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牢山四名调查员遇难：一次未完成的任务

　　原标题：哀牢山四名调查员遇难：一次未完成的任务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总的来说，森林资源调查是个“苦力活儿”。在其他非技术类员工眼中，这甚至是一项机械的、“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儿”。而一旦进山，这份工作通常需在一天内完成，“有时在一个样地费时很久，就算摸黑也要完成。不然第二天又要再走一遍山路，才能重新监测。”

　　 进山的陌生人

　　山被雾笼住一半，湿气越来越重，雾好像随时会沉下来。云南省镇沅县者东镇的樟盆村外，4米宽的盘山公路延伸进山间。

　　一个不起眼的路旁，山坡上一棵枯树，一面彩色三角警示旗横在枯树树枝和另一根竖起的木棍间。旗帜后，一条被踩出来的半米宽土路，歪斜着往山上去。枯树枝上还挂了个长方形的警示牌，牌子上用红色的油漆写着：“请大家注意，任何人不得进入保护区，强行进入的人员后果自负！”

　　这里是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的入口。在当地人口中，哀牢山有两层含义：一是与村庄紧密相连的哀牢山体；一是山脉深处的自然保护区。当地人称它为“山心”——这是一个既尊敬又畏惧的名称。

　　“山心”位于500公里长的哀牢山脉中北段，1988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近22万亩，最高峰海拔3166米。除了拥有丰富的植物、动物物种，哀牢山顶部的森林是中国保存面积最大的中山常绿阔叶林。但人迹罕至，气候多变，时常有浓雾甚至瘴气弥漫其中，一般村民很少敢接近“山心”。

　　2021年11月27日，本刊记者来到哀牢山自然保护区。山里正有阵雨。早上还偶尔有阳光穿过云层，中午过后就下起了第一阵雨。哀牢山的雨季一般在10月结束，但今年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雨水特别多。进入11月后，每隔几天还是会下场雨。

　　雾气缠绕在山间，雨水来了，雾就更沉，遮住整个半山腰，气温随之低下来。11月13日，当两辆白色的越野车穿过山腰的浓雾，经过樟盆村，来到“山心”的入口处时，也是这样的天气。

　　59岁的樟盆村护林员李加坤是第一个发现两辆越野车的村民，他有一头自然卷曲的黑发，稍微佝偻着背，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泥，一说话就带着笑意，门牙两侧的牙齿各掉了几颗。

　　“11点零8分”，他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刚从山上巡护下来，看到保护区入口的水泥路边停着辆越野车，车内有两个陌生人。“我问他们搞什么的？他们说是做森林资源调查，9点多搞调查的4个人已经上山了，他们是被雇佣的司机。”

　　按照规定，镇沅县范围内的哀牢山自然保护区归镇沅县管护局直接管辖。镇沅县管护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任何单位的调查人员进入哀牢山保护区从事调查活动，必须携带单位公函，表明调查内容、目的，到县管护局报备，由管护局上报给普洱市林业和草原局。普洱市林业和草原局通过后，县管护局再批复给调查人员相关文件，同时通知到负责该调查区域的护林员，由护林员陪同调查人员进山。这个程序既是对山里自然资源的保护，也是对进山人员安全的保护。保护区内山高林密，不熟悉这里的人进去很容易迷路。但这一次，樟盆村的护林员没有接到县管护局的通知。

　　李加坤拍下车辆照片，发进镇沅县森林资源管护的微信群里，群里有人让他“不要乱说，调查清楚”。于是他再次询问司机，“司机告诉我，调查人员的单位比镇沅县的层级高，不需要报备，四个人也有文件，只是随身带上山了。”

　　进山的4个人是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下文简称“昆明中心”）的4名调查员。昆明中心由原武警黄金第十支队组建而成，2020年9月正式挂牌成立，成为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在全国13个城市的分部之一。

　　伴随着新名称，昆明这支队伍的任务也由找金属矿山，拓展到森林、地质、环境等综合资源调查。这次4人进山，执行的是2021年度全国森林资源调查任务。

　　这是一项重大基础性自然资源调查工作，2020年开始，在全国乔木林范围内布设约2.2万个样地，开展实地调查。4位调查员这次的任务是找到编号为6134的样地，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树种、胸径、树高，以及乔木林类型、起源、优势树种等数据。

　　李加坤不知道4位调查员是否真的有文件，他决定上山去追。但他没吃早饭，走到半路饿得有点晕，于是又返身下山，打电话给同村另一个护林员李加华。

　　李加华是附近3个村（也称为一个片区）的护林员片长，当了20年护林员，今年60岁。他身高一米八三左右，腰板挺直，瘦，走路透着一股威风，普通话也说得清晰，在同龄的当地人中很少见。13号下午2点半，李加华带几个护林员进了保护区，接着去“追”擅自进山的4位调查员。

　　下午3点半，山上起了雾，天色变暗。“我知道要下雨了。雾如果再大，5米外什么也看不清，容易迷路。”李加华对本刊记者回忆。他决定撤退，下午4点58分回到“山心”入口。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两个司机的身份信息，打算等4位调查员下山后再询问具体情况，核实身份。但当晚8点前就下起大雨，雨水断断续续持续了一晚上，调查员没有出山。

　　李加华知道，这样的天气进哀牢山是危险的。即使做了20年护林员，每个月平均巡山24天，他也不敢在大雨、大雾天进山。雨水必然伴随浓雾，保护区内仿若幻境。弯曲的树干上覆盖着经年的苔藓，抬头，树树相缠，低头，也难看清楚走过的痕迹。再加上保护区海拔高，基本在2700米以上，最冷时山顶会落雪。如果没能及时找到路下山，在野外过夜会有失温的危险。

　　但这一次4位调查员进山，一开始并没引起太多焦虑。李加华记得，十几年前，哀牢山还没成为保护区时，曾有村民进山遇到变天下雪，再没出来，但保护区内从未有专业调查人员出过事。比起村民，他们有更多定位和联络的现代设备。司机也告诉李加华，4名队员带了食物和设备，最晚第二天下午下山。

　　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雨还在下。李加坤经过保护区入口，看到白色越野车还停在路旁，司机在车厢内开着空调玩手机。得知他们还没联系上4位调查员，“我都替他们着急，让他们赶快联系单位、找人”。

　　当晚10点半，樟盆村来了十多个昆明中心的人，请求组织村民次日上山搜寻，护林员和调查人员研究路线到凌晨2点半。当时，距离4位调查员13号中午12点59分最后一次与司机通话，已经过去近38个小时。

　　 救援

　　11月15日早上6点半，李加华组织了6个护林员，和昆明中心的人到达哀牢山保护区入口。他们计划分成3组，每组8人，沿着不同的路线到达6134号样地，沿途搜寻4位调查员的痕迹。

　　6134号样地在相邻的新平县内，要从哀牢山西坡出发，翻过一个山脊到达东坡。这条路线，李加华5年前走过一次。那是2016年4月，有6个调查员带着镇沅县管护局审批后的文件找到李加华、李加坤，请他们做一天向导，每人200元。

　　他们早上8点进山，到了保护区真正的入口，有四个调查员不敢往里走，觉得山太深，回去了。剩下两位调查员，拿着一个李加华看不懂的仪器确定方向，指示向导砍树开路。“当时说要往北走，他们拿着仪器，往南走了3公里，我说方向反了，他们不信，直到下午2点多还没找到样地。”李加华对本刊记者回忆，“我钻出山头，看到熟悉的山已经很远了，他们的仪器也不灵，我就直接带着他们往样点的方向跑，翻过3个山头，下午4点多到样地附近，当晚天黑了才跑回到入口。”

　　李加华有一套自己的认路方式。如果是雾天，就沿着山谷的溪流往下走。溪水顺流而下，一定会经过某个村子；如果是晴天迷路，就爬到山的最高处，上到树顶视野更开阔，找到熟悉的标志物，以村民家或者其他熟悉地点为参照，确认方向。

　　5年前那次，虽然费了些周折，但好在天气没有变化，李加华对这座山的了解和经验，帮助调查人员安全出山。但5年后，李加华带人再次翻越山脊往新平县走时，他的心情更复杂。雨水没有停止，看不到调查人员的踪迹，这些都是不祥的征兆。

　　15号上午开始，李加华一队在雨雾中走了7个半小时。山上的温度在4〜8摄氏度间，人被雨水和浓雾罩住，即使穿着雨衣，一群人身上也几乎都湿透了，只有走路才能带来热量。下午2点半，他们到达6134号样点附近，却一无所获，甚至连陌生的脚印也没发现。他们沿着原路快速返回，期待回到入口就看见已经出山的失联调查员。但下午5点左右，当三组人回到出口时，没有任何失联人员的消息。

　　大规模的搜救从15号傍晚开始。雨水仿佛和搜救较劲一样，下个不停。搜救人员很难从雨雾和泥泞中发现失联队员的踪迹。直到17号早上，天终于放晴，云南省山地救援队队长胡文琨从这天开始进入搜救。

　　他和队员一行10人从哀牢山保护区入口出发，花了近9个小时到达6134样点，一路上发现许多东西，大多都在样点附近：没抽完的烟头，2块巧克力，一瓶刚喝了一口的饮料，一些瓜子，4瓶八宝粥，2包蛋黄派⋯⋯这些是他们上山前，在者东镇一个超市花100来元购买的食物，基本还剩一半。

　　除了食物，胡文琨看到他们用山上细口径滑竹搭建的简易窝棚，一次性的粉色雨衣还放在窝棚顶挡雨，窝棚旁有碗口大的火堆，几根木柴只烧了三分之一。经测量，窝棚点距离6134样地，直线距离约163米。但山里的163米，有时走一个小时也到不了。

　　发现这些痕迹令救援队兴奋，但往后几天进展缓慢。除了在一条河边发现雨衣碎片、在窝棚附近发现排泄物，4名调查员的位置仍无法确定。越来越多人投入到这场救援，指挥部在镇沅县和新平县建立2个补给点，有村民每天背着食物、油布等物资到补给点，帮忙搭建帐篷。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救援队每晚必须回到补给点休息。胡文琨告诉本刊记者，每天下午4点，无论搜救结果如何，队伍都要返回距离最近的补给点，“补充热量，人多也更有安全感”。

　　在胡文琨的救援经历中，哀牢山是难度最大的一次。这里森林覆盖率85.1%，植被茂密，树干上能看到狗熊抓过的手掌印，白天还有新鲜的动物粪便。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基本全无。

　　“山里基本没路，要靠砍刀开路。坡度陡，70度的坡就算小的，部分路面有苔藓，平均下来一小时只能走300米，遇到更陡的坡，一小时只能走100多米。”即使不下雨，山里的薄雾也能凝结成水滴。到了夜间，湿气更重，在村民搭的油布帐篷里睡觉，脸上也会被雾气蒸出水。岳麓蓝天救援队后续也加入搜救，在队长分享的一段视频中，哀牢山深处，没有鸟鸣和溪流声，甚至没有风声，只听得到人的呼吸声，以及脚踩树叶的声音。

　　19号是救援的一个节点。胡文琨告诉本刊记者，连续5天没有找到调查员的位置后，指挥部决定从20号开始重新划区域。以6134样地为核心，画出半径3公里的圆形，分成10块区域，交给10组队伍。圆形之外，云南省山地救援队12人和昆明中心的12人组成重装队伍，背上5天的口粮，从樟盆村去往新平县。

　　那两天，胡文琨对昆明中心调查员的印象是“他们（野外生存能力）很强”，无需借助外力，仅仅靠坡上的植物就能快速登上陡坡。还能把方便面袋子剪开，往里加入冷水，塑料袋当锅，煮熟方便面。“在火上把面煮熟，却不会把袋子烤坏，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胡文琨以此推导4位失联的调查员，野外生存能力也很不错，或许还有生还的希望。直到21号下午6点左右，他收到指挥部信息，在6134样地东南方向1.85公里处，发现3具遗体，22号早上8点半，第四具遗体也被发现。

　　4具遗体相距很近，间隔十多米的距离。其中一个人平躺着，衣服往上撩开露出肚皮，嘴角似乎带着微笑——这是失温的症状。胡文琨推测，失温的原因很可能是13号晚上持续到16号的雨水，造成林间持续低温，被浸湿的衣物也在不断从他们身上夺取热量。

　　根据4人还剩下一半的食物，他推测队员们13号已经意识到自己迷路，所以有意节约食物。“可能14号白天又去找样点，离开简易窝棚点后迷路，偏离了去样点的方向，也回不去窝棚，过程中失温了。”

　　山与村

　　迷路加失温，在哀牢山中并不是新鲜事。李加华说，在樟盆村，很多村民因为害怕，“一辈子都没接触过真正的山心”。

　　30多年前，公路没修好时，倒是有村民赶着牲口，翻越哀牢山去隔壁县城卖。如果天气晴朗，早上出发，傍晚就能到达，第二天卖了牲口还能赶回家。如果天气有变，就借住在山边的村民家，很少在野外过夜。虽然这条路不经过如今的哀牢山保护区，但绵延的哀牢山峰地形十分相似，高度也差不多，给人的震慑感是相似的。

　　新世纪初，镇沅县与相交几个县城间的公路铺设完成，村民们逐渐放弃了劳累又危险的翻山行路。走的人越少，山路就越危险。村里一位60多岁的老人告诉本刊记者，有几年，赶牲口翻山的人常常在山顶处被抢劫，之后走的人就更少了。最近关于哀牢山的本地传闻是2007年，夏季暴雨，哀牢山发生泥石流，一个村民刚好在保护区附近，被泥石流吞没，最后只找到了一只脚。

　　但危险之外，哀牢山也给村民们好生活的希望。茶叶、核桃树、药材、各类水果，都是山里的经济作物。山脚镇上的人说，以前樟盆村最穷，2014年修完路后，靠着将山里的经济作物流通出去，村民们一个个富起来，2017年就脱离了贫困村。甚至连村民最基础的需求——水源，也是从哀牢山山峰处的泉眼流下。泉水用于灌溉和日常生活，烧热的水喝起来还有一丝甜味。

　　总之，在当地人眼里，哀牢山和它的名字一样（傣语译为“老大”），是一座脾气不太好、颇有些凶险，但又难以离开的大山。对考察人员来说也是如此。虽然进山有种种困难和危险，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是中国西南部云贵高原、横断山、青藏高原的交汇处，植物、生物物种繁多，再加上哀牢山地质古老，是一个理想的综合科研基地。

　　和它相处的方式，唯有依靠经验和谨慎。即使挨着哀牢山生活了半辈子，李加华上山仍旧很小心，很少一个人单独巡山，尤其是要进入保护区时会更加谨慎。

　　他向本刊记者列举了自己每天巡山要带的东西：一把砍刀用来开路，一个急救包应急，一壶军用水壶开水和一顿口粮补充能量，一件厚雨衣防雨，一个笔记本和按手印的红印泥，用来记录擅自闯入保护区的村民。

　　15号到21号进山搜寻这几天，装这些东西的红色急救包全湿了，李加华一样样把东西翻出来，检查还有哪些能用，留下了创可贴、藿香正气水、封装好的纱布、小剪刀、口哨、手电筒⋯⋯

　　即便常年巡山，护林员也不能避免在哀牢山迷路。在4名调查员上山前一天，11月12号，晴天，中午1点半左右，李加坤带着砍刀独自一人巡山，返回时不知什么原因，“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路了”。

　　人一迷路，就容易急，他往山下走到有信号的地方打电话给李加华，“他劝我冷静，不要着急，先坐下好好想想来时的路”。之后，李加华根据李加坤的描述，让他面朝某个方向，沿着右手一直走，终于找到自己当天用砍刀开路的痕迹。李加坤顺着痕迹飞快跑下山，现在都不敢靠近迷路那块区域。

　　 “苦力活儿”

　　4名调查员的遗体被发现后，有关他们的信息也渐渐流出来。年纪最小的是张金榜，25岁，四川宜宾人，被视为家里的骄傲，左手写一笔漂亮的字；刘宇是昆明人，29岁，刚结婚不久；杨敏是江西南昌人，27岁，在后勤部工作，有个同龄妻子；4人中，年纪最大的是张瑜，32岁，重庆人。调查队伍有“老带新”的传统，但张瑜并没有森林资源调查背景。他的朋友告诉本刊记者，张瑜在部队时一直是卫生员，后来转入厨房做后勤，今年才开始做森林资源调查工作。

　　一份昆明中心的内部文件显示，4名调查员执行的任务，是2021年度全国森林资源调查的一部分。调查于今年9月初启动，昆明中心承担的任务是在年底前完成布设的国家级森林样地外业调查工作和草原资源调查工作。数据统计汇总分析后，确认后的调查成果纳入自然资源三维立体时空数据库。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昆明中心从各个组抽调75名人员参与工作，其中也包括办公室、后勤服务中心等非技术类员工，杨敏就是后勤服务中心被抽调的6人之一。除了内部临时抽调人员，昆明中心还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了2021年森调项目劳务采购公告，招标范围包括雇佣劳务70人，配合完成广东省、云南省边境地区共991个样地森林资源调查工作，最高劳务单价为每人每天400元。

　　为什么全国森林资源调查项目需要临时招募这么多调查员？林然曾经接触过该项目，他是工程和林业领域的一位从业人员。他告诉本刊记者，每年的森林调查任务都有时间节点，但只在某一期间人手紧张。而这是国家拨款的公益性项目，补助经费不多，因此各单位基本都会先从内部其他部门调人，不同专业背景的都可以，有时实习生也能派上用场。

　　总的来说，森林资源调查是个“苦力活儿”，林然说，在其他非技术类员工眼中，这甚至是一项机械的、“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活儿”。以云南省为例，确定调查员人选后，需要进行两三天的理论培训，主要是技术层面（如何操作仪器、工作流程）。理论培训后，各单位以“老带新”的方式，让新人练兵，在昆明随机选取4个样点，演习一遍基本操作流程。

　　根据林然的经验，一般培训半个月左右就能外出做调查，通常是3到5个调查员一起上山。找到样地后，先确认西南角点，把RTK设备立在西南角点，获取更精准的坐标。之后用罗盘按顺时针方向围出一个边长28.28米的正方形。正方形内，在每棵树1.3米的位置画上红油漆、测胸径，记录植物种类、优势树种等信息。

　　单是这些操作并不复杂，但困难的是每次上下山，都是对体力的巨大消耗，每一次都有不确定因素。可能遇到的困难很多，比如找不到西南角点，要靠其他标志物反复核准才能确定；比如样地的可视度和地理情况，影响着一份样地的监测需要半小时还是半天才能做完⋯⋯而一旦进山，这份工作通常需在一天内完成，“有时在一个样地费时很久，就算摸黑也要完成。不然第二天又要再走一遍山路，才能重新监测”。

　　林然也参加了2021年的全国森林资源调查。他经常需要连续几天去不同的样地监测。头一天刚结束上山工作，回酒店后就要准备第二天样地的资料、路线。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工具是单位配备的Pad，里面存了往年这个样点的航迹、周围情况、监测数据。Pad里还有一个离线地图，无需信号，也能在山上看到自己是否偏离轨迹。

　　通常，调查员上山带着Pad就能找到样地。2020年度森林调查时，调查人员还多了一项RTK设备，有卫星电话的部分功能。一行人找到西南角点后，打开仪器，可通过卫星系统定位到更精确的经纬度坐标。但在林然看来，“这个仪器有点冗余，因为西南角点可以靠其他参照物确定，RTK设备沉，耗电量大，通常只在定位时打开，将数据上传至系统后就关掉”。至于这项设备在紧急时还有对外发送坐标的功能，林然告诉本刊记者，在自己接受的培训里，并没有强调设备在安全救急这方面的功能。

　　此次遇难的4名调查人员也带了RTK设备。林然猜测，这次4位遇难的调查员，也许并不知道RTK在关键时刻可以打开，定位自己的坐标，“或者，几人有可能中了森林中的瘴气，短时间内失去行为能力，不能自救”。

　　 被中断的人生

　　目前，4位调查员的死因仍在调查中，昆明中心拒绝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请求。在搜救过程中，4名调查员中年纪最轻的张金榜的父母也来到了樟盆村。他们无法上山，就在村里的指挥部等待。2位老人显得身体有些虚弱，被人搀扶着，说话声音很低，他们告诉村民，曾找过算命先生占卜孩子的安危，算出的结果是两个手掌一拍、一摊手，没了。

　　4人中年龄最大的调查员张瑜的家人没有来到哀牢山下。他的朋友对本刊记者回忆了他。虽然都是些平常的点点滴滴，但现在是他曾经存在过的一些证明。

　　本刊记者在昆明市的一家健身房见到他的朋友。张瑜生前热爱健身，朋友圈头像写着“只想撸铁”，背景图片写着“肌肉暴涨”。韩飞是健身房的老板之一，比张瑜大一岁。他记得，2021年2月底，张瑜跟战友一起到健身房，“练了几次，比较投缘，就来办了年卡”。

　　张瑜身高一米六五左右，65公斤，韩飞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有些腼腆，话少，但一说话就爱笑。他爱吃槟榔，经常在健身房楼下的小卖铺里买一包30块的槟榔，到健身房分给别人。因为买得多，还曾在小卖铺的抽奖中得过一台小型电风扇。

　　吴越也是健身房的老板之一，他今年4月认识张瑜，偶尔在健身房一起锻炼，“刚认识不久，他就跟我说单位要发军大衣，问我要不要一件”。吴越身形瘦小，黑色棉服里只穿了一件白色跨栏背心，说到军大衣也忍不住发笑，他觉得这是二人成为朋友的关键，“（张瑜）很直接，憨厚”。

　　从那之后，二人聊得更多。他知道张瑜单身，住在昆明中心提供的员工宿舍。知道张瑜平时没什么社交活动，只有一个玩了好多年的战友。所以一有什么活动，吴越就叫上张瑜。钓鱼、吃烧烤、喝酒。除了打麻将，张瑜几乎每次都去，虽然他不爱喝酒，脸容易红，4瓶啤酒就是极限。

　　因为有相似的爱好，人很真诚、客气，张瑜遇难前最后一段日子，跟健身房的几个老板走得最近——这并不多见。吴越说，健身房有两三千个会员，很少有人跟他们单独出去吃饭、聊天。张瑜谈起过自己的工作，他在部队一直做卫生员，后来到厨房做后勤，每月四五千块，在昆明不算高，但好在有编制、稳定。他说起过一次自己的家庭，双胞胎姐姐很早就去世，母亲几年前离世，只有父亲在重庆老家，退休了也在打零工。他说起未来，打算在昆明买房、结婚，把父亲接到昆明。

　　张瑜留给朋友的另一个印象是节俭。他爱抽的烟是15元一包的恭贺新禧，一次买一条，135元，能省下15元。健身房办的年卡是15个月3000元，如果每月打卡超过13次，当月返还200元，张瑜每个月都能拿到返还金额。

　　他的住所离健身房十几公里，下午5点下班后，经常骑自行车去健身房。他很少买新衣服，饮食简单，面包、牛奶、牛肉在单位就能解决。健身结束大约在9点半，如果没人约他吃夜宵，他喝完蛋白粉，不在健身房洗澡，直接回单位。如果有空，他还会在宿舍跳绳2000多下。

　　他很想找一个女朋友。吴越曾给他介绍一位老师，张瑜很认真，在七夕时买了鲜花、香水、口红送去，最后女方觉得二人性格不合，没有继续。今年7、8月左右，张瑜回了一趟重庆老家。9月，2021年度森林调查项目启动，他是外出调查的工作人员之一。从那时开始，他的健身房打卡记录很难再满13次。

　　张瑜没有跟健身房这些朋友说起自己在野外的具体工作，只说曾在山上发现过狗熊的痕迹。吴越手机里，最后一次跟他的聊天记录在11月7日。那天晚上，张瑜主动问他：“老板，有没有女的（女朋友）可以介绍一个？”他们随后微信通话了一分多钟，张瑜说自己在楚雄州出野外任务，跟司机住在酒店，有些无聊。

　　半个月后，看到朋友转发4名调查员在哀牢山失联的信息。吴越再给张瑜打电话，就是无人接听。和本刊记者见面时，他似乎是为了确认什么，按照张瑜的手机号又拨过去一次，电话那边传回机械平静的声音：“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您查证后再拨。”

　　（文中林然为化名，实习记者贺伟彧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祝加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