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日报》-杨冬生：打造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走契合四川资源禀赋的发展之路
绿色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需要一个从认识到落实再到深化的过程对四川而言，背负着发展和转型的双重压力，绿色发展之路任重道远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新的治理思路、发展思路。
巴蜀大地，各地地形不一、环境迥异，既有高原山地，又有平原浅丘；既有经济发达的平原城镇，又有贫困集中连片的四大片区。如何因地制宜，找到一条契合当地资源禀赋的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围绕这一话题，本期的“5人谈”邀请相关人士共话绿色发展思路。
严守底线，明确界限
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杨冬生：打造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本报记者 寇敏芳
有着“聚宝盆”之称的四川大地上，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矿山开发管理过程中如何贯穿“绿色”基调？记者采访了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杨冬生。
记者：矿山与“绿色”，这两个难以相融的词汇如何找到结合点？
杨冬生：首先是从矿业权设置源头确保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四川已经明确，设置矿业权不得涉及国家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重要风景区、自然或文化遗产保护区、基本农田等。四川还将是否涉及上述区域作为出让矿业权的前置要件。
其次是在准入评价体系中提升环境要素的比重。省国土资源厅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环保部门审批意见、土地复垦方案及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审查意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作为办理采矿许可证前置条件之一。
第三是坚持淘汰落后产能。我们正在开展煤矿、非煤矿山整顿关闭、化解过剩产能和矿山企业兼并重组。同时，推进各类自然保护区及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的矿业权退出处置工作。目前，已初步查清各类自然保护区内探矿权采矿权设置情况并提出处置建议。
记者：因为历史原因，有些采矿区与居民区距离很近，对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产生威胁，如何破解这个问题？
杨冬生：近年来，对于历史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四川实施了一系列整治工程。2013年以来，四川累计投入专项资金1.83亿元，补助各地开展9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示范工程项目。对于已经废弃的矿山，我们开展了工矿废弃地复垦利用试点。截至目前，已争取国家下达指标20万亩，覆盖我省16个市（州）。
记者：如何确保在建矿山绿色开发？杨冬生：对在建矿山，我省以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证金制度为抓手，初步形成在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责任体系。今后，我们将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加快建立矿山地质环境动态监测体系。同时，组织编制并全面实施省、市、县三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规划及工作方案，通过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重点项目，解决矿山地质环境新老问题。今年我省还将全面启动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支持矿山企业技术和工艺改造，提高矿产资源开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
联防联控，区域协作
成都市环保局局长王锋君：面对环境污染不能独善其身
□史晓露 本报记者 蒋君芳
近年来，区域联防联控已成为共识。作为全省最早开展大气和水污染联防联控的区域，成都平原经济区有哪些经验和体会？记者对话成都市环保局局长王锋君。
记者：在大气和水污染防治联防联控方面，成都市与周边城市建立了哪些工作机制？
王锋君:“十一五”以来，成都平原经济区城市就开始探索大气和水污染防治联防联控，通过开展污染协同治理，实施污染协同减排。2010年，如今的成都平原经济区8市环保局签署了《成都经济区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议》。此后合作领域不断加深，合作机制不断成熟。截至目前，已建立成都平原经济区环境保护合作机制、成都与周边地区秸秆禁烧联动机制、成都与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以及成都平原经济区8市跨界饮用水源保护协调机制等。
记者：当时是如何想到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的？
王锋君：空气和水污染均具有复杂性和流动性，要全面防范环境风险，解决环境问题，上下游、邻近区域的关联密不可分。在污染面前，没有一座城市能够独善其身。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快捷有效的跨行政区沟通协调通道或机制。
比如，成都平原经济区的秸秆禁烧联动机制施行之后，成都和相邻城市间开展接合部联合巡查检查，及时互通污染监测、遥感监控、风力风向等情况。通过信息共享，即可实现对大气污染做到“早预判、早应对”。
记者：深入推进区域联防联控还需解决哪些难题？
王锋君：目前，成都平原经济区城市之间虽建立了合作机制，但缺乏有效的工作约束，没有像京津冀地区那样实行环境保护统一的规划、统一的政策、统一的标准，也没有建立起网格化的工作格局。所以，我们要争取将成都平原经济区像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一样纳入国家治理战略，从政策、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获得更多、更大支持。
放眼全局，立足未来
省社科院研究员李晟之：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基础性工作
□本报记者 王成栋
四川的绿色发展处于哪一阶段？又该如何将绿色发展引向纵深？记者专访了省社科院研究员李晟之。
记者：在您看来，四川绿色发展整体处于什么阶段？
李晟之：宏观上是向好的。最为切身的感受是，以前我们到一个保护区，地方政府基本都在说“开发”，现在则主要说“保护”。而且产业政策引导、环保执法力度等方面，也都有了明显指向性。但绿色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需要一个从认识到落实再到深化的过程。对四川这样的西部省份而言，还背负着发展和转型的双重压力，绿色发展之路任重道远。
记者：那对四川而言，做好绿色发展有哪些当务之急？
李晟之：我觉得还是要把基础性、制度性的工作做好。核心有三点：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创新机制体制；强化法制建设。
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两层意思：管住政府的手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家都明白，绿色发展不是政府唱“独角戏”。但怎么发挥市场的作用？关键是要抓住明确产权这个“牛鼻子”，比如自然资源产权等。
创新机制体制方面，主要说的是创新传导政府压力的问题，这个需要顶层设计。举个例子，地方政府都很关心绿色发展怎么考核。因为，“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和“没有达到目标怎么办”这一块相对缺失。
强化法制建设。执法是守护生态环境的最后一道关卡。而立法，又是执法的依据。个人认为，结合四川实际，要完善与绿色发展特别是与环保相关的法律体系，再加强执法力度，最终形成绿色发展的高压态势。
记者：您说的基础性工作，其实都是开创性的工作。
李晟之：这么说也对。毕竟万事开头难，何况是重塑新发展路径的框架性工作。最后，我还有一个建议，绿色发展绝不是一帆风顺，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要做好迎接阵痛和反弹的准备。但无论经历怎样的阵痛和反弹，都必须“咬定青山不放松”，绝不能走回头路。
因地制宜，找准路径
汶川县委书记张通荣：做好“樱桃树”和“水电站”的选择题
□本报记者 徐中成
经历特大地震之痛的阿坝州汶川县如何恢复绿水青山，走出变“毁山吃饭”为“靠山吃饭”的路子？记者就此对话汶川县委书记张通荣。
记者：对汶川而言，绿色发展有何特殊意义？张通荣：对汶川来说，这个问题很具体：眼前是一片樱桃树和一座工厂，你要哪一个？过去，我们走过弯路，用电站截断岷江，用锯子砍伐葱郁的森林，工业发展了，“木头财政”充盈了，但换来的是水土流失、灾害频发和百姓怨声载道。
现实告诉我们，这条路走不下去，也走不通。只有绿色发展，才能让汶川山绿水净，才能守护岷江一江清水。
记者：从“毁山吃饭”到“靠山吃饭”，汶川采取了哪些措施？
张通荣：“5·12”汶川特大地震后，汶川制定了“南林北果·绿色工业+全域旅游（康养）”的总体思路，勾勒出康养创新型、水生态文明型等发展路径。这些年，汶川持续实施天保工程、退耕还林、干旱河谷生态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近两年内，累计关停45家砂石企业和9户砖厂。如今，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41.72%，城镇主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100%。良好的生态资源，也让汶川的农产品成为市场宠儿。今年，全县人均从甜樱桃、脆李子、香杏子和猕猴桃产业获得收入达7500元左右。
记者：下一步汶川还将怎么做？张通荣：首先，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绿色发展逐步上升为每个汶川人的共同信仰和行动自觉。绿色发展要靠所有民众参与，要努力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把坚定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目标落到实处。
其次是正确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和“大与小”的取舍。汶川的下游是成都，岷江是整个成都平原区的主要饮用水源。因此，必须做好污染减法和生态修复的加法。最后是要用好政策杠杆，创新保护和发展机制。对汶川来说，今后一段时间，最大的改革创新，就是联手卧龙特区共同建设打造大熊猫国家公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北川县林业局局长杨启元：“林业治山”让震后山体披绿装
□本报记者 邹俊川
“5·12”汶川特大地震造成绵阳北川山体大面积崩塌、滑坡，次生灾害频发，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灾后北川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恢复森林生态系统，成效如何？有何启示？本报记者对话北川羌族自治县林业局局长杨启元。
记者：地震对北川森林系统造成了哪些破坏？恢复植被面临哪些困难？
杨启元：“5·12”汶川特大地震对北川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非常严重。全县受损林地面积达29万多亩，其中山体崩塌严重损毁6万多亩。为尽快恢复植被，我们采取了点撒播、在缓坡人工植苗等措施。但地质结构不稳、水土流失严重，树苗刚冒芽，一场大雨就能将树苗连根冲走。
记者：“林业治山”与之前治理山体模式有什么不同？杨启元：最大的不同是“借智”，借助了其他国家的思路、模式和经验。2010年，北川从日本引进“林业治山”模式。这种模式不仅技术上先进，思路上也很奇特。以往，我们治山单靠植树，而这种模式是先固山、后植树，只有山体和地表趋于稳定后，才做生态修复。我们采取钢铁框挡土墙、浆砌石挡土墙、土袋阶梯、土袋排水沟等工程措施，实现山体固定。然后，在山坡上栽种植物。事后统计，项目区的树苗成活率在95%以上。后来，我们又根据本地情况，把钢铁框改成铁丝笼，用竹栅栏挡土墙取代土袋阶梯，把日本模式的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二。
记者：也就是说，北川的林业治山，经历了“借智”“创新”两个阶段。
杨启元：对。所以，这件事给我们很大启示：国外的经验技术是可以借鉴的，也是有改进空间的。特别是在今后的绿色发展、转型发展中，我们肯定少不了向发达国家学习取经。但学习之余，更要结合自身实际学会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