轶事：一句川味方言搅黄"庆功"盛典 引蒋介石大骂

1995年8月3日，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文史学家程千帆先生给散文家黄裳先生寄去了一封信，对黄裳散文集《春夜随笔》里记载的关于“九鼎铭文”作者问题的事，根据当日在四川的所见所闻作了解释，也解开了民国四川史上一段少有人知的“九鼎铭文”公案——或者说是一场历史闹剧更准确些。

这场“九鼎铭文”闹剧，还得从1943年说起：珍珠港事变后，美国宣布对日德作战，为了构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阵线，1943年1月11日，美英分别与中国签订《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新约》废除了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已行之百年的不平等条约。

尽管《新约》的签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势使然，但某些官员却将这次外交胜利归功于蒋介石的领导有方。于是乎，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里掀起了一股“献九鼎”的热潮。以朱家骅为首的国民政府要员准备于1944年1月，即两个条约签字一周年之际，模仿古代帝王庆功盛典，举行“献九鼎”仪式。

九鼎上需要镌刻歌功颂德的铭文，当时国学大师很多，但都不愿意去吹拍蒋介石。最后撰写“九鼎铭文”的差事，被硬推给了史学家顾颉刚。顾颉刚在1943年1月28日的日记上记录道：“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訏曾作文言文，我交给他做了。”

《顾颉刚日记》说把九鼎铭文交给刘起訏草拟，但章炳麟、陈寅恪等学者却在报刊上发文批评顾颉刚草拟九鼎铭文。因此铭文最后到底是谁写的，一直没有定论。不管是谁写的，总之仪式组织者按时拿到铭文。铭文是这样写的：

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千古。铭文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紧张的前期筹备后，仪式彩排如期举行。仪式由朱家骅、何应钦等主持，蒋介石等政府要员出席观看。在仪式进行到一半时，蒋介石忽然大发雷霆，叫来朱家骅等人便破口大骂，说他们这样胡乱整，是给他蒋某人难堪，是给党国抹黑。

蒋介石的情绪就像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这让朱家骅等人捉摸不透，只得灰头土脸宣布终止仪式。

事后，朱家骅多方向蒋身边的人打听，得知蒋介石发怒的原因是九鼎铭文出了问题。

这篇短短的铭文，朱家骅觉得，内容上，铭文符合自己歌颂蒋介石文治武功堪比尧舜的意图;形式上，铭文音节铿锵，颇有商周古韵味。问题在哪呢?

朱家骅再次仔细推敲了这篇铭文，并没发现问题所在。后来还是经高人指点，才恍然大悟，这场盛事不欢而散，关键出在一个四川方言词汇上——朱的政敌在仪式彩排中向蒋介石告了一状：这九鼎铭文不妥，后四句的第一字合起来，是“我载献宝”。

而“我在(载)献宝”是四川重庆的一句骂人话，意思是自家说自家在丢脸出丑呢。

幸好现在只是彩排，正式的典礼时，这要是让前来观礼的重庆父老乡亲听见了，那岂不笑掉大牙。——蒋介石一听，岂有不发火的道理?

身为浙江人的朱家骅哪里知道还有此一说，但事已至此，只有扼腕叹惜的份儿了，幸好因为是彩排，知道的人不多，蒋介石也没过多追究。

一场庄严肃穆、隆重盛大的国家典礼，就这样生生被一句四川话给搅黄了，成了一场大笑话，而坏就坏在这个“宝”字上。

形容人傻，在四川方言里，一个字记之曰“宝”，两个字记之曰“宝器(气)”，三个字记之曰“宝筛筛”，四个字记之曰“宝里宝器”，六个字记之曰“宝得有盐有味”。而“献宝”正是这以“宝”为词根的词语家族中一员，它常被作为动词，用来形容人愚蠢，做了傻事、丢了脸。 且志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