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80后”校友体悟校训：“‘求是’二字是我一生财富”

　　“求是”，浙江大学校训，确立于70多年前。如今的意义何在?

　　“工作之后，我对‘求是’二字的理解越来越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校训是母校给予学生个体的最大财富，唯有不忘感怀之。”倾听浙江大学“80后”校友们对校训“求是”的理解，解读校训历久弥新的“魔力”。

　　 求真知、求真理

　　“对‘求是’校训最浅层的理解是较真、严谨、说真话。”高中毕业保送入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混合班的方毅，如今是一家互联网企业负责人，直至今天，他和“浙大系”的小伙伴们还保留着“来，我们‘求是’一把”的探讨默契，“唯真、唯实，发现自己错了也坦然承认。”在他看来，这两个字是一种心理支撑，面临选择时仿佛能暗示自己，怎样做才是对的。

　　毕业后“跨界”在杭州创立一家教育机构的戴立说，“求是”对人的“拷问”无所不在——在校时，做实验会不会伪造数据?工作后，客户需求是想象出来还是实打实调研出来的?上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对自己不了解的领域，会不会罔顾实情，仅以立场决定观点?

　　中文系毕业生张一帆则认为，对母校校训最好的解释，在国学大师马一浮受老校长竺可桢之邀、为浙大撰写的校歌歌词中。“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无曰已是，无曰遂真”。求真知、求真理，而在追寻的过程中，不要轻言自己已穷尽真理。

　　“一个人接受系统教育的起点是在学校，好的校训如同‘开蒙’，会影响人一辈子。”现任高校教师的张一帆说，竺可桢曾说，“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没有独立研究的氛围，自由讨论的刺激，真理何由得明?身为传道授业者，讲授的知识有“半衰期”，而教会学生独立思考与判断方法，方为大道。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浙江大学与“求是”二字渊源颇深，其前身即名“求是书院”。自1897年创建时起，即提倡“务求实学，存是去非”。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保全浙江大学，时任校长的竺可桢率全校师生西迁，一路烽火连天，颠沛流离。1938年11月行至广西宜山时，竺可桢校长主持校务会议，决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

　　回看70多年前“求是”校训产生的历史环境，同为“80后”的杭州浙大校友会秘书长刘建斌认为，“求是”校训提出之时，正值国家民族危难之时，也是浙大西迁过程中最艰难的时刻。竺可桢老校长于当时提“求是”，不仅是为了坚持治学，更是以先贤的遇险不畏、艰苦卓绝以及公忠体国精神激励大家。

　　 “知行合一”

　　在浙大“80后”校友看来，“求是”不仅仅是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更是涉及理想、责任和立身处世的价值观。

　　1936年9月，竺可桢在与新生的谈话会上这样问学生：“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校训和‘两问’是互相印证的。”刘建斌说，竺可桢老校长倡导“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说的是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反观当下，人们往往只关注“什么是对我有利的”。如何知行合一?浙大学子当思之。

　　“这‘两问’，竺校长是给出过他自己的答案的：‘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他希望大学生能成为一个地方的楷模，成为一般人士的表率，能做到不仅‘谋食’，而且‘谋道’。”忻皓说。

　　忻皓1999年就读浙江大学始即关注环保，获得过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如今他担任秘书长的“绿色浙江”已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其特点是突发环境事件后，第一时间给出建设性的专业建议。

　　“身为浙大人，终身‘求是’魂。”忻皓说，“我对‘求是’的理解是‘行知合一’，‘行’在‘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