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人才计划填不满西部人才洼地

雪越下越大，雨刷器已经结霜粘在了挡风玻璃上，眼前这条原本崎岖的山路，不一会儿就成了白茫茫的一片。这个时候，中国东南部已经进入穿背心的夏季，而青藏高原，还在迎接着当地人也说不上是冬雪还是夏雪的降临。

司机老刘狠踩了一脚刹车，靠在路边，拿起抹布擦了擦后视镜，才敢继续驱车。他知道，这种天气状况，尽管路上不会有太多车，但30多年走山路的经验告诉他，稍有不慎，追尾，侧滑，甚至翻沟，都是这条路上常有的事。

路的一头是青海省西宁市，老刘的东家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以下称西北高原所）就在那里。这个位居闹市的科研大院是他们在这个西部省会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驻足之地，其内一群拥有牦牛精神、被誉为高原船舶的科研工作者是老刘常年为伴的同事。路的另一头是此行的目的地，果洛藏族自治州三江源草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是这些科研工作者真正的科研战场。

这条路整个走下来440公里，要翻过11座山，海拔一度超过4000米，除了羊和牦牛群，难觅人踪，可以见到太阳的八九个小时全要耗在这条路上。西北高原所三江源草地恢复与生态高牧业发展团队的科研人员每隔14天就要在这条路上往返一次，冬季的往返周期也长不过20天，而这样的循环往复已经持续了9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刘是位比同行的科研人员更为资深的“牦牛”，他能熟悉地说出这里的每一个路口，几十年过去了，他身边的科研工作者换了一拨又一拨：有的是老先生，扎根留下来干了一辈子，直到生命尽头；有的是年轻有为的科研精英，却在中途某个出口，按捺不住“东南飞”了，剩下的，多是一些“土著”科学家。“留下”，这个字眼在西部显得格外扎眼。

高原上的羊群喂饱了，科研工作者却走了一茬又一茬

就过了一夜，头一天还银装素裹的山坡渐渐有积雪在消融，已露出一片枯黄的草地，随之露出来的，还有一幅被当地藏民称为“丰收”的画面。

贵南县森多乡，黄昏，落日未尽，山坡下一两顶帐篷冒着淡淡的炊烟，几只凶悍的藏獒守护着雪白的羊群。这是一户殷实的藏族牧民家，为迎接熟悉的科学家朋友，女主人早已把手抓羊肉、酥油茶、点心摆上了茶几，男主人仁青太则坐下来回忆，当年的自己如何第一个响应科学家动员种草地、建畜棚的故事。

对仁青太一家三口来说，家里30多只母羊生下27只羊羔是件大喜事，相比之下，隔壁姐姐家120多只羊才产了30多只羊羔。把羊喂饱，在外人看来既简单又没什么科技含量，但对于散落在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青海高原上的人眼里，“就是一切”。而这一切在科学家们没来之前，却是另一番景象。

“夏饱、秋肥、冬瘦、春死亡”，这句高原上流传甚广的俗话，曾经是青藏高原畜牧业的真实写照。在藏族牧民达日杰的牧场，2000多亩的草原上跑着200多头牦牛、200多只羊，但这位52岁的老牧民说，以前他们数羊只能以个位计算，顶多以十位计算。

那时，达日杰的脚下是一片“黑土滩”。一入冬牧草被吃光，黑土滩就成了荒地，风一吹，黑土满地。如今，整个三江源仍有7300多万亩黑土滩，属于极度退化草地。

“极度退化草地”这个专业术语是西北高原所研究员徐世晓告诉他的，达日杰还从徐世晓那里知道，改变这个情况的是一个被称作“暖季放牧冷季舍饲”的两段式生产模式，而以前的模式则被称作单一依赖天然草地的传统畜牧业。“放牧比较粗放，牲畜一多草就不够吃，而草一旦没了，高原鼠兔就会遍布草地，那就没有牛羊的活头了。”达日杰说。

牛羊喂饱了，收入自然多了。达日杰说，新的生产方式不仅保护了草地，还让他们每户每年增收两万多元，这意味着他们每年可以多去省会玩两趟。

这并不容易。至今，三江源草地恢复与生态畜牧业发展团队首席科学家、中科院西北高原所研究员赵新全都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藏族牧民时的情景：酥油糌粑吃过了，妇女们又赤裸着上身哼着拉伊，打酥油，在草滩上抹牛粪饼。太阳西沉，牛儿羊群自归回家的路。这样千百年延续下来的自然生产生活习惯，牧民们愿意打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