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川：四川充分发挥抗日大后方作用

　　在全面抗战中，四川担负起了大后方的重任，发挥了抗战基地的重要作用。正如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社论所说：“在八年抗战之中，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自武汉失守以后，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

捐钱捐物支援前线

　　从1937年秋天起，四川人民积极响应相关抗日团体和《新华日报》发起的劝募寒衣和春节劳军捐献活动，大力支援抗战。这次活动首先在成都、重庆发起，后扩展到全省城乡。1937年冬天至1938年1月，仅重庆市就捐寒衣款20余万元，制作棉背心40000余件；重庆被服厂工人为前方将士制作棉衣30万件；重庆妇女抗敌协会还发动家庭妇女裁制棉衣，慰劳前方将士。1938年12月，《新华日报》又倡导义卖活动，由商人或厂主捐出货物，买货人成倍或数倍付给货款，然后将货款交给政府，支援前线。

　　义卖活动也是最先在成都、重庆开展的，然后广泛推广。重庆市还举办了义卖献金月，开展义卖献金竞赛，1939年2月26日至3月12日，全市人民共捐献500万元。参与捐献的民众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有广大职工、市民、公教人员、农民，而且官吏、商人、士绅也踊跃参加。四川全省还发起了广泛的募捐献机运动，从1941年春至1943年9月，共募得捐款1198余万元，捐献飞机17架。

　　除募捐、献金和购买公债外，四川人民还负担了国家财政支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国家支出14640亿元，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大约30%”。

补充兵源出川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队损失严重，常年需要补充大量兵源。四川是壮丁配额最多、征兵数额最大的省份。根据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统计，在全面抗战期间，各省实际征送壮丁14050521名，其中，四川征送2578810名，占18.35%。四川壮丁不仅总量大，而且作战勇敢，遂有“无川不成军”之说。

　　此外，四川还大量征用民工，进行国防工程建设和地方建设。全面抗战期间，为了修筑公路、河川、机场等交通设施，四川共动员民工250多万人。修筑33处空军基地时，又动员民工90万名。合计340余万人，大大超过了征兵总数。

　　全面抗战期间，40余万川军出川抗战。他们转战大江南北，几乎参加了正面战场所有大型战役，例如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随枣会战、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粤湘桂边区会战和豫西北会战等。川军将士为祖国领土的完整、中华民族的独立，付出了重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川军战死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64万余人。被国民政府收入抗日将士忠烈录的将级军官有李家饪、王铭章、饶国华、许国璋，校尉级军官有王润波、李成烈等30余人。

积极捐输粮食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队人数剧增。要维持数量庞大的军队，粮饷遂成为关键问题。为了保证军粮供给，1937年9月30日，四川省建设厅制订《省战时增加粮食生产办法》。1938年1月17日，省政府颁布《四川省节食运动实施规则》11条，以节约粮食，达到持久抗日的目的。9月14日，省政府又颁布《四川省督垦荒地大纲》，提倡垦荒种植，增加粮食。10月14日，再度制订并公布《四川省粮食节约实施办法》10条，提出掺和杂粮做饭，严禁制售精白米，不准以米麦烤酒、熬糖、喂牲畜等。

　　为了保证军事用粮，国民政府于1941年设粮食部，在四川等21省实行“田赋征实”，农户改缴纳货币为上缴谷物。1941年，粮食部为各省所定田赋征收数额为稻谷2293.8万市石，其中四川配额最多，占四分之一。为完成以上任务，农户付出相当大代价。1942年，四川每亩稻田平均收获四市石，所负担的征实加上征购、县级公粮、积谷和“折耗”等，共计二石二斗八升，占亩产59.5%。仅1941—1945年，四川共计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38.75%、稻麦总量31.63%。

　　诚如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社论所说：“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借亦自四川始。此后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激发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

　　在抗战中，大后方民众积极加班加点，支援前线，当时非常流行的“抗战建国”这一口号就反映了这一点。因此，抗日战争成为中国建设的契机。

　　第一，四川现代工业的基础，得益于抗战时期内迁四川的大型企业，而且分布格局至今仍然有当时的历史痕迹。

　　第二，四川文化教育，获益于高校内迁者良多。全面抗战时期，东部众多高校内迁西南，例如西南联合大学。迁至四川的高校数量更多，例如，齐鲁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迁至成都华西坝，与华西协和大学相毗邻，一流学者云集，一时有“华西坝五大学”之誉。

　　第三，各省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当时颇为密切。可以说，共同抗战激发了中国各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在强敌压境的前提下，中华民族更加相互依靠，感情更加融洽。抗战胜利后，不少外省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各界人士，均选择继续留在四川工作，强化了四川移民文化的开放性，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

　　 （作者系我校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 年8 月 21 日第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