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立军：股市监管大框架尚未搭建完成
夏立军：股市监管大框架尚未搭建完成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夏立军认为，国内证券市场监管需要搭建立法、执法、司法齐头并进的系统性框架
夏立军，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会计系主任。1976年出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资本市场会计、审计、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游泽方 摄
★核心观点
在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中，司法长期缺位，主要借助强有力的行政治理，当证券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一模式可能会不可持续。证券市场的监管，需要搭建立法、执法、司法齐头并进的系统性框架。
“中国式”监管让非标意见逐渐减少
新京报：能不能谈谈你的研究方向？
夏立军：我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揭示政治、经济、法律等因素如何影响公司治理，这是从制度的层面；二是希望研究中国企业家的特征怎样影响公司治理，这是从人的层面。大体上主要是这两条线。
新京报：你曾对盛润股份连续15年的财务报告拿到非标意见（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进行过研究，当时是怎么想到做这个研究的？
夏立军：在早期，每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结束之后，证监会会计部都会有一些关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意见的分析，里面会提到一些连续多年拿到非标意见的公司。我们发现，盛润股份很典型，上市后每年都拿非标，于是想到拿出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屡教不改”。
这种情况很显然和成熟市场有很大的不同，成熟市场不要说连续拿非标，一年拿非标都是很严重的情况，年报公布后股价会大幅下跌。但在中国呢，好像拿到非标也没什么，股票也不怎么跌，说不定还涨。
我们试图通过案例，分析相关制度是否有缺陷。
新京报：研究的结果怎样呢？
夏立军：我们发现，连续多年拿非标，公司也拒绝调整相关会计处理和披露，最关键的原因是非标对企业来说没有什么重大后果，这就造成企业进行会计和披露调整的成本可能很大，但收益很小，维持原有政策，反而是一个更为“合理”的方式。
企业就觉得，拿非标也没关系，反正已经是ST了，拿了非标也不会让他退市，所以他不觉得非标是个事儿。
新京报：目前这样的问题还存在吗？
夏立军：应该说，从2000年左右开始，证监会越来越重视审计师出具的非标意见，所以这几年的非标是越来越少了，因为企业比较担心证监会对非标的反应。
之前是审计师出具了很多非标意见，但投资者不去在意，企业也不觉得有什么成本。最近几年，证监会增加了获得非标意见的企业的代价。
在美国靠市场，你拿了非标，投资人用脚投票，很严重，中国是证监会给你惩罚，如果不改的话可能交易所会让公司停牌等等，所以现在只有5%左右的企业拿非标，这5%里面，还有很多是因为种种客观原因改不了的。
国内上市公司缺乏对高质量审计的需求
新京报：您曾经提到，国内上市公司对高质量的审计似乎没有需求，为什么这么说？
夏立军：我们发现，国际上80%左右的上市企业都愿意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来审计，但是在中国，四大的市场份额（按上市公司客户数）连10%都没有。
这很特别。别的国家都愿意请四大审计，因为这代表着高质量。但在中国，大家似乎对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那么多需求。那我们就会担心，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数据质量会不会比较低，因为不是最高质量的审计师在做，但独立审计是自愿的，法律没有规定必须请谁。
新京报：四大的审计质量就一定更高吗？
夏立军：四大有大量投资在培训上，有严格的公司规定，还有全球性的声誉，独立性相对更强。
最重要的是，四大的规模大，一般企业对它的影响有限。对小所而言，小企业很容易成为它的大客户，对大所而言，大企业就变成了小客户。
新京报：是哪些公司不愿意请四大呢？
夏立军：国有和民营、东部和西部有差别，越是往西，越是地方国有企业，越不愿意请大的审计师审计。
也有人说当地审计师可能更了解当地的企业，更容易监督企业经营，这是一种正面的解释。但我们发现，企业请本地的公司做审计，往往拿出的审计意见还是更正面一点。
审计师的独立性来自于市场激励，如果大家对高质量的审计有需求，就会向市场发送信号，审计师也会提高水平，因为有价值。但如果审计师觉得，提升质量不光没有好处，还会丢失客户，在经济上的动力就不足。
新京报：这是不是说明，中国上市公司有很强的造假动机？
夏立军：中国股市的造假收益太高，成本太小。像绿大地这种极其严重的情况，无非就是几年一关就出来了，但造假的收益巨大。
很多人说A股IPO是造富机器，造富机器背后可能的代价是什么呢？最严重的可能就是坐几年牢，这种损失和代价是很少的。
股市监管大的框架还没搭起来
新京报：你是否认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不够严格？
夏立军：在美国，公司造假投资者可以集体诉讼，可能让相关责任主体赔得倾家荡产，而且起诉时，法院会比较保护投资者，有严厉的法律，上市公司的高管就要小心谨慎了。
安达信曾是全世界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是因为安然公司的财务丑闻而倒闭了。安然事件之后，美国社会反思，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是不是安达信审计安然公司的年数太长了，变得不独立，是不是提供的咨询服务和审计有冲突等等。
2002年，美国颁布了《萨班斯法案》（SOX法案），这是1933年之后，美国影响最深远的商业法案，禁止审计师同时提供某些咨询服务，一个合伙人签下客户超过五年，就要强制更换等等。
新京报：在万福生科、绿大地出事后，国内资本市场监管方面是不是更加严格了？
夏立军：严格了一些，但中国与美国不同，美国的问题可能是存在一些漏洞，大的框架没有问题，而中国是大的框架还没有搭起来。
美国颁布SOX法案之后，当时中国证监会也做了一些改革，反应很快，把SOX法案结合中国的情况，很多条款也推行了。比如，要求签字审计师在连续五年审计一家公司之后，第六年必须换一个审计师，但这我个人觉得，这些都还是治标的办法。关键的问题是，能否高比例地发现上市公司财务造假，能不能严厉处罚。
现在上市公司总体上造假动机强烈，投资者又不能很有效地起诉上市公司，也没有动力揭示上市公司造假，一旦买了这个公司股票，还不如隐瞒公司的虚假陈述。如果说你买了股票，一旦因为公司造假引起亏损，能够得到容易的、合适的赔偿，那么他就有动力揭露公司造假。
新京报：“大的框架”具体指什么？
夏立军：总体上说，就是立法、执法、司法。一是立法，立法是不是充分保护投资者。很多人都觉得，中国市场过去二十年比较多地保护融资者，一开始保护国有企业，自然站在融资者角度。二是执法，肖钢上任的时候在《求是》写了一篇文章，讲执法困难。这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一个很小的因素：上市公司当中有一大批国有企业，背后一大批政府机关、国资委，你一个交易所或证监会普通员工，政治级别差一大截，可能这些因素会影响执法。三是司法，如果上市公司出现了内幕交易、虚假陈述等违规行为，能不能通过民事诉讼挽回损失？如果没有有效的民事诉讼，那中国市场要规范的话，除非证监会特别厉害，执法很严格，但现在的监管还到不了那一步。
我们的立法进展可能超过了执法、司法，证监会颁布了很多通知、条文，但执行得好不好，司法是不是参与了，现在法院可以说在这方面贡献不多。如果司法方面不能有效地起作用的话，基础性的制度就没有建好。
一些比较大的案件出现之后，很多都是要最高法院的通知，基层的法院才会受理，有的是开始的时候法院不受理，后来有了舆论和市场的推动，法院才受理。即便是这样，也是不容易的。2002年之前的10年里，证券领域甚至都没有民事诉讼。
监管不力或让更多投资者离场
新京报：资本市场监管力度不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夏立军：投资者总有一天会丧失信心的。有些人觉得，如果国内的行政执法、司法都不好，为什么中国股市发展那么快，做出那么大的市场？
很显然这是阶段性的，老股民被欺骗了，新股民又来，以至于有一亿多人开户，那么庞大的投资者规模支撑了资本市场20年的发展。
但长久下来，市场肯定要承担这个代价，从2007年到现在，证券市场一直萎靡不振，包括基金，大家的投资兴趣逐渐降低了。
散户投资者离开市场，还有机构投资者，可是机构投资者背后也是很多散户，当基民也继续离开市场的话，这个市场该怎么办，最后影响到的是证券市场的融资和资源配置功能。现在已不是当年，不是刺激一下，马上就能回暖的年代。
我觉得根本性的问题还是制度框架没有搭好，现在做的都还是小的调整。
新京报：你怎么看注册制的改革方向？
夏立军：现在我们资本市场的监管上面，司法不够好，行政相对比较强势，有很多中国式的监管措施。
比如现在财务报告中，非标的意见减少了，主要的原因是证监会的监管。证监会的机制是，如果你因为可以调整而不调整的会计处理拿到非标，我就给你停牌，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导企业。
企业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因为企业想增发、重组，都需要经过证监会审批，所以必须按照证监会的导向来。但是如果这些管制性的措施突然全部放弃掉，证监会手上没有牌了，靠什么约束企业？
新京报：是不是不应该那么快地实行注册制？
夏立军：现有的机制还在起作用，但配套不够，监管者也缺乏更加强有力的手段。要么能给投资者维权的激励，要么加大市场对企业的约束、声誉机制、价格机制等，或是加强司法介入的力度。如果这些都没有，一下子放开，可能会经历一个阵痛期。如果造假的成本不高的话，可能你放的越多，造假的越多。
■ 同题问答
Q：对2014年的经济、社会运行，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A：经济增速下滑及金融系统不稳。
Q：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300多项改革中，你最关注哪一项？
A：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Q：评论认为，未来两年是上述改革推进的重要窗口期，你认为两年内，最有希望改变现状的一项改革是什么？
A：放宽投资准入。
Q：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最具有投资前景？
A：互联网和信息技术。
Q：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话题？
A：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品行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既是社会需求，也是自身的价值实现。
Q：对经济学家，你最为尊敬的是哪一位？
A：亚当·斯密。
【人物】
“实证研究是盲人摸象，但真相在不断积累”
很多人向夏立军抛出这样的问题：会计不就是做账吗，有什么好研究？
在资本市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解决这种信息不对称是资本市场监管的核心，而解决方式无非是会计信息和非会计信息的充分披露。会计信息由于可验证性较强，在一定程度上还发挥着监督和约束非会计信息的作用。
但夏立军更喜欢举例说明会计的重要：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以会计审计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萨班斯法案》（SOX法案），并称其为“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美国商业界影响最为深远的改革法案”。SOX法案和20世纪30年代相继推出的《证券法》、《证券交易法》共同构成美国资本市场的基石。
本科毕业后，夏立军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带着对会计审计实务的切身认识，2000年，夏立军考入上海财大，成为会计学院的研究生。1997年开始，中国会计学界逐渐接受了国际主流的实证研究范式，上财则是国内高校中与国际接轨的实证研究范式和方法的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夏立军和这股潮流正面相遇，并受益于此。
他关注“制度环境”、“体制”这样的抽象概念，但他的研究又多与“经验”、“数据”、“实证”紧密相关。
他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思考中国经济、资本市场、公司治理、会计和财务问题背后的制度根源，同时利用中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数据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夏立军说，实证研究就像盲人摸象，每次都只是摸到一个点，要说通过个案的研究得出中国企业的全貌，还为时过早。但是真相在不断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