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杨俊良：我的若干记忆
编者按： 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定格着一代代川农人成长的轨迹;一幅幅珍贵的合影照,记录着师生奋斗路上的韶华。本网特别推出“口述历史”系列报道，撇下时尚，拨开蒺藜，与老前辈们一起重返昔日巨浪的喧嚣，期冀从个体的视角或浓或淡地勾勒出这一代人粗犷的轮廓，对渐行渐远的历史弥补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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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档案： 杨俊良，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我国著名小麦育种专家，1996年退休，她作为主研人员参与选育的优质小麦品种“繁六”“繁七”及其姊妹系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小麦族种质资源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小麦异种属基因库的建立及物种生物系统学研究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颜济，我校作物遗传育种学科首位博士导师、小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终身教授，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杰出高级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取得代表性成果：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排名第1)、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1)、香港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农学奖、农业渔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四川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等;与杨俊良主编了《小麦族生物系统学》系列专著。
我的先生颜济于1942年考入华西协和大学牙医学院。为了抗战，1944年秋，正读大二的颜济毅然投笔从戎，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学习飞行技术。1945年，抗战结束，颜济重返学校。由于经济的原因，颜济决定转到农学系。颜济学习成绩很好，很受老师器重，1948年毕业留校成为了正式助教。学校是由英国、美国、加拿大的教会联合创办，大多数教材和参考书都要由英文编写。为了写出实习指导，颜济拼命阅读各种书籍和文献，比大学时读的书还多，使其专业知识和英语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这为他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全国院系大调整，1952年颜济由华西大学调到四川大学农学院工作。
1950年至1952年底，我在华西协和大学生物系就读，1952年10月份由于全国院系大调整前往四川大学读书。1954年从四川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毕业后留校做助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方文培教授，他是国际杜鹃花科的权威学者，为支援国内教育事业，从爱丁堡大学赶回川大任教。他治学非常严谨，对工作高度负责，哪怕看似一些小事也如此。比如，当时云南生物所送给标本室几千份植物标本，需要把拉丁文名称标记上去，他要求我们几位助教做这项工作。标记植物名称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多次重复作不同名录后，就了解到不同植物的科、属、种，并对我后来在工作中拉丁文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极大帮助。方教授治学非常严谨，经常教导年轻教师兢兢业业地学习，要求教师在讲台上讲的每一句话高度精准，一番严格要求对我影响巨大，也让我在以后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中如此严格要求自我和学生们。
1956年，四川大学农学院搬至雅安独立建院，更名四川农学院(我校前身)。当时颜济已经在农学院任教，问我愿不愿意到雅安来，我觉得在哪儿教书都一样，于是就离开四川大学理学院随着颜济来到雅安工作。
搬迁雅安白手起家
1956年，学校搬迁雅安办学时，我从川大植物教研室来到了四川农学院农学系的植物教研室任教。刚搬过来，房子尚且不足，植物教研室、动物教研室、微生物教研室、土壤教研室同在《西康日报》社的一栋两层楼上(现雅安校本部老区综合楼位置)，过了一年，第一教学楼(现逸夫楼位置)修建完毕，植物教研室遂搬了进去。在当时，学校只有一个校区，即现在的老校区，上课和办公地点都集中在老校区，现今的新校区则是当时的农场、畜牧场、鸡舍所在地，后来随着校园扩建，新校区的教学楼拔地而起，农场进一步向外迁移。经过后来的不断发展、完善，逐渐就形成了现在的校园格局。
学校在雅安建校之初，教学、科研上遇到很多困难。幸运的是，一些在川大工作的老师为搬迁提前作了准备，如肖永贤、余师珍等人，我们植物教研室从川大带了一些植物切片、植物标本、淡水藻类过来。到了雅安以后，我们又自发在平时休息时间和假期到附近各大区县采集相关植物，学校因此建立了一个标本室，尽可能地满足我们实验室和教学需要。
农业教育家和水稻科学家杨开渠是四川农学院第一任院长，他强调既然来到一个新地方办学，就要对该地区做方方面面的了解，熟悉当地各种情况，所以高度重视对雅安及周边地区的考察。搬迁雅安第二年(1957年)，他利用暑假组织教师成立了一支考察队，前往雅安及周边的天全、芦山、宝兴、甘孜、康定等地考察。期间，老师们通过调查研究所得的论文都发表在四川农学院出版的《山地农业研究》杂志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很多期，该杂志连续办了三年，后因杨开渠的去世而停办。
我在考察中发现，雅安植物非常丰富，曾有一位外国人称雅安为“川西植物王国”。二郎山的垂直带和植被带因为水、热不同，分布在不同的海拔阶段，植物物种比较丰富。我们植物学的课程很多，大概有180个学时，假期还有一个星期教学实习，雅安丰富的植物物种为开展教学实验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金凤寺附近的土壤酸碱性与植被生长的关系就很明显，并且可以采集到很多不同的植物标本，所以那时的教学活动不是很困难。
川大是一所综合性、多院系的大学，基础性很强。但是川农大相较于川大的优势则是体现在实践活动方面。我以前在川大做毕业论文时，主要研究成都的豆科植物，因为成都缺乏研究物种，我们就只有在狮子山、昭觉寺、草堂寺等有森林的地方去调查采集，在雅安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雅安各个区县到处都是我们眼中的宝。
动荡年代些许往事
1957年，全国“反右”运动兴起，迁校事件与“反右”运动恰好遇到了一起。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师生反对迁校，希望政府同意把学校迁回成都办学。因为该请求违背了政府的决定，使得多名优秀师生被划为“右派”，对学校前期发展影响很大。
“反右”过去没多久，文革又在逼近。每个人都要参加政治学习，每次学习都有人专门记录每个人的发言，文革活动掀起后，有人有针对性地从每次发言记录本上挑出某人说的一两句话，用红笔圈出来，再重新组合到一起，这就是所谓的“铁证”，我们私下称这种行为是“电影剪辑法”。在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大讨论中，颜济始终坚持真理是有条件的，毛主席的著作也是相对真理。而就是这种坚持，与文革时人们信奉毛泽东思想为绝对真理相违背，因此文革时，颜济就成了第一个要被打倒和批判的对象。但因为颜济的父亲是辛亥革命四川省的领导人，母亲也是共产党员，某些人无法在其家世上做文章，就从农场里找来了一位女工，编造了一些谎言在大会上控诉颜济，说颜济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历来都是阶级敌人，并将其关进了牛棚。种种荒唐的谎言，让我们对所谓的政治斗争感到极度反感，再也不想过问，只有搞科研才是我们的精神归宿。
奋斗历程异常困苦
50年代初，四川种的都是地方品种，小麦产量只有每亩50～100公斤，解放后，四川小麦主栽品种才引用了意大利品种，使每亩产达到了150～200公斤，但条锈病与倒伏为害严重，常造成颗粒无收!于是颜济便以矮杆抗倒、抗病为目标，利用地方品种与引进的外国种质资源进行杂交育种。由于目的基因筛选明确，很快选育出一批矮杆抗倒、抗病的高产品种大头黄、雅安早、竹叶青。并在 1962年开始大面积推广，使小麦亩产量达到250～300公斤，总推广面积达337500万公顷，在全川形成了一半颜济的品种一半意大利品种的格局，打破了意大利品种在四川一统天下的局面。
为了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复种指数，要求小麦缩短生长期又增加产量，颜济用聚敛杂交的方法又加入了选显性的方案，就大大缩小后代群体的需求，便于目的基因的追踪。在70年代很快选育出一代新品种并在后来获得了国家发明一等奖的“繁六”“繁七”及其姊妹系。使产量达到每亩产350～400公斤水平，在四川个别田块第一次亩产甚至过千斤。由于它们聚敛了很强的抗锈性，能维持抗性20年不衰。仅四川省具有“繁六”血缘的品种累计栽培达面积0.14亿公顷，平均产量在原有水平上又提高30%以上，完全取代了意大利品种。
可以说，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夫妇的科研工作从未间断，后来“大头黄”、“雅安早”、“竹叶青”，获得四川省科技一等奖;而1990年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的优质小麦品种“繁六”“繁七”及其姊妹系，就是在文革期间选育而成的，解决了很多人吃饭难的问题。
说到吃饭难的问题，又要追溯1960年困难时期。当时雅安地方粮食不足，学校便分散就食，一部分高年级师生分别到不同县份上课找饭吃，畜牧系师生到西昌、汉源，农学系师生到蒲江，我们上基础课的师生留在了雅安。每天学校食堂提供麦麸馒头、玉米和所谓的“双蒸饭”，“双蒸饭”就是在熟饭的基础上加水再蒸，让米粒变大，份量才会“多”点，让师生吃得更“饱”点，其实多的只是水份，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困难时期稳定了一两年，学校职称评审工作恢复，1963年我由助教变成了讲师，但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职称评定被迫停止，1980年才得以继续。1954年我刚毕业时，我一个月就领四十几块钱，到了1956年，工资改革后，因为有了两年的教龄便涨到了57块，中间因为反右、肃后运动、文革运动、大跃进等停了下来，直到1963年才有63块钱，到了70年代领得72块钱，在我当了副教授后一个月也只有一百零几块钱。
文革期间，颜济被关在畜牧牧场的牛棚里多年。1975年学校开始招工农兵学员，有人知道颜济是农学方面的专家，便在空闲时间向他请教问题，但学院知道后不让颜济留在校内，安排他去雅安多营农场劳动，颜济心里想不通，索性去了都江堰农场，都江堰地方党委、省科委和农业厅支持他搞研究，让他在小麦育种上取得了进展。到了1977年，为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时任省委书记杨超邀请颜济参加四川省首届科技大会，学校立刻有人反对，遂向中央状告杨超纵容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同一时刻，新华社记者了解了来龙去脉，向党中央写了一份内参，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颜济选育的“繁六”“繁七”及其姊妹系的科研事迹，状告者一周内被调离学校。
科研成果引起国际关注
文革结束后，学校教学科研工作逐步走向正轨，我们根据多年研究，发表了一些关于染色体组分析的学术论文，研究成果已跻身世界前沿，引起国际权威专家的关注。
美国犹他州立大学的杜威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拟建一个国际小麦族研究协作组，就写信给我和颜济，邀请我们加入其中。受邀参加这个协作组的成员来自美国、法国、加拿大、瑞典、日本、南非等国家，中国只有我和颜济两人。
参加小麦族研究协作组，每年要把各自研究计划上报给杜威教授，他把每个人的研究计划加以总结整理，分发给协作组每一个成员，以便某一些课题由大家共同研究完成。协作组发现，要研究这些问题，还缺少很多研究植物。杜威就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联合国粮农组织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在华盛顿专门召开一次会议，决定每年给小麦族研究协作组提供研究经费，给我们提供调查经费，每年一万美元，提供5年，由颜济担任中国片区小麦族植物研究采集工作负责人。
在5年的考察研究中，国际专家每年跟随颜济和我前往西藏、新疆、青海、川西高原、甘肃等地采集小麦族植物。生物学不像化学，只要搞清楚元素构成，化学层次就清楚了，生物学非常复杂，染色体的不同组合，就有可能形成新的物种。就好比鹅观草属的StY染色体与冰草属的P染色体结合，从而形成了小麦族新属——仲彬草属。仲彬草属植物的形态特征介于鹅观草属和冰草属植物之间，根据研究的不断深入，了解到不同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也是国际上第一次以染色体组型为依据，发现的小麦族新属。这个巨大的发现被我们发表在加拿大的植物学杂志上。
通过5年考察研究，再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我们基本把小麦族植物轮廓搞清楚了。于是我和颜济就开始将研究成果系统化和理论化，这才有了后面的《小麦族生物系统学》5卷丛书。编写这套书也是杜威和A.LöVE曾经的梦想，可惜他们过早地去世了，后来颜济和我把这5卷书完成了，也算是圆了杜威和全体研究小麦族植物成员的愿望。
春华秋实桃李芬芳
1977年高考恢复，第一届高考生进入了我们学校。许多入校的同学都有过当知青的经历，都明白知识的重要，非常在乎这次学习机会，所以读书风气浓。许多学生在完成老师要求的学习任务后，走在路上遇到老师还要请教专业知识，询问还可以学习什么知识，还有哪些书可以读。很多学生只要一有空，就跑来问我关于植物学的问题，我细心地给他们解答。现任校长郑有良就是77级学生，当时是分在2班，他学习刻苦主动，如果在路上碰到你，就会主动跑过来问你他搞不懂的问题，直到弄明白为止。他们那一届农学系有4个班，最大的有三十几岁，小孩都很大了，最小的只有十八九岁，年龄大的被分到了第4班，大家都怀揣一份对知识的极度渴望来到学校，抓住一切机会挤在破旧的教室里求知求学。
1988年，颜济作为我校作物遗传育种学科首位博士导师开始指导博士，颜济和我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我们共同指导的博士生，据国际标准，凡是未在国外重要专业刊物发表2篇文章者，一律不同意毕业答辩。正是这样严格要求，才培养出了一些优秀人才。我们培养的10位博士生中，郑有良现为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全国有影响力的优秀博导之一，罗明诚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遗传学家，孙根楼是加拿大圣玛莉大学终身教授(此前加拿大没有中国毕业的博士生在加拿大当教授的先例)，彭正松是西华师范大学副校长，万永芳、周永红、张新全、陈庆富、刘登才、杨武云都是国际或国内知名专家，我们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卢宝荣等人同样成绩卓著。
2013年底，我和颜济在美国完成了《小麦族生物系统学》共五卷的编写与修订，全面汇总了当今世界对禾本科小麦族生物系统学的研究材料，囊括了从经典分类、细胞遗传到分子遗传系统发育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包含了我们对小麦族研究的毕生心血，希望能给对小麦研究感兴趣的同志一些帮助。
另外，我有一个小建议。现在国内大学有一个通病，就是基础课课时被删减太多。任何专业基础课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好的基础，就不可能有好的发展。国外许多知名大学的基础课内容从未减少，课时和几十年前一样多。可以这么说，四川农业大学作为“211工程”大学靠的就是坚厚基础，只要基础好，本领域内的任何研究方向都可以开展。中国高校要想超过国外名牌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解决这个问题，永远不可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