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外交信使忆苏联：始终没有北京兴旺

　　 编者按： 本文为我国前外交信使刘治琳根据积累10多年的资料而写成的、回忆苏联解体前后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刘治琳通过对莫斯科人部分生活细节的详尽描述，给我们展现了特殊历史时空的生动影像。

　　 一进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机场服务态度普遍差

　　从1988至1998年，我作为外交信使10次出差莫斯科，亲眼目睹了莫斯科的十年变迁。 1988年10月13日，我首次以外交信使身份造访莫斯科。班机于上午9点从北京起飞，中午12点抵达。北京与莫斯科相距6400公里，在空中飞行8个多小时。莫斯科比北京晚5小时。班机降落时，机场温度为5摄氏度，天气晴朗，略感寒意。

　　莫斯科机场工作效率低，入处境手续费时。我50多次进出莫斯科。在我造访过的112个国家中，莫斯科机场的入出境手续最烦琐费时。外交官通道形同虚设，毫无礼遇可言。机场边防工作人员接过护照，反复审视护照上的照片和持照人的脸，而且用俄语提问，让你朗读自己的姓名，而据说他们本人又不懂英语。这种做法给来访者在进入苏联国门时的第一印象是粗鲁无礼或不够友善。边防人员故意磨蹭，拖延时间，一个人要用数分钟甚至10多分钟才能办完入境手续。

　　而莫斯科机场的出境手续似乎更加烦琐。边防看护照、登机牌，反复核对姓名，安检处又有人检查，登机口有航空公司代理查验登机牌。此外，在班机机舱门口附件又站立着两位边防军人核对登机牌，后来不再检查登机牌了，但是两只眼睛扫视每一位登机客。边防、安检、查验登机牌三道关口已经过了还要核对什么？凡是经历过莫斯科机场出入境手续的人无不对上述做法产生疑问。20世纪80年代，我在瑞典工作期间，有一次数位外国驻瑞典大使谈起了此事，个个摇头，都认为这种做法不可思议。在场的英国大使气愤地说，莫斯科机场边防对外国使节更加无礼。

　　从20世纪80年代，一批西方国家就简化了出入境手续。从80年代初，瑞典斯德哥尔摩阿兰德国际机场就不再查验出境人员的护照，仅看登机牌。为了确保飞机和乘客的安全，机场加强了安全检查。瑞士、芬兰、挪威、丹麦等国也都先后采用了和瑞典类似的作法。美国则由有关航空公司在办理登机手续时，代收出境卡。出境人不再经过移民局和海关。苏联的入出境手续仍然停留在落后国家的行列里。入出境手续如此烦琐费时怎么能够搞对外开放和开展旅游业？

　　莫斯科机场不仅入出境手续烦琐费时而且旅客的行李搬运速度十分缓慢。我几乎每次从北京到莫斯科机场，都要等候1个多小时才能取到行李。这在世界知名的大城市的机场之中也是少有的。1988年10月13日，等候1个多小时才拿到行李箱。1989年8月31日，等候1小时45分钟，行李转盘才开始启动。乘客和接送人员议论纷纷。有人说，机场搬运工人消极怠工；有人揣测说，行李卸下后，要用警犬嗅一遍才放行；有人说，搬运工人要东西，国航代理没有给，故意刁难；还有人说，可能是飞机抵达后正赶上工人换班。大家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使馆一位搞迎送的同志说：“在国内，我以为我们的办事效率就够低了。可是，没想到，这里的办事效率比我们还低。急不得，耐着性子等着吧！”我的总印象是莫斯科机场的工作效率还不如多数非洲国家。进入欧美发达国家机场，办事效率高，服务态度好，一般10多分钟，最多半个小时就能拿到行李。一进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服务态度普遍差，与欧美国家无法相比，这究竟是为什么？

　　 苏联搞了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连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都没有解决

　　俄罗斯是一个十分好酒的民族，喝醉了打老婆也是俄罗斯男人的传统。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附近有一个小酒馆，我发现，每天都有数位已经喝得满身酒气的中老年人手里提着酒瓶，在酒馆外面转悠。苏联人酗酒的结果导致许多婚姻和家庭破裂。

　　 1988年10月，莫斯科市场供应全面紧张，物资极度匮乏。“莫斯科商场”、“古姆商场”、“促姆商场”、“儿童世界”和加里宁大街礼品店等大商场里都挤满了人，多数中小型商店里的货架子空空如也。 购买任何东西都要排队：排队看货，排队交款，排队取货。在大街上买“马老鼠”也排队，买比芝麻粒稍大一点的葵花子排队，买酒排队，退空酒瓶也排队。有人说，排队已经成为苏联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排队都已经进入苏联人的基因里。

　　商店里出售的服装面孔陈旧，款式单调。裙子的式样和面料都比较少。从罗马尼亚或波兰进口的新款式一到，女士们就排队抢购。可见女人就是爱美，女人也是美的化身。俄罗斯也是一个出美女的民族。莫斯科的妇女们大多身穿貂皮大衣或毛料大衣，高腰皮靴，真皮帽子和宽厚的围巾，都是御寒保暖的“重型装备”。而轻软美丽的羽绒服尚属人们正在追求的时髦装。莫斯科人的穿戴总体水平比较高，只是花色款式陈旧单调。

　　商品标价不高，自行车50—100卢布一辆，摩托车1000卢布一辆。但是，只有样品，无货可售。苏联的洋娃娃造型独特，形象逼真，人见人爱，约2尺高的大号娃娃售18卢布，中号娃娃11卢布，小号娃娃5—7卢布。当时黑市上的比价是1美元=6.3卢布。但经常脱销。 货一到，人们马上排队抢购一空。人们不像是在买东西，更像是在抢东西。

　　副食和蔬菜水果供应更加紧张。副食商店里的货架子基本上也是空空的。卖水果或蔬菜的车辆在路边一停，购买者蜂拥而至，排成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长的大队，只好限量出售。莫斯科人长期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几乎个个面色苍白。中国大使馆附近的一家副食店里摆放的胡罗卜干巴巴，黑乎乎；圆白菜又黄又烂；葱头、土豆个儿既小又脏。商店里摆放着用整个西红柿做成的罐头，这也是苏联的特产。莫斯科人主要靠这种罐头、葱头、酸黄瓜等度过漫长的严冬。他们的主食有面包、黄油、奶酪和土豆。所以，这些高脂肪高淀粉的食物使许多苏联老大嫂胖得像水桶，而 北京人冬天经常吃的新鲜扁豆、菠菜、芹菜、小黄瓜、西红柿和小油菜等鲜嫩的蔬菜对绝大多数莫斯科人而言简直就是渴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

　　苏联国内市场供求关系已经严重失衡，日用百货和日用工业品的货源严重不足。1988年苏联政府投放社会40亿卢布，而市场上平均每个卢布仅有17戈比的货物。人民手中有钱，买不到东西，怎么能不形成抢购呢？商店里人比货多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于改变。

　　 1989年9月莫斯科的市场情况比1988年更糟，物资更加贫乏，几乎什么都缺，排队更长。 除了“古姆”和“促姆”等大商场之外，在列宁山附近的一块约2万平方米空地上，用木版修建起来一家“雅尔马克”星期天自由市场，店内的多数摊位是国营的，少数是个体户。有趣的是，顾客要排队等候进入商店，服务员把守大门，出来一批顾客，再放进一批。在出售皮鞋的摊位前挤满了顾客，根本看不见柜台上卖什么样儿的鞋。由于美元与卢布的黑市比价进一步跌落，有些商品的价格比1988年还便宜。一双盖皮鞋14卢布，皮靴26卢布。男鞋和男靴的价格高于30卢布的很少。所以，各种鞋子供不应求。纯棉花布裙，既可以作睡衣，也可以做室内裙，每件仅售4—5个卢布，约合50美分。

　　 1989年，在莫斯科的市场上，人们普遍喜欢的苏联传统商品不锈钢锅、平底煎锅、高压锅、搪瓷锅和手提吸尘器等已经不见了踪影。 据说，不锈钢锅和高压锅是用制造飞机大炮的下脚料制作的，特别结实。搪瓷锅的钢胎搪瓷十分厚实耐久，不怕火烧，搪瓷也不炸不裂，特别适合炖肉，放入盐、酱油和醋之后不怕腐蚀，不生锈。肉菜可以放在锅里过夜，吃时再加热。而铁锅和铝锅都不具备这个优点。尤其是铝锅不适合炖肉炒菜。据说，它产生的醋酸铝对人体有害。煎锅的底胎是加厚的，把锅烧热了，把火烧或大饼放进去，盖好了盖，关掉火，一会儿就热透了。

　　 专门销售厨具的“一千件”商店被顾客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不是到商店购物而是到商店里寻找物品。人们对市场已经失去信心，购物心态也已经失衡，碰到什么就买什么，根本不考虑是否急用。 据苏联媒体透露，有一位苏联老大妈，上街见到东西就买，结果家里推满了东西，仅洗衣粉和卫生纸，她几十年都用不完。

　　有一次我发现，加里宁商场化妆品柜台前排起了长龙，热闹非凡。我好奇地挤到前面一看，原来正在出售进口的化装盒，售价由几十到100卢布之间。有的妇女一买就是好几盒。这种玩意儿在纽约仅售2—3个美元。 由于长期宣传教育，要求人们过艰苦朴素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此类化妆品长期被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东西，既不研究，也不生产，搞得人们生活单调枯燥，日久生厌，甚至出现逆反心理。 穿喇叭口或紧腿裤或想穿新潮服装被称为资产阶级奇装异服；想吃好东西改善生活被说成追求资产阶级享乐；想烫发打扮美化自己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人类生活历来是丰富多彩的，爱美和美化自己是人类的天性，把这样一个属于人类天性的问题打上资产阶级烙印等于宣布苏联共产党不需要美，等于政治自杀。不要小看这些所谓小事，许多小事加起来就可能变成大事。老百姓往往从他们身边的日常生活小事看到一种体制的本质。

　　 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在莫斯科大学教书的英国教授，我问他：市场上的俄罗斯产品为什么这么少？他回答说：你问得好。我也向学校的苏联教授们提过同样的问题。他们回答说，工厂里的工人们都忙着闹革命，经常开会讨论，搞生产的时间少了。 而相比之下，欧美工业发达国家普遍商品丰富，市场繁荣，与苏联市场相成强烈对比。南斯拉夫、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人已经开始闹了，不久东欧就发生了剧变。历史已经揭示，凡是阻挡生产力发展的任何体制和做法，迟早要被适宜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无情地取代，从古到今莫不如此。因为只有先进的生产力才是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动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一切革命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千方百计地解放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改善和丰富人民生活。衡量一个政党或政府是不是先进的，最重要的是看其奉行的政策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否提高综合国力，能否大大改善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关于“三个有利于”的光辉思想。他还明确地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都是些常识性的东西，谁愿意抛头颅撒热血是为了过穷日子？ 苏联搞了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结果连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小百货的生产供应都没有解决 ，苏联人民还能再甘心情愿地撑多久？

　　 苏联解体后，商品进口物价上扬，多数莫斯科人吃饱肚子不成问题

　　 1995年3月23日，我第六次来到莫斯科。第二天我们到“促姆商场”作了一次蜻蜓点水式的漫游，发现该商场比起两年前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多数柜台已经出租，国营部分所剩无几。商品丰富了，货架子不再空空如也。 商品价格大幅上扬，一般比两年前提高了5—10倍。原来一个电动刮胡刀2美元左右，现在10美元以上；原来一件纯棉花布连衣裙仅1美元，如今都在5—10美元之间；原来一个冰激凌几十卢布，今天已经涨到800—10000卢布。两年前一件貂皮大衣标价400—500美元，今天都在2000美元以上。总之，物价普遍上扬。有相当一部分涨价是正常的，因为以前的价格忒低了。两年前那种排队抢购的场面不见了。顾客明显减少，据说，能够买得起的人越来越少了。

　　 令人吃惊的是货架上摆放的商品，食品、服装、家电、日用百货等有一多半是从西方国家进口的 ，俄罗斯的国货比例大减。“促姆商场”附近有几家商店里的服装和食品用美元标价，收美元。位于中国大使馆附近居民区的小商店里竟然也有60—70%的商品是进口的。从中国大使馆到“立陶宛商场”的路上，可见三四年前关门的小商店又重新开业了。看起来，这些商店都已经出租给了个人。这些店里俄罗斯的产品比例高一些。而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冰激凌也是进口的或合资生产的，上面写着英文字或德文。

　　副食店里的商品也丰富起来了。货架子上面摆满了各种食品。香肠之类的肉制品价格较高，一般5—10美元1公斤。路边店出售烟酒、饮料和小食品，自然都少不了万宝路香烟和可口可乐。此外，还有德国、美国和芬兰酿造的伏特加。万宝路每条售价在38000、40000到45000卢布之间。大使馆附近有一家面包店，刚一走到附近就闻到一股香喷喷的气味。里面有一种俄罗斯特产——像小孩枕头一般大小的酸面包，我国东北人称其为“大列巴”，重约1公斤，每个1000卢布，约合1.8元人民币。面包的价格仍然比北京便宜。

　　大商场门外也出现了个体游商，他们出售的水果和新鲜蔬菜几乎全是进口的。黄瓜一公斤5000卢布，约合4.3元人民币一市斤，而3月22日，在北京顶花带刺的小黄瓜仅1.3—1.4元人民币一市斤。

　　中国大使馆有一位俄罗斯雇员司机，他的夫人是教师，月工资15万卢布，折合30美元。这位司机在使馆的月工资200美元。这样这个家庭的生活尚可维持。由此可见，有相当一部分莫斯科人对商品价格的承受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 从面包、食糖、黄油、奶酪等基本食品看，多数莫斯科人吃饱肚子不成问题，但从进口的服装和日用品以及香蕉苹果等水果的售价看，对中、高档收入的莫斯科人来说不成问题，只是苦了低收入和退休人员。

　　在莫斯科，每到周末，除了大商场之外，所有中小型商店都关门休息。平日中小商店也关门午休。有的商店从中午12点半到下午1点半，有的从下午2点到3点。立陶宛商场就是下午2—3点关门休息。此种做法不知是从沙皇时期，还是从苏联时期开始的。商店关门午休的做法在欧美发达国家是没有的。我们好像也从“老大哥”那里学来了商店关门午休的做法，现在几乎没有了。

　　 1998年莫斯科总印象：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像叶利钦的身体一样虚弱

　　1997年我发现，性开放之风也吹进莫斯科。俄罗斯有两三个电视台每到周末明目张胆地介绍莫斯科的“脱衣舞酒吧”、“无上装服务赌场”、“无上装服务餐馆”以及莫斯科街头出现的“野鸡”等。有时播放成人电影，其中绝大多数是从欧美国家搞来的“软性”电影，如“花花公子”电视片以及法国六台经常播放的脱衣舞和窥视一类所谓展示人体美的节目。莫斯科也出现了欧美国家流行的“性商店”，出售性杂志、性器具和助性药物等。东欧和苏联剧变后，这股风也吹进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真可谓，禁不住的人性欲火，挡不住的人性风云。

　　 1997年12月25日，我第九次来到莫斯科时发现，莫斯科的面貌发生了巨变 ，路面进行了整修，街面也搞了装饰和美化，实施了亮丽工程，莫斯科的夜晚也亮了起来，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不停地闪烁，为这座古老的城市增光添彩。经过这么一番美容和包装，莫斯科从一个艰苦朴素的乡巴老，摇身一变成了一位花枝招展的靓丽姑娘，莫斯科也大踏步地奔向摩登世界。

　　1998年6月25日，我由北京第10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莫斯科。从1988年至1998年，东欧、苏联和俄罗斯都发生了剧变。1991年“8.9”事件后，俄共中央被解散，财产被没收。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至此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真可谓翻天覆地，物换星移。

　　10年前，苏联是超级大国，今天是俄罗斯联邦，国力大衰。10年前，莫斯科物资奇缺，供应紧张，到处排队抢购，人心惶惶。今天商店里货物齐全，昔日持币抢购的场面已经成为历史。当年，中国人经过莫斯科时，大肆采购俄罗斯的商品。如今，几乎无人再在这里购物。风向已经改变，大量的中国商品涌进俄罗斯。

　　在北京的大小商店里，街摊和早晚市上，各类商品的丰富程度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某些西方工业发达国家， 从1978年至1998年，中国仅仅用了20年。可是从1979年到1998年，我在莫斯科始终都没有看到过像北京那样热烈、兴旺和红红火火的市场景象。 1998年，莫斯科给我的总印象是，俄罗斯的经济状况仍然像叶利钦总统的身体一样虚弱。经济改革的成果在市场上尚未充分展现出来。俄罗斯的农副产品和俄罗斯自产的生活日用品仍然不够多。

　　截止1998年，中俄两国之间已经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两国在发展经济方面互补性很强。我作为一个中国的普通公民，殷切地期望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能够长期友好合作，共同打造一个和平、进步、美好的二十一世纪。

(原标题：刘治琳：苏联解体前后10年我在莫斯科的所见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