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中小学能否体罚学生？
上周的热点话题聚焦于：中小学能否体罚学生？
4月13日，微信公号“冰川思想库”发布了《中小学应当拥有体罚的权利》一文，后经《中国青年报》转载，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作者任大刚认为教育离不开惩罚，因为始终存在这般事实：并非所有教师都具备通过语言和情感感化学生的情怀和方法，也并非所有犯了错误或具有不良倾向的学生都可以在教师的语言和情感引导下，弃恶从善。
进入现代以来，废除学校对未成年学生的体罚，一度被视为与刑罚上废除肉刑一样的文明之举。不过时至今日，不同国家规定不一。发达国家中既有德国、荷兰、芬兰、波兰、奥地利、日本等国禁止体罚，也有美国、英国、法国、韩国、新加坡等国承认体罚。
中国开始废除学校体罚，始于1904年晚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民国政府原则上也要废除体罚。1952年中央教育部下发通知明文规定“废止体罚或变相体罚”。1986年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明文规定“不许体罚”，此后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等，也一再明确表示“不许体罚”。作者认为不许体罚带来的问题太大：其一，“体罚（殴打）学生”的现象远未消失；其二，废除体罚后，中国教师也丧失了管教学生的手段，一种不敢管教学生、动辄得咎的氛围已经形成，结果造成一种放纵式的教育。
在此语境下，他提倡一种受节制的体罚，即约束教师的自由裁量权，使惩罚必须合法、合理、合情、有艺术性。因为理想主义地把教师视为“天使”、“园丁”，而规避必要惩罚手段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长此以往，只能培养任性的，而不是自由的公民。
就在同一天，微信公号“叔的刀法”刊文《学校应该怎样体罚学生》，支持任文，认为教育孩子不能总来软的，也要来硬的——对于那些不好管教的学生，适当的体罚可能比唧唧歪歪磨破嘴皮子管用点。但是作者李方反对随意的、无度的体罚。
那么什么样的体罚才是可行的呢？李方认为必须符合两个要件：第一，强调教师的代行人身份，即师出有名，道义上站得住脚，比如旧时的先生，都是以孔夫子和学生家长的名义来体罚学生的；第二，体罚必须具有强烈的仪式感，包括可预期的固定的刑具、地点、执行人、原由等，同时尽量降低体罚的烈度。“因为最终，体罚并不是为了让学生感到生理疼痛，更不应该是身体伤害，它主要是这样一种手段，让犯错的学生知道风俗和家长对他们的期待是什么，知道犯错必须付出代价，而这种代价是由规则和制度支持执行的，它是一种仪式，而并不是教师的个人好恶或心血来潮。”
两篇立场鲜明的文章论及当下教育领域的一个敏感话题，引发了巨大争议。评论员陶舜迅速撰文《学生应当拥有体罚老师的权利》，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对体罚的提倡背后，其实是一整套成年人对孩子居高临下的即视感，“教育应该把孩子当人，还是当作一个教育功利的木偶？家长和老师应该把孩子当朋友，还是当一个思想和暴力的掌权者？”他主张教育应该以爱和理解陶冶人，而不是以暴力和权力压服人。并进一步倡导：既然体罚这事在中国一时半会废除不了，加之还有知识人推崇这种教育，遵照民主社会的习惯，为了互相制衡，学生也应该有拥有体罚老师的权利——如果老师教得差、教育局长管得差，耽误了学生的前程，学生当然应该有体罚教育者的权利。
“腾讯大家”的多位评论人也撰文反驳“体罚论”。
杨早出生教育世家，他祖父的教育理念就有：绝不动手打小孩。因为成年人打儿童，是欺负儿童体弱，以强凌弱，是很可羞耻的事情。更进一步，杨早认为“中小学应当拥有体罚学生的权力”是一种懒政思维。体罚这种简单粗暴然而有效率的教育手段，是有代价和社会成本的。沿用或复刻体罚教育，其实是在表明教育的低级、粗糙与无能。
他主张用一种看上去少慢差费的方式去达成教育目的，而非迷信“一鞭一条痕，一掌一掴血”的效率手段。他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个性与创造力的解放，正是建立在尊重每个个体包括儿童的基础上。“打不打孩子，是教育层阶之别，正如有门第的人家，也并不用《三百千》《弟子规》当作启蒙读物。”
张丰则撰文思考：当人们怀念体罚时，他们到底是在怀念什么？他认为一种可能是，如今孩子的教育普遍遇到了问题，中国社会已经变成“以孩子为中心”了，家长和老师们畏手畏脚，这对孩子的成长可能不是好事。另外，“体罚”是中国传统教育（私塾）中的普遍现象，当人们重拾传统文化时，很容易发现这种体罚具有某种魅力。
有人会期望学校有一种温柔的、出于爱的“体罚”。但在张丰看来，体罚永远都不是爱，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只是爱所导致的失败。体罚孩子，本身只是父母失控的一种表现，说明说服的努力已经失败。至于很多人怀念私塾先生式的惩罚，以为那种仪式感能对孩子是一种好的规训，让孩子懂得规矩，他则感到如今迫在眉睫的，其实是把《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孩子的保护落到实处，而不是相反，把体罚制度化。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的角度，则是思考从私塾的体罚中我们能学到点儿什么？他指出私塾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教育模式，但凡私塾，都有体罚。但是，私塾先生是否体罚，或者体罚得重与不重，要看个人的习惯，也要看学生的程度。还有一个现实是：过去的农村，就是一个棍棒当家的环境。私塾这样，家里也是这样。不动粗，有些孩子连认识起码的字都难。“即使是现在，有些孩子可以一点体罚都不用，但有一些，却天生自制力差，或者，在成长过程，自制力比较差，如果不体罚的话，也得有些强制，不强制，他们根本管不了自己。一直都不强制，就等于一直放纵，到他长大了，反而会怪老师。”
张鸣认为教育是个因人而异的过程，没有一个人的经验可以笼盖其他人，也没有一套方法，可以对付所有人。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必要的惩戒，总是得有的。体罚不好，就得换一种文明一点的惩戒方法。新式的，完全没惩戒的教学方式，如果放在一个层次特别低的社区的话，就等于有些孩子，基本上是被放弃了的。
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不爱招中国老师？
上周，耶鲁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在《财经》杂志发表文章《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不爱招中国老师》，触动了中国教育界的另一个痛处。
陈志武发现，包括耶鲁在内的一些美国名牌大学都开始少招甚至不招中国博士研究生，因为中国学生往往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做博士论文研究时也尚可，但等到毕业去学术市场找教职时，都表现不好，没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与此相近的另一个现象是：在美国金融和硅谷高科技行业乃至企业界，印度裔高管远超华裔。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为什么最终职场竞争时跟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人差别那么大呢？陈志武认为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二是儒家文化，尤其坏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
首先，他所说的教育方式，着重是指中国学生往往会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选择专业，而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兴趣，这样很容易走不远，最后在职场上表现一般甚至更差。“赶鸭子也许可以上架，但上不了高架的。”中国式父母会为了让子女上“最好”的学校想尽办法，可却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是最好的学校”、“什么是最好的教育”，于是就根据自己认为“好”的标准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和专业，或者就是一窝蜂随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认为最好的。
但陈志武认为，好与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他以经济学家的逻辑来分析：在任何社会中，人才资源是各项资源中最为重要的。把每个人的兴趣和天赋跟其专业尽量配置得一致，是整个经济中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关键因素。
“一个社会中，每个人在做自己并没有兴趣但为了养家糊口又不得不做的事，而且每件工作都是由那些并没有兴趣的人在做；在另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选择做自己有激情的事情，而且每份工作都是由对其有兴趣的人在做。那么，这两个社会中，哪个社会的整体幸福感更高、效率和创造力也更高呢？”答案显然是后者。他认为这就是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的差别，这些差别表现在子女的学校选择、专业选择、职业选择、工作选择和婚姻对象选择上。
其次，儒家文化如何影响到中国学生在职场上的竞争力呢？中国人看重“硬本事”、看轻“软本事”的文化取向造就了中国人只能干苦力活、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硅谷和美国大学等领域成为领袖人物；而美国和印度社会既看重“硬本事”也看重“软本事”，不只是要强调数理化，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在判断人才时不只是看他的硬技能，也看他的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看他是否是一个风趣的人。
这里关键还是在于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问题。陈志武认为教育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为了职业，一是为了做人，尤其是为了做一个有意思、有趣味、有意义的人。很多中国父母一听到自己子女想学历史、文学、艺术，或者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就很生气，认为这些“软本事”没任何用，不便于找工作等等。但这些“软本事”恰恰是使一个人更加有意思、有趣味的基础。
的确，世界需要“硬本事”的人，但世界是由那些能说会道、知识渊博的人领导的。那些除了职业以外还了解我们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是怎么来的人也是更加有趣的人，同时更可能是社会中的成功人士。而且随着互联网资源的丰富膨胀，各类专业技术通过谷歌随时随地可以查到，“硬本事”的相对价值在降低，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对于软知识、软本事的需求比以前大增。
更何况，职场之外，就每个人的生活而言，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和大学都应该强化通识教育，因为通识教育不仅能让一个人增加“软本事”，而且还会让你接触了解各种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与研究，激发你方方面面的好奇心和兴趣。“一旦你对许多东西有好奇和兴趣后，一辈子中的不同时段总会有让你感兴趣、让你激动的追求和话题，不会过得枯燥，而会充实生命中每个阶段的生活内容，最大化一辈子的幸福感。”
再次，中庸和孝道文化与中国人的竞争力密切相关。陈志武指出，由于三纲五常，长辈、年龄是中国社会名分等级秩序的最重要组织维度，这种等级秩序压制个性的表达，使中国人长大后本能地安静、讲话谨慎又谨慎。美国社会是另一极端，没有鲜明的基于年龄、长幼的等级秩序，大家以理服人，而非以年龄大小压人，促长美国人辩论能力、表达能力的发展。而印度则是介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他们对长辈也会敬重，但不像中国社会那么绝对，再加上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100多年，多少也淡化了印度人对长者的顺从程度，不再像原来那么论年龄，而是更加以理服人。
总之，陈志武认为今天的世界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为了让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更能胜出，一方面必须改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重点放在“做人”的通识与思辨训练上；另一方面要走出儒家名分等级秩序的文化制约，不能再把“顺从听话”机器人作为我们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