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与第二故乡四川

06.11.2017  17:25

  □文莎 本报记者 肖姗姗

  叶圣陶,著名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新文学的元老,他位居拓荒者之列,长期从事童话、小说、诗歌的写作;作为一名语文教育家,他是从事汉语教学的“在场者”,推进汉语发展的“亲历者”;作为一名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

  在叶圣陶诞辰123周年之际,10月27日,《我与四川:叶圣陶的第二故乡》新书发布会在成都举行。此书收录了叶圣陶在川生活期间鲜为人知的书信、日记、诗文,以及叶家回到上海后,叶圣陶再回四川的心绪记录。活动现场,叶圣陶的孙女叶小沫、孙子叶永和以及四川文联名誉主席、巴金文学院顾问李致一起亮相,分享叶家与四川的不解之缘,并从不同角度解读叶圣陶的人生历程。

  蜀地居八年种下深深羁绊

  “从苏州,下杭州,经汉口,过重庆,西进乐山,后到成都……”自1937年秋,叶圣陶带着一家老小入川后,在蜀地一待就是8年。“叶家人对四川有很深的感情,祖辈、父辈在这里经历了很多事情。”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是叶小沫、叶永和姐弟俩从小就常听爷爷叶圣陶、父亲叶至善提起在四川的往事。他俩一致表示,“我们感觉很熟悉、很亲切,像是也经历过一样。”

  在叶家姐弟印象里,最为全家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父亲叶至善和母亲夏满子在乐山补办的婚礼。彼时,虽然生活十分拮据,甚至依靠锅巴泡饭度日,但是对于儿子的婚礼,叶圣陶并未草草了事。“爷爷腾出自己的卧室给父亲和母亲做新房,还特意给院子里里外外挂上红绸。”叶永和说。

  而在成都期间,叶圣陶受留美博士汤茂如盛情邀请,任四川省立华阳中学(列五中学前身)语文教学兼文科部主任。在《我与四川:叶圣陶的第二故乡》中,收录有叶圣陶写的教学日志,“有一三年级学生将昨日余之讲词记下,嘱余修改。其稿二千言以上,就油灯下改之。”从只字片语中,可以想象叶圣陶当年在昏黄的油灯下,逐字逐句批阅学生作文的情境,可管窥其敬业精神于一斑。

  1945年,叶家离开成都到重庆,再回到上海。“蜀道如此之难,重来恐怕无望了。”离川前,叶圣陶有些失落。不过,这一别并非永别。后来,叶圣陶曾经4次回川,还写了《旅川日记》,感慨万千:“成都忆,缘分不寻常,四载侨居弥可念,几番重访并难忘。”时至今日,这种心心念念的乡愁,也在家族中得以传承。《我与四川:叶圣陶的第二故乡》出版之后,叶小沫、叶永和携家人再次重访四川,走访成都、乐山,追寻祖辈和父辈的足迹。

  慧眼识巴金堪称文坛伯乐

  “如果有人问我的职业,我会说,我的第一职业是编辑。”叶圣陶一生致力于编辑与出版,从未停止过对自己“最初和最终”职业的热爱。他曾经发掘巴金、丁玲、戴望舒、胡也频、施蛰存等一大批贤才俊彦,故而被称为文坛“伯乐”。

  在出版业沉浮多年,现已88岁高龄的李致是著名作家巴金的侄儿,也是叶圣陶的追崇者,他与读者分享了叶圣陶与巴金的故事。

  1928年,巴金将自己的处女作《灭亡》寄给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想要征求好友意见。巧的是,时任《小说月报》编辑的叶圣陶发现巴金的小说,读后大为赏识,决定将其介绍给读者。1929年,《灭亡》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四期。同年,小说单行本由开明书店出版,24岁的巴金开始在文坛上受到关注。对此,巴金称“《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巴金还说过,“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

  然而,叶圣陶本人对此并不居功,他曾回应:“他们的名字能在读者的心里生根,由于他们开始就认真,以后又不懈地努力,怎么能归功于我呢?我只是仔细阅读来稿,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取舍而已。”

  组织编新华字典定“语文”课程名

  作为汉语学习的必备工具书,《新华字典》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殊不知,它的诞生与叶圣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叶小沫说,“20世纪50年代,中国有很多人不识字,对于怎么实现‘扫盲’,爷爷心里特别着急。他想,识字需要看书,看书就需要字典,而当时市面上流通的辞书,语言生涩,还不准确。”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驰函北京大学校长,商调中文系主任魏建功到总署编审局,筹建主持“新华辞书社”,着手《新华字典》编写工作。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叶圣陶任社长。新华辞书社转隶人民教育出版社,后改称为人教社辞书编辑室,其主要职责就是编写《新华字典》。

  “从酝酿到成立机构,再到字典审订和出版,各个环节都浸透了叶圣陶先生的心血。”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韩涵表示,在前期收集资料时,叶圣陶和专家学者反复商讨后,拟定了编写宗旨和体例,并据此进行试编。拟定的体例和试编的稿子,叶圣陶都仔细看过。“有的稿子像作文一样进行修改,有的地方提出意见,供编写人员参考研究,有时也和大家一起讨论。”

  审读初稿之后,叶圣陶认为“辞书社所编字典尚非敷衍之作,一义一例,均用心思。唯不免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人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深入浅出诚大非易事也”。在反复征求专家、读者意见和进一步修订之后,字典终于1953年夏季出版。

  此外,韩涵还表示,课程名“语文”二字,也跟叶圣陶有关。新中国成立前,小学开设“国语”课,中学开设“国文”课。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认为,说的是“语”,写的是“文”,二者不能拆开,因此把“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