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八大城市公众社会信任水平回归尚可信任

22.10.2014  09:47

  本报记者 张渺《中国青年报》(2014年10月22日09版)

  《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4)》出版时,恰逢国庆长假期间。主编王俊秀直到假期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手指才第一次触到这本书蓝色的封皮。

  自2011年始,这份研究报告已经出版了三本蓝皮书。除了封面印着的年份,以及一些简单排版细节上的不同,今年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看上去,跟往年的没什么不一样。

  但王俊秀知道,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今年是头一回,“社会信任总水平回升”。

  与2010年相比,最近一次社会调查发现,人们的社会总体信任水平,“从负性判断回归到一般信任”,“选择非常不信任的人群,比上次调查减少了1.2个百分点”。

  “人们会意识到,社会需要凝聚每个人的信念。” 王俊秀说。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学者认为,社会信任水平与社会共享价值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挂钩的。

  整体来说,民众对5大类机构的信任水平全面上升,商业行业的信任水平虽然最低,但信任度的增幅是最大的,人们对公共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媒体的信任水平也有所提高,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维持高度稳定。

  “我们调查的是人们的心态,是人们主观的感受,这些数据显示,被调查者在心理上‘认为’,那些机构,或许比之前更可信了。”王俊秀说。

   我国八大城市公众的社会总体信任水平,最终的平均得分终于“回归到‘尚可信任’水平

  在今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系列”里,《社会心态蓝皮书》甚至不在社会政法类的重点推荐名单上,它被用小一号的字体,和《女性生活蓝皮书》、《生态城市绿皮书》一起,列在更靠后的位置。

  但在10月8日的新书发布会之后,它意外获得了关注。

  “有更多普通人开始关注社会心态,因为关注社会心态,关注社会发展,也是将自身与所在社会联系起来……这就是社会得以形构的一个心理基础,即社会认同的基础。”另一位主编杨宜音在前言所写的这段话,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本书的研究内容会得到广泛关注。

  虽然《社会心态蓝皮书》是在2011年才首次出版,但社科院对中国社会心态的研究,却比这早得多。10年以上的数据显示,“中国社会正在进入全面转型时期,社会信任也在经历着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与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合作,开展“中国8大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状况”研究,迄今为止已经是第3次。2013年11月,调查人员在北京、上海、哈尔滨、郑州、武汉、重庆、广州、西安8个城市,随机抽取10个社区,在每个社区内,抽取高中低档小区各一个,在每个小区内,随机抽取10户,进行问卷面访。

  问卷上的信任程度,被划分为“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一般”“不太信任”“非常不信任”5个级别,最终,只有8.9%的被访者选择了后两个选项。

  “这是社会总体信任水平回升的直接表现。”报告显示,8大城市公众的社会总体信任水平,最终的平均得分终于爬上了及格线,“回归到‘尚可信任’水平”。其中,人们对制度的信任水平全面上升,推高了总体信任水平。

  “调查是在去年11月进行的,当时刚开过‘十八大’。”王俊秀推测,去年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整顿官员作风的规定和措施,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打老虎打苍蝇”的同时,也改善了政府形象。

  调查中,政府机构被细分为中央政府、全国人大、本市政府、公安部门、法院、检察院6个类别,信任程度较2011年全面上升,提高幅度最大的是检察院。另外,由政府主导的、与居民生活高度相关的9项公共事业,如电燃气、公共交通、自来水等等,信任度得分都在70分以上,对教育和医疗的分数仅仅在及格线上,信任度则相对较低,但比起3年前的“不信任”,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一是政府形象好转带动社会信任提高,二是社会欺骗相对减少提升社会信任,三是媒体的可喜变化助推社会信任提高。”最终,报告中给出了如上结论。研究者认为,一系列反腐倡廉政策的推行、行业法规的完善和监管,以及媒体在信息传播时更加谨慎,最终促成了社会信任总体水平提高。

   改革开放到现在,就是一个社会共享价值观“摧毁和重建的过程

  如果用“全民瞩目的社会热点事件”,来折射社会价值观,王俊秀最后在报告中列出的,有郭美美炫富引发的“红十字会”信任危机、“我爸是李刚”事件、药家鑫案引发的司法信任危机、“小悦悦事件”引发的“看到跌倒者要不要扶”讨论、以及近年来在重庆打黑时发生的“颠覆性巨变”。

  “这些热点事件背后,可以看到当前社会价值观的形态和变化。从事件发生后,社会的态度和反应,可以清楚地折射出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价值取向……虽然这些事件都是个案,但个案背后涌动的社会心态和行为,无疑不能理解为是特殊情境下的意外发生,这种标本式的事件所揭示的社会价值观念,比学术的测量和调查更为深刻和真实。”研究报告指出。

  王俊秀认为,目前的中国社会,是社会价值观念最为多元的时期,这也会是“使人迷茫的时期”。中国社会在较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太多大的变化”,社会共享价值观也在“不断被摧毁重建”,90年代改革开放到现在,恰好是一个最新的重建过程。

  他在报告中尖锐地指出,当大多数人在感慨和谴责社会出现“道德滑坡”的时候,“往往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拉开距离进行“审视和批判”。在他看来,所谓的道德滑坡,其实就反映在每个人“对于构成道德基础的日常信念的摒弃和不坚守”。人们用清楚的分界线,对自己和他人“采用了不同的价值标准”。

  “传统价值观崩塌之后,社会行为也会失序,坚守传统社会共享价值观,就是守卫道德底线。”王俊秀试着向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解释,究竟该如何理解共享价值观和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并不是一个包含着另一个,只能说,共享价值观的重建,对信任水平回升有一定影响。其实,今年这份研究报告的重点,是社会共享价值观。

  这位社科院研究员回想起了彭宇案,这起2006年末发生于中国江苏南京市的民事诉讼案,一度引起巨大争议,引发了人们对城市人际信任现状危机的担忧。

  他分析说,21世纪以来,信息革命推动我们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信任的形态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适用于熟人社会的“习俗型信任”,开始受到新的适用于陌生人社会“契约型信任”的冲击。

  今年出版的这本《社会心态蓝皮书》中,调查显示,“在市场化进程中,人们对于契约观念的认同程度在逐渐提高”,而契约观念“与人际信任和安全感存在显著相关”。

  社会学研究中所说的契约,是社会成员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群体与国家之间,一切成文或不成文的约定,涵盖了法律、道德、风俗习惯。而前些年引发公众信任危机的,正是一种名为“人缘契约”的东西,那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没有明文规定的道德期望。

  “如果社会共享价值观建立起来了,就比如,你坚信公平与正义,就算你偶尔遇到了诈骗,也不会怀疑社会,这就是说,你对社会的信任感建立起来了。”王俊秀说。

   社会信任水平以及共享价值观的重建,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今年《社会心态蓝皮书》的调查数据也显示,总体信任水平的回升,却并不意味着,“信任危机”的阴影已经不复存在。

  在这次城市调查中,8个城市里,广州被调查者的社会信任水平最高,而上海、北京、哈尔滨和武汉4个城市,仍然处于“不信任”水平。

  蓝皮书中给出的原因是,城市规模越大,外来人口越多,“城市管理和服务供应不尽到位”,“社会经济改革较快变动”,再加上部分城市近年来有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社会矛盾较为尖锐”,以至于信任程度“未达及格线”。

  商业行业中,旅游业和广告业的社会信任问题仍然较大,远远比不上公众对银行的信任程度。

  “这种信任一方面来自对周围生活的感受,另一方面也来自媒体报道。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的侧重不同,也影响社会信任水平。”报告说。

  王俊秀试着让记者明白,社会心态的调查数据,实际上更多是人们的“主观心态”,而不是“社会事实发生的客观变化”。比如,人们“认为的社会机构和团体诈骗减少了,可以信任了”,犯罪率调查的诈骗案数据却不一定真的减少了。

  但他承认,整体的社会信任程度的确在上升,尽管“幅度很小”,但这是“连续数年下降之后的首次回升”。 王俊秀表示,他也在不断思考信任水平回升背后的原因。

  “原因很复杂,除了报告里给出的那三个原因,还有许许多多的因素影响着人们。对这个结果,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王俊秀斟酌着用词,“这或许是因为,现在全社会整体的共享价值观正在重建。

  事实上,拿到最近这一次调查的最终数据之后,这位发展社会学博士并没有感到意外:“一次小幅度的回升的确可喜,但社会信任水平以及共享价值观的重建,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谨慎地思考了片刻之后,他最终给出了一个比较确切的期限——10年。

(原标题:“社会信任”终于及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