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大记忆】后勤改革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访崔汝樑副院长

时间：2017年5月17日15:00——18:00

地点：学校校史馆

人物：崔汝樑副院长

访谈人：陈建

影像：曹刚   张魁武

文字整理：肖玉

文稿撰写：陈建

文稿审核：姚明淑  

陈：崔院长，学校档案馆目前正在开展“石大记忆”项目的采访工作，推出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想抢救学校的文化记忆，留下石大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记忆，我们想就下面几个问题向您进行详细了解，请您与我们分享。  

组织让我到哪就到哪

陈：您1952年从天津津沽大学企业管理系毕业后分配到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基建司企业管理处工作，1958年8月调到我校。从中央机关到地方，是组织分配，还是您自己要求来的？

崔：这个说来话长了。毕业时，我们班几十个人，据我回忆，就我分配到中央机关了，其他同学都分到玉门等基层厂矿去了，这是我自己没想到的。建国初期，国家民用，尤其是军事上对石油要求很高很强烈，西方国家对咱们采取封锁，石油很短缺。除了毛主席、周总理，对石油最重视最关心的是彭老总，部队很需要石油。1955年成立了石油部，中央很重视，就把李聚奎上将调到石油部当第一任部长，周文龙中将当副部长，马载任石油工业基建司司长。为了培养石油工业干部，1953年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把清华大学的石油化工系和天津大学的石油化工系调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到1958年，光北京一个学院培养还不够，不能满足石油工业发展的需要，中央又成立了四川石油学院和西安石油学院。四川石油学院就派马载来当党委书记兼院长，杨霖少将到西安石油学院任党委书记兼院长。学校领导一般都是教育部任命的，他们二位是国务院任命的。马载是黄埔军校4期的学生，参加过北伐，解放战争初期就是中共热河省委书记处书记。这是当时成立学校的大背景。

在石油部，马载是司长，是我的顶头上司。一天，马载找我谈：“老崔，部党组已经决定成立四川石油学院，我去当书记兼院长。我想带你去，你觉得怎么样？”我随口就说：“我是党员，一切服从组织分配，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到哪就到哪。”他说：“那就这么定了！”就这么一句话，我就来了。

找部里要人要钱要设备

陈：您的专长是经济管理，建校之初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崔：我来了以后，一开始我当党委秘书，但我觉得与我所学的专业差别太远了，就跟马载说我的专业不能丢。后来他就让我搞基建，当时基建处处长是由副院长王礼庭兼任，我是基建处党总支副书记，兼材料调配科科长。

虽说搞基建，但当时59年、60年非常艰苦，任务很重，学校第一个考虑的是人手缺乏，老师太少；还有就是没有设备，教学设备、实验设备都没有，还需要建设资金啊。因为当时在部里我比较熟，所以马载把我派到北京，要人要钱要设备。

首先从北京调了些老师，其中有张本奎跟任书泉，任书泉在北京规划院，是清华的研究生；还有就是调北京石油学院58年的毕业生来当老师，有曹开胜、黄汉光、黄逸仁等，这是咱们学校教师的基础。还有就是调来了一些干部，石油部基建司工程处的处长李直同志，是12级干部，李直同志业务很好，我们年轻人都很佩服他。马载把李直也带到学校来了，当教务处处长，没两年就提了副院长。

那时教育方针有一条：教育跟生产劳动相结合，马载打电话给我，说能不能到石油建筑公司调一批老工人到学校来组建实习工厂。我一个小萝卜头，这个任务怎么完成呢？在部里的时候，教育司司长王志成对我印象不错，我就去找王司长想办法。说，虽然我已经调到四川石油学院了，但还是在石油系统，学校现在需要石油公司支援一批技术熟练工人。王司长就给我写了一封信，把我作为石油部的人派到石油公司去调人。这样到北京和东北的石油建筑安装公司调了一批老工人，有35个，都是五级以上的老工人，就这样建立了学校金工厂。但是后来因为气候生活不习惯，大部分又都回去了。

在投资上，中央很支持石油工业的发展，所以学校去要钱要设备部里很支持，表态说：你需要多少钱，只要提出计划，能够完成，我们就批。投资毫无问题，实际上是要来了投资完不成，困难时期，基建上不去，确实很让人头痛。

改革破题后勤先行

陈：1979年，在您的主持下，实行了学校食堂半企业化管理，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改革。这次改革顺利吗？

崔：“文革”结束后，把我提到总务处当副处长、代理处长。当时食堂是吃大锅饭，做好做坏一个样，饭菜品种少、味道差、质量不高，师生员工意见很大。我经过调研，在处里的几个同志的支持下，我们开始试行食堂半企业化管理，主要是打破铁饭碗，实行半独立核算，饭菜要多样化、要计算成本，可以适当有点利润，质量提高了可以适当发奖金，以激发食堂方面的积极性，发挥食堂厨师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

但阻力很大。主要是食堂的科长、管理员首先就不同意，认为这样做是把他们从学校分出去作为独立核算的企业，就不是学校的职工了。实际上这是误解，之所以叫半企业化，并不是要把食堂的职工排除出去，食堂还是学校一个辅助部门，办好食堂对食堂员工也有好处。为什么叫半核算？食堂职工的工资由学校发，水电也不在核算单位之内，最终目的是把食堂办好，使教职工满意。这样一说就通了。

陈：随后，您又对学院车队、基建工作进行了改革，这也是难啃的硬骨头，请给我们讲述一下。

崔：那时候还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一切都按国家计划安排，基本建设施工是由省建委安排。建校时学院基建工程量很大，虽然资金没问题，但是省建筑公司只来一个工程队，虽然施工设备好，但施工力量弱，教学楼、宿舍和其它教学科研生活设施施工进度都很慢，基建设计也很慢，满足不了学校基本建设需求，教学楼、实验室、老师和学生宿舍、澡堂……都迟迟建不起来，师生员工不满意，我和基建处都很着急，这样不行啊。我们就一起研究能不能引进更多公司，包括设计和施工都要引入。我们跟市建设局一商量，他们很高兴，很愿意来，这样就引进了市建筑公司。还有一个设计问题，原来是一个单位包下来，设计的时间、设计费等都是人家说了算。按照引入施工单位这个路子，后来又引入了西南设计院、重庆设计院，还有本校设计组也参与进来了。虽然那个时候还没“竞争”这个说法，但这样一来，无形中就形成竞争机制了。但是，为了保证质量，教学楼等大工程，还是由省建筑公司来建，宿舍等生活设施由市建筑公司建。在计划经济时代，这样做还是有很大风险的，省建委对我们还很有意见，但我们着急啊，引进竞争的目的主要是学校工程需要。

还有就是车队。开始部里给了学院3辆车，后来因运输需要，四川高教局又分了1辆，一共4辆解放牌卡车；小车只有美国的威尼斯吉普，石志刚调来以后多了1辆华沙牌轿车。当时车队人员比较复杂，人心也不齐，不好搞，困难大。但运输任务很重，维修任务尤其重，到外面修车花钱太多，因此汽车队成立了一个汽车修理组，贺一先当组长，那是一个“老黄牛”啊，我很佩服他。那时铁饭碗大锅饭，大家的积极性不高，光贺一先一个人积极也不行啊。于是，车队的工作就从修车入手搞，我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借鉴食堂改革经验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重点是要发挥修理工的修理积极性和司机保护车的积极性，实行干好干坏不一样。当然做这些事，首先要得到党委领导支持，取得到班子共识，得到下面职工的认可才能实施。

“蜂窝煤与水电”之民生大计

1980年的时候很困难，很多老同志跟我说，燃料很缺乏，大冬天都在外面找树叶等作燃料，或是到炼油厂买油渣作燃料（污染很大）。后来慢慢地学校车队到煤矿拉的煤分出一部分卖给教职工。但教职工们把煤挑回家，还要到处找黄泥和到煤里做成煤饼，要晒干了才能用，很麻烦，时间花的多，劳动强度也很大。教职工的生活困难得解决啊，学院领导班子很重视这件事，曹开胜和我商量，这事儿首先得做。那时我刚当副院长，分管基建，我和总务处、基建处协商，从基建上提出计划，买了一套蜂窝煤机，在小卖部那个地方自己打蜂窝煤给教职工作燃料。

在我刚刚任副院长时，咱们学校的水电很成问题，一个星期要停两三天电，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经过努力，咱们学校搞了个特殊化：开了双电源，一个工业电源、一个是学校自己的专线电源。还有一个水源问题，学校用的水是炼油厂的水，污染很严重。那时正好机械系工民建专业分了两个毕业生，一个是袁祥忠，学建筑的，本来是准备留校当教师的，我就跟党委汇报说基建正需要人，最后把他留在基建处当了技术员。另外袁祥忠有个同学叫曹规模,是重庆建工学院学供水工程的，我们正好需要，也要到基建了。我给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学校设计个自来水厂，保证水的质量和教职工健康，他们答应了。不久以后我们自己搞了个自来水厂，开了两个水源，解决了供水问题。南充那个自来水厂现在还在。

这是我在学院领导任上办的两件大事，解决了当时全院教职工的生活困难。另外，我还分管学校的财务工作，严格按照中央和财政部的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办事，并接受银行的监督。我们学校的基建财务工作，还得到了南充市建设银行的肯定和好评。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为崔汝樑同志颁发的纪念牌

艰苦岁月中的温暖记忆

陈：您来校后主要从事经济管理工作，您在管理工作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事情能不能与我们分享一下？

崔：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是马载对干部要求严，对处级以上干部要求特别严，那是真严，一点情面都不讲！记得我当时任材料调配科科长，管汽车队。一天早上，马院长一大早就到了车队，马载从来上班都很早，有时一大早就到基层单位转。他看见有个轮胎摆在车队院子里，没有进库，就把我叫来，当着众人问我是怎么回事，我红着脸，只有承认错误啊。还有一次，马院长当着我们面批评一位副院长，说领导干部不带好头，怎么带好队伍？确实马院长身上的这些优良作风对我们那一批干部的影响都很大。

第二件是我校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是没有学校就先招学生，边劳动边建校，那是真艰苦啊！领导、老师、学生都艰苦。有一次，马院长生病了，老爷子已经五六十岁了，发高烧。办公室工作人员，一个小女孩，到食堂给师傅说了情况，给马院长下了一碗面条，卧了一个鸡蛋给他端过去了，他硬是不吃，硬是给食堂端回去了。虽然艰苦，可这种精神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58级就出了很多人才，包括罗平亚等。企业一直很喜欢我们的学生。

还有一件事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天马载问马德坤等青年老师平常都干什么，马德坤说，白天除了劳动，就是备课上课，晚上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太枯燥。马载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个意见提得好。很快学校就有了露天电影、舞会，还组织起了文工团。立说立改，没啥含糊，这就是我们学校。

后来马载调回北京了，仍然很关心学校青年教师的成长，一见到学校的老师总要问起某某青年教师现在怎么样。

采访现场副厅级调研员何沙与崔汝樑副院长交流

【人物简介】  

崔汝樑，男，高级经济师。1952年毕业于天津津沽大学企业管理系，1952年至1959年在石油部基建处工作，1958年8月调入西南石油学院，1992年退休。历任西南石油学院基建处科长、计划财务科科长、总务处处长、副院长、院工会主席等职，曾任四川省石油学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油工业部企业管理协会理事、南充地区经济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