为探求中国家庭幸福感的轮廓与细节。
每一座城市、每一个乡村、每一户人家，一次次敲门入户、一页页调查记录，每一次调查都是一场内心的抵达。意外事故发生后不离不弃重建幸福的患难夫妻，把小学老师视作亲娘奉养终老的退休教师，大地震过后再生育家庭的可爱宝宝，以“理解、体谅、包容”撑起幸福之家的婆婆与儿媳……透过一个个真实鲜活的家庭故事，我们在感动之余，更日益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的家庭其实就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射和缩影。
我们发现，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中国梦”，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和他们的家庭，对于幸福的向往和预期日趋强烈，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对于家庭幸福的诉求也越来越多元化、复合化；同时，我们的国家还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加速转变、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社会治理方式除旧布新等一系列困难、瓶颈、蜕变……这一切，全都清晰完整地投影在我们的调查数据之中。
三年调查路，辛苦却幸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事，见证了许多努力奋斗的汗水和喜极而泣的泪水。每一个参与者都在其中受到了感染，加深了对家庭幸福的理解，增添了持续前进的动力。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大家与我们一起，肩并肩、手挽手，将“家庭幸福”的正能量传递下去，以中国家庭的“幸福梦”成就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文/杨琳)
勾勒中国家庭“幸福曲线”
转型时刻，中国在变，中国家庭也在变。万千变化之间，不变的是追求幸福的家国梦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三年一瞬间”。自2011年开始，“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系列调查”通过对几万个中国家庭的实地走访观察，用诚意和努力串联起家庭幸福感的点点滴滴，勾勒中国家庭的“幸福曲线”。
2014年元月，“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报告如约出炉。本次调查由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瞭望周刊社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共同举办。与往年相比，2013年的调查重点更加聚焦。中国人的“大健康指数”、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国人的生育意愿，成为三大关注点。
特别是，为深入了解城镇化背景下2.6亿名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幸福感的来源和渠道，本次调查专门增设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独立问卷。由此，一张覆盖城镇、乡村以及“城乡缝隙”的“全包围式”调查网络，得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呈现出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的若干“变”与“不变”——
67.10%的被调查居民家庭幸福感标准化评分超过6分，24.70%的家庭超过7分，全国平均水平为6.22分，这意味着大多数家庭感觉幸福；63.60%的被调查者认为周围人群绝大多数和大多数家庭幸福，这表明在中国人眼中，身边的大多数家庭都幸福；家庭幸福感较高的人群特征明显：健康状况良好、家庭收入较高、人际关系良好、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较高安全感和获得良好卫生保健服务。
与此同时，调查还发现，在这一年间，中国人的家庭幸福感预期明显提高，城乡家庭幸福感差异发生显著变化，“大健康指数”成为家庭幸福感的首要决定因素，国人生育意愿低水平徘徊，仅有半数外来务工者打算留城、最大困惑是“就业”与“住房”……
“社会转型期，中国在变，中国家庭也在变。透过这些变化，可以观察中国发展的大势，亦可了解中国家庭的细微需求。”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张汉湘说，“在这万千变化之间，不变的是人们对于幸福的追求。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真实可靠的决策参考，助力中国家庭更加幸福。”
幸福预期明显上扬
2013年的调查数据显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即与2012年相比，中国人的家庭幸福感预期显著提高。其中，农村家庭的幸福感预期提升幅度更大。
本次调查的家庭幸福感基准为7.96分，比2012年调查(7.27分)提高了0.69分，上浮9.49%。而2013年调查家庭幸福感原始得分为8.00分，比2012年的8.15分降低了0.15分，降幅为1.84%，变化微小。在幸福感预期显著提高与幸福感原始得分基本持平的共同影响下，2013年调查全国家庭幸福感平均水平(6.22分)与2012年调查(6.90分)相比有所下降。
“幸福感基准分主要体现了人们的家庭幸福感预期。十八大以来的一年间，党和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改革、改善民生的实质性举措。特别是实地调查时，十八届三中全会日益临近，重大改革信号逐步释放，人们对党和政府的期待不断增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认为，幸福感预期的明显提升，反映出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方向与图景。
在2011年和2012年的调查中，农村家庭的幸福感均高于城镇家庭。而2013年调查数据显示，城乡家庭幸福感差异发生了逆转——城镇居民感觉幸福的家庭比例为68.51%，这一数字在农村为66.22%。
这同样与幸福感预期的提升有关。2013年调查农村家庭幸福感基准为7.92分，比2012年的7.13分提升了0.79分，上浮11.08%；而城镇家庭幸福感基准为8.00分，比2012年的7.47分提升了0.53分，上浮7.10%。与城镇家庭相比，农村家庭幸福感预期提升更为明显，这导致农村家庭幸福感平均水平(6.17分)略低于城镇家庭(6.28分)。
调查还发现，农村家庭的主要公共服务诉求更趋近于城镇家庭，城乡居民在家庭幸福感的主要决定因素、家庭不幸福的原因等方面，均表现出一致性。“农村家庭幸福感预期提高、城乡家庭追求更趋一致，这些反映在调查数据上，就是城乡家庭幸福感差异发生逆转”，王广州认为，这也反映出加快推进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居民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统筹城乡发展的期望更为强烈。
仅半数农民工愿“留城”
调查显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平均得分为6.09分，低于城市本地人口(6.28分)。
“外来务工者的家庭幸福感直接影响其长期居留意愿，而居留意愿关联着一个城市的‘安稳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齐亚强副教授说，在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首先要估算出外来人口市民化的规模，才能确定公共服务的提供数量和提供方式。“此次调查的一些数据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调查显示，约有一半的外来务工者明确表示计划长期居留目前所在城市。比如，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计划长期居留的比例为50.93%，将来打算离开的比例为28.78%，另外还有20.29%的外来务工人员还在“去留”之间徘徊。
调查显示，外来务工人员平均每周的工作总小时数达60.6小时；仅有56.1%的外来务工者与目前的工作单位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87.3%的农民工参加了至少一种社会保险。
调查中，77.7%的外来务工人员坦陈，自己与本地人之间存在差异，其中最普遍的差异来自住房(占比39.0%)。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着“返回老家”与“立足本地”的双重困境，分别有98.4%和97.1%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及就业压力(64.7%)和没有住房(61.0%)是最大困扰。
71.10%的外来务工人员认为拥有住房是影响家庭幸福的重要因素，但仅有14.4%的被调查者住在自购房里，其余被调查者只能选择租赁(57.8%)、寄居亲友或雇主家中(5.3%)，或栖身集体宿舍和工棚(21.1%)。“这表明，外来务工者的住房需求远未得到满足。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精细化分析，可以将这种需求具象化”。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王军表示。
王军介绍，为简化分析起见，假设计划长期居留目前城市的外来人口将来都要购买自有产权住房，从长期来看，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未来住房需求套数在167万～233万套之间，深圳市的这一数值在195万～327万套之间。
若以现有共同居住家庭人口为基础来估计，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目前住房需求”面积在3153万～4399万平方米之间，深圳的这一数值在3884万～6514万平方米之间；若以计划长期居留的外来人口实现家庭团聚为基础来估计，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未来住房需求”面积在5758万~8034万平方米之间，深圳的这一数值在7332万~12295万平方米之间。
王广州表示，如此惊人的住房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特大型城市房价飙升、楼盘供不应求的深层原因，对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这即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一个决策背景。同时，北京和深圳在城市规划管理方面的得与失，也值得全国其他城市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时充分吸取。
国人重视“大健康”
与往届相比，本次调查开始引入中国家庭“大健康指数”的测量。数据显示，健康已经成为家庭幸福感的首要决定因素。此处的“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社会交往和适应能力)，即“大健康”概念。
76.88%的受访者认为家庭幸福主要取决于家人健康，占所有取决因素的首位。全国城乡居民健康平均水平为5.97分，其中60.60%的受访者自感健康标准化评分超过6分，21.70%的受访者超过7分。这表明，大部分被调查者的健康状况良好。
调查显示，健康状况越好的人，家庭幸福感越强。生理、心理、社会适应健康与家庭幸福感均呈正向变化，其中心理健康对家庭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最大，社会适应健康次之，而生理健康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相对较小。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郭静认为，这表明，当人们普遍拥有较好的生理健康状况时，就会将目光转向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此时生理健康对幸福感的边际效用降低，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更为显著。
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中国人口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此项改革公布之前，本次调查将生育意愿列为调查重点之一，侧重测量生育政策对于中国人生育意愿的影响。
调查发现，中国城镇家庭的意愿生育水平为1.84，即平均每个家庭希望生育1.84个孩子，低于2.10的更替生育水平；生育政策调整前，中国城镇家庭计划拥有的子女总数为1.29；假设生育政策完全放开，中国城镇家庭计划拥有的子女总数为1.45。
专家分析，生育政策完全放开后的实际生育子女数(1.45)，显著低于意愿生育水平(1.84)，二者相差0.39，这主要受育龄人群自身健康、家庭经济条件、职业发展规划等非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而政策完全放开后的实际生育子女数(1.45)比政策调整前计划拥有子女数(1.29)高出0.16，这主要是受生育政策的影响。
“由此可知，在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计划的差距中，生育政策因素影响占比28.63%，非政策性因素影响占比71.37%。”王广州说，可见中国的实际低生育水平，虽然有生育政策的影响因素，但主要还是受家庭成员自身健康、家庭经济条件、职业发展等非政策因素的影响。这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多年来，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王广州说，随着“单独二孩”政策在各省区市陆续执行，政策调整前后的生育意愿变化成为了新的研究课题，值得持续跟踪。
“中国梦”的投影
家庭承载着中国人的梦想，“幸福”就是“中国梦”在中国家庭中的投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系列部署，也从不同角度对提升中国家庭幸福感提出了具体要求。针对本次调查所反映出的中国家庭需求现状和家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报告提出了四项建议。
首先，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业，建立覆盖城乡的家庭服务体系。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大力发展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专业化养老服务机构，发展家庭用品配送、家庭教育等特色服务，引导城乡家庭合理消费。大力增强针对城乡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的公共服务能力，努力改善和缓解家庭“看病难”、“养老难”、“入学难”问题。
其次，加大健康教育和宣传力度，提供更加完善的健康服务。各级政府要把家庭健康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统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健全网络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加强区域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整合，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
其三，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以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为契机，稳步解决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落户问题，将其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保体系，努力解决他们在劳动就业、工资待遇、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困难。
积极探索建立以家庭为中心的卫生与计划生育公共服务体系，加大对外来务工人员、空巢家庭、农村留守家庭、受灾家庭和其他特殊困难家庭的扶持力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其四，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减少城乡差异。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通过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方式，逐步减少城乡差异，做到城乡协调发展、共同进步。□
城市外来者渴求幸福家庭
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着“返回老家”与“立足本地”的艰难抉择与双重困境，就业压力和住房压力分列两种选择的困难之首
文/齐亚强刘洁
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离乡背井、外出务工，他们苦苦寻觅的无不是生活质量的改善，最终实现更幸福的生活。由于外出务工往往伴随着长期或短期的家人分离，外来务工者的家庭幸福感尤其值得关注。
“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外来务工人员问卷)”的有关数据，可以较为具象地考察出外来务工者的家庭幸福感状况以及相应的影响因素。希望通过这些分析，呼吁社会公众更多地关心和理解外来者的生活状况，为早日实现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社会大众的普遍幸福贡献力量。
本次调查共回收北京、广东、浙江、辽宁、河南、安徽、重庆、宁夏等8省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有效问卷2198份。在调查中，92.1%的被调查者得分在6分(含6分)及以上，说明其家庭幸福感较高；其中63.9%的被调查者的得分在8分(含8分)~10分的区间内，具有很高的家庭幸福感。而得分在4分以下的被调查者仅占总样本量的1.4%。可见此次受访的外来务工人员普遍认为自己比较幸福。
外来者眼中的幸福
外来务工人员最看重的促进家庭幸福的四个因素依次为：家人健康(78.8%)、有自己的住房(71.0%)、有较高的收入(62.0%)和夫妻和谐(58.1%)；而认为最易导致家庭不幸福的四个主要问题则是：无法照顾父母(64.5%)、收入低(54.5%)、对住房不满意(43.2%)和工作压力大(41.8%)。这呈现出明显的伦理约束和成功取向。
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
职业连接幸福感。调查结果表明，在不同职业类别的外来务工人员之间，幸福感标准化得分分化比较明显。集市商贩和服务性工作人员的幸福感标准化得分最低，而除集市商贩以外的其他商业工作人员得分最高。这可能与商业活动相对于体力劳动带来的高收入有关，也是相对于集市商贩更高的职业声望、更有利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更优良的工作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得分为6.2分，这同样也应归功于他们体面的谋生方式以及较为舒适的生活。而服务性工作人员和集市商贩由于收入普遍偏低，工作环境复杂，辛苦劳累却往往得不到人们的尊重，因而幸福感标准化得分最低，分别仅有6.0分和5.9分。
收入与幸福感正相关。外来务工人员个人年收入越高，其家庭幸福感越强烈。个人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者的幸福感标准化得分为6.6分，而个人年收入低于2万元的被调查者得分仅为5.8分。这进一步确证了物质基础对于家庭幸福的重要意义。
对外来务工者来说，相对生活水平的改善比绝对收入水平更重要。认为现在的生活相对于在老家时“有很大改善”的被调查者，其幸福感标准化得分显著高于认为“变得很差”的人。
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改善相对应的是必须付出的工作时长。外来务工人员平均每周的工作总小时数达60.6小时。而且工作时长与收入也是相脱节的，二者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这些数据体现出外来务工人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希望改善生活的迫切愿望，但这种愿望的实施过程并不是没有底线的：一旦过于繁重的工作损害到被调查者的身体健康，就会与幸福感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那些认为工作对健康有很大影响的被访者幸福感标准化得分仅为5.3分，明显偏低。
社会保障作用明显。社会保障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的安居乐业具有重要意义。以住房为例，这是外来务工人员立足城市的首要条件。调查显示，仅有14.4%的被调查者住在自购房里，其余被调查者只能选择租赁(57.8%)、寄居亲友或雇主家中(5.3%)，或栖身集体宿舍和工棚(21.1%)。自购房的比例较低，这无疑是缺乏保障的直接体现，也必然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
调查显示，43.9%的外来务工人员没有与目前的工作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将引发严峻风险。值得欣慰的是，87.3%的被调查者参加了社保。其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率最高，达38.1%，其后依次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33.8%)、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25.5%)、工伤保险(24.7%)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4.5%)。各险种单独的参保率仍然偏低，反映出社会保障虽然实现了“制度的全覆盖”，但是至少对于外来务工者来说，还没有实现“人群的全覆盖”。
社会融入更重要
调查显示，由环境认同、生活方式和未来期望等指标共同构建的社会融合指标与幸福感的相关程度，远比社会保障更为密切。
社会融合的第一个层次是环境认同，即感受到自己得到了新环境的接纳，并为身处其中而欢欣满足。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人之间的心理落差反映在他们对差异的感知上。77.7%的外来务工人员坦陈，自己与本地人之间存在差异。其中最普遍的差异来自住房(39.0%)、社会保障(27.2%)、子女教育(26.1%)，以及医疗(23.9%)。
穿着差异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指标：感受到穿着差异的被调查者，其幸福感标准化得分(6.0分)显著低于缺乏这种感受的人(6.4分)。在这里，穿着已经超越了民俗和审美的层面，进而成为了一种社会经济地位的投影。富者锦衣华服，贫者衣着寒酸，符号化的标签将不平等背后的刻板印象生动鲜活地反映出来，构成了资源分配不均之外更深层的心理伤害。
社会融合的第二个层次是生活方式。61.8%的外来务工人员与配偶同住，43.3%的人带来了子女，10.0%的人把父母也接到了身边，独居者仅占28.4%，显示出他们与家人间密切的联系。
调查显示，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会选择在工作地发展多种形态的社会交往，包括之前认识的(54.7%)、在本地认识的非本地户籍的(57.4%)以及本地户籍的(50.9%)同事和朋友。其中，与在本地认识的非本地户籍的同事和朋友间的交往，对幸福感的贡献最大。这可能是相似的社会地位和境遇下产生的共鸣的结果，也与工友身份下较长的相处时间带来的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不无关系。此外，与老家的亲友间的交往大多依然存续，越常回老家的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越高。
社会融合的最后一个层次是未来期望。未来期望与工作地之间的粘连程度决定了外来务工人员对于自我和后代的最终身份定位，是进行完全彻底的社会融合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中，工作打算是未来期望分化的标志之一。
绝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对于未来的工作有着明确的定位(80.6%)，但呈现出明显的保守倾向：选择继续打工和继续创业的比例远高于改换单位和尝试创业的比例，并有一部分人准备放弃在城市的发展，转而回家务农。
让家人随迁的意愿是未来期望分化的另一个标志。47.9%的被调查者没有将家人搬到城市的打算，这与在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和窘迫的住房、收入等现状有关。不打算将家人搬来的人比将要有所行动的人拥有更高的幸福感(6.2分)，而幸福感最低的则是有志让子女也来到城市的人(5.9分)，这涉及到外来务工者子女的教育、安全等诸多问题及其带来的巨大压力。
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未来期望的分析，可以描画出一幅充满矛盾的图景：他们普遍没有短期内离开城市的打算，但也缺乏在城市改善现状的决心；无论对家庭如何重视、关心，在随迁问题上都会更具理性地对现实作一番考量。外来务工人员想要实现完全的社会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让外来者更幸福
调查发现，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着“返回老家”与“立足本地”的艰难抉择与双重困境。分别有98.4%和97.1%的被调查者坦陈了回老家和留本地所面临的困难，其中经济及就业压力(64.7%)和没有住房(61.0%)分列两种选择的困难之首。
经济及就业压力是外来务工人员在两条未来道路上所面临的共同困难，这实际上是其生计选择中两难局面的真实写照——进城务工收入远高于在家务农，加之教育、社保等资源向城市的倾斜，这是促成农民工潮的直接动力。然而，在城市立足也很难。有些压力来源于流动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如住房的重新购买、家人的妥善安排；而有些压力则受政策影响，如户口及与之挂钩的入学资格等方面的门槛设置。
高压之下，一部分人选择逃离城市，却又面临着农业技能丧失甚至土地丧失等更严峻的问题。因此，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家庭幸福感刻不容缓，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首先，对于有意愿继续在城市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应在政策层面扫除其融入城市的障碍，让他们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生存与发展权利。打破户籍壁垒是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幸福感的必然要求。同时，应出台更细致、更具针对性和倾斜性的政策以体现对这一群体的关怀，如完善保障房的建设与分配政策、加强对农民创业的资金及技术支持、为流动人口提供医疗救助以降低其疾病风险等。
其次，外来务工人员在农村老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权益，同样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保护。土地是农民的根，外出务工意味着生产方式的转变，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很常见。土地互换、出租、入股或者以土地换取住房和社保，各地进行过很多试点，但如何探究出更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流转形式并加以引导规范，仍是当下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拆迁是另一个敏感话题，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如何合理有序地完成好居住地的重新规划并严格控制其实施过程，同样关系到千万外来务工人员的切身利益。
最后，加强对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的关爱、组织对返乡人员农业技能的培训等，都将成为提高务工人员幸福感的有效途径。□(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八大因素提升幸福体验
收入、教育、与周围家庭的对比、沟通与交流、“性”福、卫生保健、人际关系、安全感，共同构成了家庭幸福感的八大关键性因素
文/陆杰华王笑非
幸福，是人们亘古不变的追求。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个体生存的最重要的初级群体，家庭幸福关乎社会和谐，人民幸福是实现“中国梦”本质内涵的重要内容。
当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凸显，家庭幸福感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需要冷静下来问问自己：我今天幸福吗？哪些因素与家庭幸福感密切相关？是金钱，是人际交往？是健康，是学历？通过“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的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决定家庭幸福感的八个关键性因素日益清晰。
收入——显著影响幸福感
经济水平作为衡量人们满足自身物质需求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成为了决定人们家庭幸福感的主要因素。调查数据显示，收入与家庭幸福感仍然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调查结果发现，较高收入者比较低收入者家庭幸福感得分高出1.15分，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打工者比年收入2万元以下的打工者家庭幸福感得分高出0.78分，可见不同收入者家庭幸福感得分差异明显。
一个人的经济实力是其生存的基本因素，收入决定了其消费水平和购买能力，以及满足自身欲望的能力。更高的收入可以使人们有效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风险，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获得满足，因而幸福感得分更高。
教育——青年逆袭的武器
教育是人们打破自身社会阶层束缚，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阶梯，受教育程度越高者，人力资本越多，其收入和职业声望也相应越高，因而有着越多的幸福体验。
调查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幸福感得分基本呈现正相关关系。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者比拥有初中和小学学历者家庭幸福感得分高出0.33分和0.45分；在外出务工者群体中，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其家庭幸福感得分比只拥有小学学历者高出0.5分。
教育程度虽然不如收入和住房等显性因素对家庭幸福感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拥有更良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自助的工具，他们更容易走出生活的困境，作出正确的决断，继而影响其对于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主观评价。
在知识经济时代，教育是促使人们获得人力资本进行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当今社会，一些行业需要从业者受过完整而系统的训练。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在获得更多的知识资本与技能的同时成为了全社会的“高精尖”人才，这增加了其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力，同样也为其带来了较高的报酬与职业声望。
虽然教育公平屡遭诟病，但至少在现阶段，教育仍是青年人改变社会出身，谋求社会地位升迁，实现“命运逆转”的最有力工具。
对比——幸福可以传递
幸福是一种可以在人群之中传播的“正能量”。周围幸福人群比例越多，人越会被正面的快乐情绪感染，因而幸福感更强烈。
本次调查发现，认为周围幸福家庭比例高的人，其自身家庭幸福感得分也越高。调查数据显示，认为周围幸福家庭占绝大多数的人比认为周围幸福家庭只占极少数或者少数的人，幸福感得分分别高出2.15分和1.42分。在外出务工者群体中，认为周围幸福家庭占大多数的人，比认为周围幸福家庭只占极少数或者少数的人，幸福感得分分别高出1.61分和1.25分。
一个人的快乐两个人分享，就变成了两份快乐。在群体中，不论是正面情绪抑或负面情绪，都会在不同个体间传播的过程中得到强化。乐观、积极而健康的正面情绪可以在人际交往中迅速传播，使每个人获取一种向上的力量。如果一个群体中持有抱怨、无助、消极避世等态度的人居多，不良的负面情绪同样会在群体中蔓延开来，犹如阴霾般遮蔽了人们的心灵，使情绪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由此说来，作为一种“正能量”，家庭幸福感这种积极的力量可以涤荡人们的心境，驱走阴霾，为心灵照进一米阳光。
沟通与交流——
开启家庭幸福之门
在现代社会，人际沟通能力强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更有机会获得成功，完成自我实现从而有着较高的幸福体验。
如马克思所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人际沟通能力正是编织社会关系网的工具。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对于被访者的人际沟通能力进行了测量，发现人际沟通能力越高者，家庭幸福感得分越高。
人际沟通能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个体领悟他人的能力，二是如何使对方理解自己。在现代生活中，个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总是要与他人建立一定的人际关系。当人们深处逆境时，向朋友倾诉遇到的困境，寻求走出人生低谷的方法，得到心灵上的慰藉，情感上的支持，这无不要求他们拥有良好的沟通技能。
良好的人际沟通技能还有助于人们结交更多的社会关系，在这个“人脉就是生产力”的时代中，这有助于人们寻找到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获得升迁，提高生活满意度从而有着更高的幸福感体验。
“性”福——婚姻家庭的纽带
性生活作为人类的基本需求，是和谐婚姻关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对性生活满意度越高者，家庭幸福感体验越高。调查发现，家庭幸福感得分和性生活满意度呈现明显正相关关系：性生活满意度越高者，家庭幸福感得分越高。
随着社会的进步，过去那种“谈性色变”的禁锢早已被打破。在以双方感情作为基础的婚姻关系中，性生活关乎的不仅仅是后代的繁衍，融洽的性生活更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夫妻双方从身心投入到共同达到性高潮，其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双方的感情得到了升华，从而拥有了更高的幸福体验。性的满足是维持婚姻关系的重要纽带，更是破解家庭幸福魔方的密码。
卫生保健——为家庭幸福护航
卫生保健服务的提供对个体的健康状况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与个体家庭幸福感得分密切相关。调查发现，对卫生保健服务满意程度和家庭幸福感得分大致呈现正相关关系：对卫生保健服务满意程度越高者，其家庭幸福感得分越高。
被调查者中对卫生保健服务很满意者较之很不满意者幸福感得分高出0.88分，外出务工者群体中对卫生保健服务很满意者较之很不满意者幸福感得分高出1.1分。
现代社会，健康的定义已经超越了“无病即健康”的传统观点，它还指心灵上和精神上一种完满的生存状态。健康的人不仅需要强健的体魄，同样需要拥有积极阳光的心态，从而与周围的生存环境保持和谐。
没有疾病、健康的躯体是能够进行社交的基本因素，良好而健全的心态也可以使个体获得更多的幸福体验。因此，卫生保健服务的覆盖面越广，服务质量越高，对个体健康状况的积极影响就越大。
人际关系——拉近心灵的距离
人际关系可以为人们提供各种社会支持，对人际关系满意度越高者，其能从人际关系中获取的积极因素越多，因而幸福感越强烈。
本次调查考察了人们对周围人际关系的满意程度，发现人际关系满意程度与家庭幸福感呈现十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被调查者对人际关系很满意者其家庭幸福感得分比认为人际关系一般和不满意者得分分别高出0.98分和1.46分。在外出务工者群体中，对人际关系很满意者其家庭幸福感得分较之认为人际关系一般和不满意者分别高出0.63分和1.23分。
人际关系主要指人们与家人、朋友和同事等在交往过程中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其基础是个体之间相互的情感互动，“情感体验”是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际关系持负面情绪者更多地对周围人产生排斥情绪，个体容易产生孤独的情绪，感到被群体所孤立，因此幸福感体验低。
相比之下，对人际关系满意的人会更多地和周围人保持良性互动，心灵距离的拉近有助于个体与他人形成良性互动，在社交中得到情感方面(被关怀和爱)的满足，从而幸福感体验更高。
“安全感”——
家庭幸福的基本需求
人们对于安全的需求是除了生理需求之外的第二种基本需求。调查发现，个体对安全感的感知程度和家庭幸福感呈现明显正相关关系。
在流动性极大且充满着异质性的社会中，人际关系也愈加呈现工具化和表面化的倾向，不确定而多变的人际关系更会触动人们寻找安全感的神经。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极大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也同样孕育着不可预知的风险。科学技术的兴盛解决了许久以来人类面临的贫穷和饥荒，医疗水平的提高大大延长了人类平均预期寿命。但食品安全问题、空气污染问题、网络安全问题又成为困扰人们生存的新障碍。
只有最大化地规避风险，让自己在充满着不确定性的生活世界中获得“安全感”，满足最基本需要，人们才会对自身生存状况和周围环境产生正面而积极的评价，拥有更高的家庭幸福感。
纵观这八大因素对于家庭幸福感的关键性作用可以发现，家庭幸福感是一种多层次、多内涵的综合判断，既受到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实现的影响，也与收入、受教育程度及相应的社会经济地位密不可分，同样与人际交往能力、社会资本等“软实力”相关。
为了实现家庭幸福感体验的最大化，需要加强对于社会公正的关注，让公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继续完善公共卫生服务，提高各群体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建立弱势群体的经济和社会支持网络，帮助其抵御潜在的风险，强化其安全感和社会归属感，让家庭幸福感的“正能量”在人际群体中不断传递。□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外来人口住房困局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二、三线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应全力避免特大城市今天所遇到的问题
文/王广州王军
城市外来者市民化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弄清外来人口在城市中是否有长期定居的意愿。只有对他们的居留意愿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对居留人群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需求规模进行估计，才能为政府做好相应公共服务规划提供决策支持。
观察“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外来务工人员独立问卷的调查数据，特别是在对北京、深圳两地外来务工人员的居留意愿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住房”是决定他们“去”与“留”的核心要素之一。
房子决定“去”与“留”
调查数据显示，约有一半的外来人口明确表示计划长期居留目前所在城市。其中，北京外来人口计划长期居留北京的比例为50.93%，将来打算离开的比例为28.78%，另外还有20.29%的外来人口还没想好或认为去留无所谓；深圳的这三个数据分别为48.29%、19.11%和32.60%。
一个数据引人关注——北京和深圳分别有53.51%和65.19%的外来人口表示，居留目前居留城市存在较大的住房压力。
进一步分析，拥有自有产权住房外来人口的居留意愿要显著高于没有自有产权住房的外来人口。其中，北京拥有自有产权住房外来人口计划长期居留北京的比例高达80%，显著高于没有自有产权住房的外来人口(48.31%)；在深圳这一比例为67.44%，也明显高于没有自有产权住房的外来人口(46.48%)。
家人已全部搬来及有家人搬迁计划的外来人口居留比例要显著高于没有家人搬迁计划的外来人口。其中，北京有家人搬迁计划的外来人口计划长期居留比例高达82%，家人已全部搬来的外来人口计划长期居留比例为66.67%，均显著高于没有家人搬迁计划的外来人口(27.49%)；在深圳，这两个比例分别为63.44%和58.54%，也明显高于没有家人搬迁计划的外来人口(32.16%)。
住房需求巨大：北京需要4000万㎡房？
如果以明确表示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比例为估计下限，将计划长期居留人口比例与“没有想好”和“无所谓去留”外来人口比例之和为估计上限，对北京和深圳长期居留外来人口规模进行估计，目前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的外来人口规模为394万～551万人，深圳为486万～815万人。
外来人口要真正融入城市，首先要有稳定的住所。从长期来看，购买自有产权住房或者租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公租房等，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外来人口居住的稳定性，从而促使其能真正融入当地城市。而调查显示，目前北京的外来人口以租赁租房居住为主，比例为53.94%，自己购买住房的比例仅为8.30%；深圳市的这两个比例分别为61.17%和8.65%。
以北京市和深圳市计划长期居留人口规模为基础，假设计划长期居留目前城市的外来人口将来都要购买自有产权住房，并假设人均居住面积最小为8平方米，以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拥有自有产权住房比例、在目前城市共同居住家庭人口数、家庭总人口数等为基本参数，可以对未来长期居留人口住房需求情况进行估计。
结果显示，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非常惊人。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未来住房需求套数在167万～233万套之间，深圳市的这一数值在195万～327万套之间。
若以现有共同居住家庭人口为基础来估计，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目前住房需求”面积在3153万～4399万平方米之间，深圳的这一数值3884万～6514万平方米之间；若以计划长期居留的外来人口实现家庭团聚为基础来估计，北京市计划长期居留外来人口的“未来住房需求”面积在5758万~8034万平方米之间，深圳的这一数值在7332万~12295万平方米之间。
让外来者安居乐业
北京和深圳两地外来人口如此强烈的住房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目前北、上、广、深等特大型城市房价飙升、楼盘供不应求等疯狂状态的原因。同时，如此巨大的住房需求也对这些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这即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一个决策背景。
作为国家首都和经济特区，北京和深圳遇到的外来人口规模过大、增长速度过快、人口对资源和环境压力过大，以及政府公共服务未能充分满足外来人口公共服务需求等问题，在全国具有典型性。同时，北京和深圳也具有启发性。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二、三线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应全力避免这些特大城市今天所遇到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调节好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关口。要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必须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解决好外来人口的住房问题，做到安居乐业。
具体而言，一方面应大规模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等建设，解决好低收入外来人口住房困难问题。另一方面，要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等普通商品房供应，规范发展住房市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满足不同层次外来人口的住房需求。□(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就业与保障攸关家庭幸福
“就业”和“社会保障”，因其“保障性”特质，为每个家庭提供稳定、持续的安全感
文/刘精明闫伯汉朱美静
“2013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显示，在事关家庭幸福感的若干关键性要素中，“就业”和“社会保障”是除健康因素外最突出的两个关键词。它们不仅连接着家庭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经济支撑，更以其“保障性”特质，为每个家庭提供稳定、持续的安全感。而就业与社保，也正是各级政府社会政策“托底”的核心内容。了解中国家庭这两方面的真实需求，有利于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完善。
不同职业幸福感迥然不同
有无工作意味着有无基本的经济保障，这是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因素之一。调查显示，没有工作的群体家庭幸福感最低，无工作压力的退休人员和在校学生幸福感最高；而不同的职业类型因其连带的收入、声望、压力等，也影响着不同群体的家庭幸福感体验。
处于工作年龄而无工作的下岗、失业、待业人员的家庭幸福感得分最低，仅为5.91分。无工作压力群体(离退休人员和在校学生)因其职场压力小而家庭幸福感得分最高，分别为6.51分和6.35分。
从职业性质来看，幸福感得分从高到低依次是体制内人员(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体制外人员(外企、私企、个体工商户)、农民、外来务工者，分别为6.32分、6.20分、6.13分、6.09分。
具体到外来务工人员，不同职业类型群体的家庭幸福感存在明显差异。集市商贩、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建筑、运输工人的家庭幸福感得分较低，分别为5.93分、5.97分和6.07分；商业工作人员和专业技术、办事人员的得分相对较高，分别为6.30分和6.15分。这说明不同的工作环境、付出和回报，必然影响到幸福感体验。
工作稳定性与幸福感也直接相关。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更是如此。调查发现，仅有56.1%外来务工人员与目前工作单位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可见相当一部分外来务工人员还缺乏工作的稳定性、正规性。而这种差异在幸福感上有明显表现，与目前工作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人幸福感得分更高，为6.15分；而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人幸福感得分低，为6.04分。
社保需要一体化
目前，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面向全体公民的，但它却与户籍制度相连结，形成了城乡二元区隔。这种差异也反映在不同群体的家庭幸福感评价上。
在社会保险方面，87.4%的外来务工人员参加了至少一项社会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通过对比家庭幸福感评价得分可以发现，至少参加一项社会保险的群体幸福感得分较高，约为6.12分，而没有参加社会保险的群体则幸福感得分较低，仅为5.87分。
住房保障是另一个影响家庭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有住房”分别以15.8%的被选率和18.9%的被选率，分列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幸福感决定因素的第四名和第二名。“住房不满意”也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不幸福因素，在本地居民中被选率为10.8%，排名第五；在外来务工人员中被选率为12.5%，排名第三。
此外，外来务工人员在社会保障方面与本地居民还存在较大差异。在外来务工人员问卷中，被问及“哪些方面仍与本地居民存在差异”时，“社会保障差异”以14.0%的被选率排名第二；而在被问到“留在打工地的主要困难”时，“没有社保”也以14.7%的被选率排名第三。
政府治理的重要环节
政府对于就业负有宏观调控的职责，社会保障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要提高家庭幸福感，需要强化这两方面的政府职能。
首先，要大力促进就业、规范就业，拓展就业渠道，提供就业、再就业服务，开展技能和创业培训，提供切实有效的失业保障。关注“零就业”家庭、残疾人、低保户、破产企业下岗职工、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受灾居民、失地农民等群体。完善促进就业的法律法规，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制保障。同时，发挥监督机制，协调统一劳动监查、财政、工商、城管等部门对雇佣机构进行监督，为从业者提供方便可靠的维权渠道。
其次，切实提高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保参保率。打破户籍制度对社会保险的区隔，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保权利。加强管理监督，保证企业为外来务工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保宣传，提高他们对社会保险的认识、参保热情和权利意识。强化社保跨区域转移接续政策的执行，加强社保信息网络建设，实现全国电子社保信息联网；推进社保资金的区域转移，保障社保资金可以随社保信息的变更而在区域间安全、合理地实现转移。
最后，加强住房保障建设。在保障本地居民基本住房需求的同时，加强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保障。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廉租房等基本的住房保障，使低收入群体的基本住房需求能在城市中得到满足。同时，在政府保障资金有限提供廉租房确有困难的情况下，也可通过对企业的资助或奖励，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集体宿舍条件，间接地对这一群体提供住房保障。□(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本文来源: 中小企业局

15.01.2014 16:28

关于开展股权融资实操策略公益培训的通知

各中小微企业：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股权结构并持成都中小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