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回访 ：四川被处分党员干部讲述心路历程

新华社记者吴光于

        52岁的彝族干部阿嘎(化名)最近终于可以卸掉背在身上一年的大“包袱”。此刻,他似乎感觉阳光都更明亮了一些。

        4月20日是他受到“严重警告”党纪处分期满的日子。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纪委的回访教育登记表上,他在处分期内的表现被评定为“好”,纪委工作人员在“回访组意见”一栏写下了“影响期满,建议正常使用”。

        对于组织部门来说,纪委的这一意见将对阿嘎未来的任用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这也意味着,正当壮年的阿嘎,在退休前还有“奔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力正风肃纪,各地在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同时,认真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仅2015年,全国给予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的就达20万人,党纪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8.2万人。

        这些因违纪被处分的党员干部,处分期满后怎么办?上级部门和人民群众对他们怎么看?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赴四川凉山、成都等地与纪检干部深入交流,倾听被处分人员讲述心路历程,了解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后期工程”。

        阿嘎的包袱

        与阿嘎见面时,他刚刚从冕宁县下乡回来,被汗水浸湿的衬衣贴在身上,皮鞋上粘着些泥土。他皮肤黑亮,走路时步子跨得很大,看上去并不像一个正县级干部。

        2013年以来,凉山州纪委共查处了3000多名干部,其中县处级近百名,阿嘎是其中之一。

        谈起被处分的原因,他有点尴尬:“十多年前,我还是县上的教育局局长,母亲在成都住院时有些人来送礼,几千几千地送,当时觉得风俗如此,自己那些年也没少随礼,送礼的都是些亲戚朋友,又没求我办啥具体的事,就收了。”

        他没想到,时隔十几年后,有人将一封举报信寄到了州纪委。

        纪委刚刚找到阿嘎谈话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脸都丢尽了”。

        在凉山,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请客送礼的风气曾经非常浓厚。在一些偏远的彝区山村,为一场丧事杀掉十几头牛的现象并不少见。

        一旦家中来了远客,定要为来宾献上“四条腿”的牲畜,或是一头牛,或是一只羊,或是一头猪。然而,这样看上去不差钱的“慷慨”,却让许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外债负担。

        在县里工作时,阿嘎发现这种畸形的浪费严重影响到了当地的发展,曾专门大力开展移风易俗的工作,其中就包括整治礼金问题。他没想到,自己却恰恰“栽”在这个问题上。最终,他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在他的老家,得知阿嘎受到处分的消息,家人揪紧了心。也有人觉得他“遭得有点冤”。“不当官还没事,当了官收点礼钱都要遭。”有人私下里嘀咕。

        还有人看他的笑话。“别看那些年顺风顺水,这下好了,处分挨了,以后看他还咋个高调。”

        处分让阿嘎失眠了好几天。“心里很不好受,我是从民族地区出来的农民娃娃,一步一步从乡村教师干到一个县级干部,吃过很多苦。我担心背着这个处分,即便将来影响消除了,也是一辈子的污点。以后组织上说起来,我就是‘被处分过的人’了。”

        被处分之后

        然而,面对新岗位,阿嘎并没有多少时间纠结。

        “如果我一直消沉下去就成了为官不为。凉山脱贫攻坚时间这么紧,任务这么重,身边的人都在干事,我如果使劲去纠结、去混日子,多难受啊!”

        阿嘎所在的单位是凉山的一所中专学校,3年前,他刚从县里调来的时候,学校只有种植、养殖两个专业,不到300个学生。如何让学校加快发展,为扶贫工作提供人才、技术支撑,是他上任后思考得最多的问题。

        “老百姓要脱贫,不能光靠传统的养殖和种植,和这片土地相关的所有资源都要成为脱贫致富的资源。”他瞅准了凉山丰富的非遗项目,决心开设专业,培养非遗人才。彝族刺绣、彝族建筑、彝族服饰……一个个新的专业应运而生。

        凉山发展核桃产业缺技术人才,学校就利用师资队伍搞培训,第一年就培训了5000多人。

        就在和记者见面的当天上午,阿嘎去了趟冕宁县,拜访了十几位有十多年核桃种植经验的“土专家”,准备把他们吸收到学校的培训队伍中。

        这一年,阿嘎过得忙忙碌碌。如今学校学生人数比他刚来时翻了4倍,专业增加到17个。学校在他的领导下从过去的默默无闻变得“很有存在感”。

        他发现,努力工作是化解内心苦闷的一剂良药。纪委的回访教育也让他感觉“自己并没有被组织抛弃”,“这种信任和关心,让人更有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底气。”他说。

        在凉山,对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人员的回访教育活动已经连续开展了两年,共回访了660人,占到了十八大以来受党纪政纪处分的科级干部的半数以上。

        “对犯错误的党员不能‘一处了之’,把对犯错误党员、干部的教育延伸到处分之后,帮助受处分人员提高认识、改正错误,进一步做好思想转化和现实表现考察工作,体现组织的关心和爱护,改过自新,真心向党,最终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州委常委、纪委书记张力对回访教育活动的要求。

        今年时值换届,如何对待曾经受过处分的党员干部?更使得这项工作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在凉山州纪委的一间办公室里,案件审理室主任沈文忠抱出一摞厚厚的档案,一边翻阅一边向记者解释道:“回访工作组会综合分析回访情况、单位鉴定以及受处分人员的心得体会,按照‘好’、‘较好’、‘一般’、‘差’四个档次,给予综合评价。”这些评价将存入受处分人员档案,作为恢复党员权利和解除行政处分、向组织部门或所在单位党组织建议任用的重要依据。

        今年州纪委进行回访教育的35人中,有27人被评定为“好”,阿嘎是其中之一。

        作为在调查、处理和回访教育中与阿嘎交流过多次的纪委干部,沈文忠认为自己对阿嘎比较了解。“这个人,工作能力很强,性格比较直爽,对自己过去犯过的错误认识也很到位。”他说。

        阿嘎说,犯了错就要承担后果。处分对我来说首先是个提醒,一记当头棒喝让自己不敢再去踩红线,不犯更大的错误；其次是对工作的鞭策,因为犯过错,更要努力亡羊补牢；第三是对其他干部的教育,有了我这个“活教材”,别人可以引以为戒。自己离退休还早,别的不敢多想,只求把工作做好,当个合格的党员、称职的干部,才对得起组织。

        特别的爱

        对于自己所受的处分,成都市锦江区建设和交通局干部张辉(化名)起初是觉得委屈的。

        去年6月的一天,张辉接到街道办事处打来的电话,反映一处污水井盖冒溢的问题。

        虽然在污水井的管理问题上,市政部门与城管部门的职能有交叉,但张辉接到情况反映后并未将事情推给城管,而是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了临时处置。

        然而在修复污水井的过程中,由于几个工作环节的衔接、协调不到位,张辉疏忽了叮嘱和跟进,污水冒溢的问题一下子拖了十多天,周边群众反映强烈,最终被媒体曝了光。

        作为首问责任人,张辉因工作失职,被区纪委立案调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工作了20多年,张辉一直是单位的业务骨干,这个处分让他一时觉得抬不起头,甚至动起了辞职的念头。

        “受过处分的人最怕的是被歧视,怕领导对自己有看法,在同事面前也很没面子。更重要的是,一旦受过处分,前途就基本‘画句号’了。”

        张辉的担忧,是许多被处分人员共同的担忧。

        对于这类人员怎么办?处分期满后怎么用?一直都是“敏感话题”。

        在记者的采访中,某地一位组织部长坦言,对于受过党纪处分的干部,原则上不会再提拔。“万一将来发现还有什么问题,‘带病提拔’的责任承担不起。”他说。

        对此,成都市锦江区有不同的认识。

        在成都市率先高标准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建成国内一流的“现代化国际性生态型精品城区”,是锦江区委区政府对锦江区发展的定位。然而多年来由于编制等原因,公务员的“进口”一直相对狭窄,只有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内调、大学生选调,以及部队干部转业三个途径。

        如何用好干部,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是摆在区委区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

        为了发挥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锦江区在2014年就建立出台了《支持改革鼓励担当宽容失误责任豁免办法(试行)》,建立引导干事创业的“容错机制”,对于在改革中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没有谋取私利,虽然造成一定损失,只要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可以免予责任追究。

        “对于能够豁免的,按照‘四种形态’中的第一种形态处理,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不能豁免的就进行处分。”锦江区纪委负责人说。“对于那些被处分了的干部,也不能‘一处了之’,还要分清犯错的原因,体现组织关怀,进行关爱。”

        提出对被处分人员进行关爱,起初锦江区委是有顾虑的,“犯了错反而还受到关心,那没犯错误的呢?”有干部担心,活动搞不好的话会造成误导。

        “我们对刑满释放人员都要关爱,何况还是自己的同志呢?”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区委认为这项工作“很有必要”。

        对此,锦江区纪委负责人说了三点理由:“首先,党纪处分条例和党章都规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犯了错的同志要给机会；其次,现阶段是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有能力的同志干事,犯了错误的干部也是我们的同志,这部分干部更需要一个‘纠错’的机会,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第三,因工作失职、不到位而受到处分的同志,往往是单位的骨干、能人,俗话说‘洗碗的打烂碗’,亟须把这部分人引导好,帮他们卸下思想包袱,重新成为中坚力量。”

        “但是,关爱也要分清类别,我们的关爱主要是针对‘四种形态’中的二、三类人员。”他说。

        张辉所在的锦江区建设和交通局成为开展这项特别关爱活动的第一批单位。

        “对受处分人员,是去‘推一下’还是‘拉一把’的问题。如果对他们不闻不问,他们很可能破罐子破摔,对家庭和单位都不好,如果能拉一把,让他们重拾信心,有利于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次与张辉谈心,单位负责人就打消了他心中的疑虑。“你不要背包袱,只要积极工作,组织不会让过去的‘黑点’影响到你的将来。”

        这句话犹如一颗“定心丸”,让本来垂头丧气的张辉又精神起来。

        他把家搬到了锦江区,每天盯着施工队伍施工,工人几点撤,他就几点走。最近由于要在中心城区铺路,只能晚上施工,他就随施工队晚8点进场,忙到凌晨才回家。

        单位纪检组长有时会在食堂、施工现场和他聊上几句。“谈话很轻松,感觉组织没有把自己当外人和特殊的人,心里很舒服。”他说。

        这份特别的关爱不限于此,在开展“特别关爱行动”的单位,针对违纪人员,每个月都有派驻(派出)纪检监察机构对他们进行回访；单位工会建立了“特别关爱人员”诉求表达机制,倾听他们的呼声,努力解决其实际困难和问题；单位团组织还针对违纪团员的实际,结合走基层活动,在对口社区为其量身订制“志愿者岗位”；单位妇联还对被处分人员开展“家访”,感染家庭成员给予违纪人员更多的亲情、教育和帮助。

        在去年年底的干部述责述廉活动中,一位同事直接向张辉发问:“请你讲讲自己违纪被处分是怎么回事?”

        张辉先是一愣,随后站起身,当着在场的180多位同事的面讲起了自己被处分的前因后果,并当众承认了错误,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坦诚的态度,为他赢得了久违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