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审计结果迟迟未出 或变重磅炸弹令各界难接受
19.12.2013 13:19
本文来源: 中小企业局
12月13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明确明年工作任务时首次提出，“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此前，自今年8月1日开始的地方债全面审计，一直被看做是新一届政府上台后的正式“摸家底”，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12月16日，银监会党委扩大会议提出，进一步健全对地方政府贷款的风险识别、评级与管理体制，确保平台贷款余额不增，结构优化，还款来源落实。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日前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中央的表态来看，已经透露出地方政府债务的严峻性，地方债审计结果应该已经统计出来，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去发布。
摸底债务规模
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最彻底的地方债审计已过去四个月时间，审计结果依然没有公布。
记者就地方债审计结果及公告时间向审计署相关部门求证时，一名工作人员以领导不在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请求。
审计结果迟迟未出，等来的却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地方债务的严厉态度。会议首次将控制和化解地方债作为明年经济工作要点。
刘胜军表示，从中央的表态来看，已经透露出地方政府债务的严峻性。他认为，地方政府性债务的规模接近20万亿。
中华企业家联合会会长保育钧12月14日对媒体表示，地方债务迟迟不公布很可能是由于审计结果超出中央预期。“地方债可能超过20万亿，接近2012年GDP的50%。”他说。
今年以来，各方研究机构、学者纷纷发布对地方债务的测算，大致是在16万亿至20万亿之间。
除了绝对数值，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正在持续上升。根据审计署数据，银行贷款占地方债务来源近80%。
城市中国计划研究报告指出，早期融资平台通常可采用利率下限进行贷款，拿到基础利率优惠的九折。而随着银行对地方政府贷款风险的不断重视，2010年地方融资平台的平均贷款利率已经达到6.5%-7%。
另外，现在发改委审批的城投债票面利率在7.05%左右，加上2-3个百分点的发行成本，其综合成本已经上升至9%-10%。由于央行对融资平台的控制，一些应收账款信托、BOT，甚至高利贷正成为地方政府新的融资手段。
口径模糊
此前，在媒体间广泛流传一条消息称，审计结果之所以未发布是由于相关部委之间因统计口径差异有争执。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统计口径之争的背后是地方债没有一个明确的债务准则。他对本报记者表示，针对五花八门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哪些是直接债务，哪些是或有债务，融资平台中公益性项目和竞争性项目的负债等都必须要有明确的界定。
另外，我国下级政府债务理论上构成上级政府的或有债务，而目前的审计工作通常局限于政府的本级债务。
刘尚希认为，“虽然亟须建立新的债务准则，但审计署也可以按以前的口径公布数据。”刘胜军则认为，审计结果将很快公布，只不过“现在毕竟是学习三中全会，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时期，一下子扔出这样一个‘重磅炸弹’，各界难以接受”。
化解之道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后，各有关部门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12月10日，中组部发布《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首次将政府负债纳入政绩考核重要指标，强调要“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防止急于求成，以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
12月16日，银监会在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党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进一步健全对地方政府贷款的风险识别。同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提出，要建立在地方政府信用评级基础上地方发债的管理体制。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在201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对本报记者表示，短期而言化解地方债风险主要有四个方向：地方政府还一部分，银行承担部分坏账，推动资产证券化以及融资平台破产重组。
刘胜军则强调，地方债的治本之策还在于增强预算民主、公开，加强各级人大对政府债务的监督审查作用。刘尚希认为，要化解地方债风险，首先要对地方债有明确的标准。
“按照现在的体制，目前各级政府只对本级财政负责，各管各的，从省到乡镇各级政府没有一个全盘的监控，债务就很难控制住。”刘尚希说，“省里对县、乡整个债务的分布情况、增长情况都得有一个全面的监控。建立这么一个管理系统，条件上完全具备，关键是体制上有没有这种意识。”
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地方政府性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的表述，刘尚希认为是长期的制度建设，短期内难以实现，还有很多基础性工作要做，比如相关会计准则的修改。
在市场化的旗帜下
程凯
年底做总结，年初做预测，这是媒体工作的一个套路。我不免俗也来总结下，最要紧的自然是总结一下今年初的那个预测，到底靠谱不靠谱？
今年1月5日，我写了篇东西叫做《寻找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文章的前提，是去年“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南巡”中提到了“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而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提出2013年的主要任务是“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要做一个年度预测，最具挑战性的自然是今年的三中全会会有一个什么总体方案出来。
我当时的预测的逻辑是，改革不需要一个终极目标，需要一个理性起点，一个推动得了、进步得了的原点，在各种利益群体中寻找一个最大的公约数，获得最大的合力。所以，我的预测落在了“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大概是将一场远远没有完成的市场化进行到底。
现在看起来，这基本是对的。虽然三中全会最终是一个一揽子的大框架，但是我能理解到的最重要的抓手还是市场改革。在《寻找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中，我还按照当时最大的共同呼声，总结了5项可能的最大公约数，分别是：国企改革，机构改革，财税改革，市场价格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源价格市场化，最后是城镇化需要的两条腿——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
应该说，这些三中全会《决定》中都有了。其中我认定的最重要两点，一个是价格的市场化，三中全会把市场的作用从“基础性”改成了“决定性”，利率、汇率以及资源价格的市场化已不可逆转；一个是国企改革，虽然大家还不是那么敏感，甚至对《决定》中关于国企改革的内容些许失望，但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概念可大可小，完全看你怎么操作。
关于改革的最大公约数的概念，我很高兴在年底听到了同样的说法。就在刚刚举办的财新年会上，中央汇金的副董事长、申银万国的董事长李剑阁就认为，三中全会《决定》把有利于深化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尽量写上去，在方向层面、原则层面、理论层面表达了党内外的共识。
但实际上，李剑阁对仅仅涉及概念的“最大公约数”是持有担心的态度的，他觉得“应该多谈点问题，少讲点概念，因为从问题出发，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从概念出发，可能只能得到一个更加模糊的新概念”。李剑阁还认为，《决定》的原则都非常正确，但有待深化，具体怎么做，还需要有关部门加以落实。
其实，我倒觉得，改革的进程实际操作起来可能要比李剑阁预测的乐观。
我想，所谓的“最大的公约数”其实是一面旗帜，在中国办事情就是要看旗帜、看导向的，旗子竖起来了，哪怕是概念性的、方向性的，下面具体办事的人就有了依据，怎么做、怎么改都可以，只要在这面旗帜下。三中全会的《决定》其实已经很具体了，但它不具体都行，关键是真正想操作改革的人有了依据，这就是旗帜的作用。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绝对是一面威力无穷的大旗。
举个例子，微信朋友圈里百度的同仁“热烈”转发了一条观察文章《利率市场化—— 靠央行还是靠百度？》。这不是广告，作者分析得有道理：就在传统商业银行仍然靠着吃存贷利差赚取暴利的时候，利率市场化有阻力。但在2013年这个互联网金融元年，像百度、阿里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们正在用百发、余额宝等产品颠覆人们脑中关于金融的条条框框，金融业的改革需要外来者的倒逼。用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话来说，只有准入放宽以后，市场竞争才会充分，然后才能形成合理的价格；价格理顺后，才能体现资源配置优化。
行业内的分析也是如此。瑞信中国的研究主管陈昌华也认为金融创新在倒逼改革，“互联网金融的出现和迅猛发展，实际超出了央行对利率市场化路线效果的预期，监管应考虑如何应对。在不干涉互联网金融为储户套利的同时，也要考虑对互联网金融的适当监管，并对银行存款利率、存贷比等管制松绑。”
为什么能够出现这种改革进度超越改革倡议者的情况？关键还在利率市场化已经顺应了三中全会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这面大旗，所以利率改革的实践才来得这么汹涌。而更加重要的是，当市场参与者来势汹汹时，正因为他们站在改革的大旗下，才没有人能够阻挡住他们的脚步。
改革旗帜的最根本作用，在于放开，在于解除藩篱。至于改革的活力，市场中的企业家从来都不缺，更别提这些具备互联网精神的新型企业家们了。
本文来源: 中小企业局
19.12.2013 13:19
关于开展股权融资实操策略公益培训的通知
各中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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