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吴建民:被“鸽派”标签

19.06.2016  13:48
6月18日凌晨,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在武汉车祸去世。 - News.Sina.com.Cn
对于“鸽派”的标签,吴建民并不认同。 - News.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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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8日凌晨,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在武汉遭遇车祸去世。

  随后该消息在网络以及朋友圈传播开来。曾与吴建民有过不同交集的媒体记者、政府官员撰文回忆,并表示惋惜。

  2008年,吴建民卸任干了5年的外交学院院长,开始了退休生活。

  相较于此前的外交官生涯,退休后的吴建民仍保持着正常的工作状态,基本上每天早上8点半准时到办公室,中午休息吃个午饭,下午5点下班。

  在受邀的各种公共场合下,仍解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谈中国当下需要警惕的各种情绪。

6月18日凌晨,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在武汉车祸去世。 与世界对话

   与世界对话

  退休后,吴建民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解读中国,力图让世界了解中国。

  他喜欢用引用中国历史来解读“对话”的重要性。在外交学院期间,他一直推动的一门学问就是“沟通学”。在他看来,外交“根本不过是如何与人沟通,如何多争取朋友和谅解而已”。

  他认为,大航海把世界连在一起。因为不同地区文明开始对话,人类的进步大大加快。但中国两千年只看内不看外的惯性。这种惯性思维很危险,人们在做的时候不问为什么。

  1965年,已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6年的吴建民,调入外交部翻译室,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此后,吴建民置身外交圈半世纪。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之后他先后担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以及中国驻荷兰、中国驻法国大使。2003年卸任中国驻法大使后,吴建民历任中国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等职。

  “人到了一定年纪,喜欢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道路,有时候发现之前对自己并不是很了解。”他说。

  吴建民的父亲是民国政府外交部的雇员,给中国公使开车。上世纪30年代初被派到中国驻葡萄牙使馆。虽然只在里斯本待了两年,但在那个年代,毕竟是出过国,见过世面,也学会了几句洋文。老爷子给自己第一个儿子(吴建民的大哥),起了个“卡尔”(即“car”,英语轿车之意)的小名。1939年,吴建民在重庆出生后,大哥升格为“大卡”,他被唤作“二卡”。

  吴建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普通人家,受过的教育不多,说话处事却很通情达理。吴建民从小就敬佩母亲,在心里就觉得她有威信,母亲也无意间给了他最朴素的外交启蒙——讲道理可以说服人,可以平息事端;平日积淀的良好关系,会在解决突发争议时让人受益匪浅。

  退休后,吴建民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解读中国,力图让世界了解中国。

硬软之争

   硬软之争

  2013年,在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的“生日会”,收到一份“特殊礼物”钙片,意思是外交部在有些问题上表态太“”。

  吴建民生前,曾不止一次与中国“鹰派”人物就此有过论战。

  最近一次发生在今年3月。在一次外交学院的内部师生讲话中,吴建民谈到他不同意《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对于世界局势的判断,直言反驳:“他(胡锡进)一上来把这个世界讲得一塌糊涂。我说你们的眼睛里没有全局,世界大势你看不到,抓不住主流。

  这在鹰派眼里,吴建民秉持的是“非常软弱”的外交主张。

  随后,胡锡进以公开信的方式回应吴建民,称“吴建民是典型鸽派”——吴大使代表了少数中国旧外交官的思维方式:只有他们懂外交,而且应当由他们完全主导外交,媒体插嘴完全是添乱,是民族主义的祸源。

  这并非被标签为“鸽派”的吴建民第一次卷入论战。

  此前在2014年,有媒体请他和中国军方学者罗援上一档节目,辩论“当下中国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在节目中,罗援提出,如今中国所面临的遏制与战争形势仍存在。吴建民再次指出,罗援犯了时代性的错误。这档节目在网上反响很大,被称为“鸽派”和“鹰派”的公开论战。网友的意见泾渭分明,互相指责。

  对于种种看法,吴建民并不很在意。“一点也不发愁,因为我相信真理。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还有人相信这个,那是思想落后于时代。

  吴建民在多次场合中,提到“时代主题的变化,是世界上最大的变化。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你看看《中国不高兴》那本书,能交到朋友吗?在全世界去找敌人,树敌。“持剑经商”,那不是跟鸦片战争一样吗?我们现在都21世纪了,还用19世纪英国鸦片战争的做法,这不愚蠢吗?”

  “现在很多人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总想着打一仗——美国打不过,菲律宾可以打啊?完全搞错了时代。

  在去年3月在国防大学的演讲中,吴建民曾毫不客气指出,“经常嫌外交软的就是军方”。

  针对嘲讽外交官太软的人,吴建民发表意见:“第一,外交大权归中央,外交部不擅权。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没有一件是外交部自作主张。第二,中国想大发展必须有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三,外交硬很容易,软很难,难在讲的道理要能站住脚,能让人信服。有时候需要一些妥协才能赢得人心。

  得知吴建民去世消息后,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接受媒体时透露,他曾和吴建民交换过意见并一致认为,在中国干部当中,没有“鸽派”和“鹰派”的区别,对这种分法他们也不赞成。因工作位置不同,因此说话各有侧重。我们只有正确的“”没有“鸽派”和“鹰派”。

  吴建民在其2015年著的《吴建民谈外交》一书中就回应指出,“”和“”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吴建民不点名的谈到,近几十年来,少数大国的“”外交 带来了很多麻烦,最终也不得不回到“”“”结合的立场上。中国外交采取理性、谦虚、自信、包容的态度,目的是为了给国家的发展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人家表扬你,不要忘乎所以,人家批评你,你不要过分介意,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国。这就是理性。不要听到人家的批评脚就跳起来,有一些是恶意的,要以语言回 敬;有些东西是不了解造成的,要去解释。”在一次公开报道中,吴建民如此道。

对于“鸽派”的标签,吴建民并不认同。 爱祖国也爱人类

   爱祖国也爱人类

  近些年来,中国崛起的势头增强。在谈起南海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时候,民众大多都会带有一些民族情绪。

  在退休后的日子里,吴建民多次在场合谈及该话题。

  在一次采访中,吴建民直指要害。“以实力说话,你现在有多少实力?不要把自己估价太高。

  他分析,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自然灾害不断,中国人应对灾难的能力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少有的。中国不怕大灾大 难,怕的是头脑发昏,忘乎所以。

  “中国历史上摔大跟头,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都是头脑发昏。历史上看起来非常豪迈的口号,给中国人带来多大的祸害。“文化大革命”时中国成为世界革命中心, 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的司令。讲得很开心,结果是怎么样?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人吃了多大的苦头?!现在我们好了一点,更不能头脑发昏。”对此,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吴建民深有感触。

  1979到1984年,吴建民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回国,先在干校劳动,之后在外交学会欧洲处任职,这段时期,被吴建民形容为“人生的低谷”,他曾回忆“那时候我40-45岁,精力正好的时候。但是,这时期我却没有做很多事情,在外交学会一年只用接待几个代表团。

  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吴建民非常警惕。

  在今年6月6日的“2016中美大学智库论坛”上,吴建民指出,中美两国是世界秩序两大支柱,中美之间的分歧原因多种多样,推动中美关系发展要聚焦合作、管控分歧并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

  他进一步分析,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中国也很危险,民族主义往往打出“爱国”的旗号,“爱国”无罪。而民粹主义则装扮出“为民请命”的样子,二者均有很大的欺骗性。其实,民粹主义的本质是反对改革,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反对开放。尤其是后者,历来都是批判的。

  吴建民说,爱国主义应该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爱祖国也爱人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头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占据了人类的道义制高点。一个国家的利益不是人类的道义制高点,全人类的利益才是道义制高点。

  在吴建民最新完成的一部《如何做大国: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著作里,他写道,狭隘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反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破坏今天中国与世界合作的良好局面,把中国拉向倒退,拉向封闭,拉向落后。中国要进一步发展,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

  ( 新浪《新闻极客》 王辉 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