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复旦学子为投毒案被告求情:背后制度缺陷值得警惕

“联名求情”不只让人同情

时隔一年后，进入二审程序的“复旦投毒案”再次引起全国关注：复旦大学177名学生为投毒案被告人联合签名求情，请求不要判被告人死刑。舆论褒贬不一，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持己见，重情重法众说纷纭。

从天之骄子到付出生命代价，投毒案是毁了两个家庭的悲剧，人格培养、心理教育的缺失令人反思。而联名求情的出发点在于公众的怜悯之心和对既定事实的无可奈何，此举折射的更多的是民众对社会制度不完善的焦虑感，这种无奈和焦虑更值得深思。

翻翻以往的报道不难发现，“联名求情”并非孤例：黑龙江男子杀死恶父，百人联名求情；广东慈母溺死13岁双胞胎脑瘫儿，千人联名求情……法律不会因群情激奋而加重量刑，同样也不会因联名求情而减免惩罚。但为何公众要用“联名求情”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呼吁，其背后的机制缺失不容忽视。

心理教育引导机制的不健全，让学生难以承受挫折、漠视生命；社会救助机制缺陷，让慈母忍痛毒杀脑瘫儿；对家庭暴力缺少监管，让儿子难以忍受长期的家庭暴力，杀死暴虐父亲。相关制度的缺陷不得不让部分人通过极端行为来改变现状，这样的悲剧发生只能让人扼腕痛心。

如果教育能够重视孩子健全人格的培养，加强孩子的心理疏导，复旦投毒悲剧或许能够避免；如果社会救助机制健全，脑瘫儿没有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或许他们还在感受着五彩缤纷的世界；如果家庭暴力可以得到约束监管，或许儿子和父亲还能享受着亲情的温暖。

人生没有如果，已经发生的悲剧无法改变。在为悲剧痛心之外，背后反映的制度缺陷值得警惕，完善社会各方面保障制度迫在眉睫。我们盼望，联名求情背后的悲剧不要再重演。(记者周畅、张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