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如何参与世界杯:制造产品也消费门票

　　本刊记者/万佳欢 刘子倩 王臣 (发自长春 东莞 秦皇岛 石家庄 北京)

　　 条条大路通巴西。

　　但对于一支国家队来说，通往世界杯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在比赛中取胜。这条路与中国暂时无关。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通往世界杯的路径却有无数种可能。

　　在中国，有太多的人在赛场之外选择多种路径去往了巴西。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制造”了这届世界杯，中国已经不单单只是像上一届那样生产“呜呜祖拉”，而是有了更广泛的参与。中国的机械设备让那些现代感十足的球场在贫民窟中耸立起来；有着流线型车身的地铁和城铁从中国长春的车间被运往里约热内卢的市中心；那些在赛场外到处摆放着的吉祥物“犰狳”，那些在看台上被球迷吹响的“卡塞罗拉”以及被世界各国游客购买的钥匙扣也都出自遥远的中国。与此同时，马拉卡纳球场的VIP包厢中有戴着墨镜的中国明星和老板、解说台上总能见到年轻的中国解说员，在看台以外，这些人将成为当地不可被忽视的消费力量。在巴西的这场狂欢中，中国一边扮演着制造者一边成为着消费者。

　　本刊采访了生产线上的工人、建筑机械设备的提供商、去往巴西的中国球迷等各类与巴西世界杯有关的中国人群，以指向世界杯开幕倒计时的倒叙方式描述了十五条通往世界杯的路径。

　　 “巴西EMU”

　　距世界杯开幕：1825天

　　每天清晨4点，41岁的焊接女工蔡玉清会在中国北方城市长春准时醒来。3个小时后，她已经给儿子做好早饭，在夜色里坐城铁抵达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客公司)，换好自己那件被光辐射烤得发白的蓝布工装，一头扎进生产车间。

　　车间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钢铁制品：巨大的列车骨架，笨重的不锈钢板。蔡玉清瘦瘦弱弱，身高只有1米56，看起来并不属于这个硬朗的地方。但她麻利地拎起一台将近40斤的焊接设备，爬上2米多高的铁架。用风帽、3M牌口罩、厚眼镜和长手套把自己包裹严实后，她才蹲下来，举起焊接面罩，开机工作。随着一阵尖利的电焊声，刺鼻的金属烟尘浮起。

　　蔡玉清每天的工作是焊好两台车厢的车顶，并确保它们不会漏雨。焊接台旁边写着这台车的标识：“巴西EMU”。

　　从2009年下半年起，这些为巴西提供的城铁和另一批地铁成为她最主要的工作。

　　那一年的2月14日，长客公司海外业务部出口一部部长马列在电话旁一直守到凌晨3点多，才等到了巴西现场传来的好消息：在里约州交通厅为世界杯采购轨道客车的全球公开招标中，长客公司击败阿尔斯通等来自法、西、韩等国的竞争对手，一举中标。这不单是一笔大生意，更是中国品牌的高端轨道交通装备首次服务世界杯。

　　于是，以一种奇妙的方式，蔡玉清跟遥远的南美洲及世界杯有了某种联系：她参与生产的城铁列车将陆续从大连港出海，经过两个多月的航行，斜穿大半个地球，最终运抵大西洋沿岸的里约港。在2014年世界杯期间，里约热内卢80%的轨道交通都将换成中国制造的地铁和电动车组；这意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球员、球迷和观众有机会坐在由蔡玉清焊接的车顶下，前往巴西最负盛名的马拉卡纳球场，观看足球比赛。

　　蔡玉清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电焊工，可巴西地铁项目仍然有些特殊：车厢钢板更厚、更硬，接头更多，更难焊接。焊了几台车，她才慢慢摸清门道。“干活老认真了，生怕出一点错，”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世界杯，可千万别丢人。”

　　在接触到这个项目之前，蔡玉清对世界杯或巴西并没有什么印象；而现在，她突然觉得自己跟它们的距离近了一些。有时候电视里有关于巴西的新闻，她会特别地停下来看一下。这让她有成就感。

　　但实际上，蔡玉清很少有时间看电视。焊接是份累人又累心的工作。她必须精力集中。每天中午，她能午休一个小时，先去食堂吃口热饭，再去厂里的澡堂子，花十分钟洗掉身上的粉尘。巴西项目开始后，加班到晚上八九点是家常便饭，回家吃完饭，她几乎就能立马睡着。

　　还好蔡玉清能从工作中找到乐趣。她发现，如果电压电流搭配得当，电焊发出的声音就不再刺耳，它可以是一种音乐，像蜜蜂飞过 。另外，她还可以分清哪辆车是自己焊过的。如果把她放在巴西，看看车顶的接缝，她“绝对能”认出自己的作品。“巴西啊，一般咱是去不上，”她说，摸了摸被灼得干燥的脸。她很少有出差的机会。

　　在蔡玉清每天花7个多小时蹲在车顶上电焊的同时，那些抵达巴西的现代化地铁和城铁为长客公司带来了新一批订单。

　　 开往巴西的中国地铁

　　距世界杯开幕：670天

　　巴西大众对的中国地铁最初的印象开始于2012年8月28日。这天凌晨1点，里约1A线地铁电气主管设计师江显一和同事走进头车司机室，偷偷打量身后车厢里的政府官员，以及来自巴西各地的媒体记者。他们站在深蓝色的地板上，环顾电子屏幕、空调系统、电视和LED到站显示屏幕，不时拉一拉符合巴西人平均身高的扶手——从外面那些挂着大风扇的水泥站台走进如此现代化的地铁，的确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这些官员和记者即将成为中国地铁试运行的第一批乘客。虽然已经做过多次试验，但负责“押车”的江显一还是特别紧张，“要是有问题，丢人就丢大了。”

　　看起来，巴西人至少对地铁外饰十分满意。长客方面原本准备了好几套方案，有根据南美热情、奔放的印象所做的鲜艳五彩配色，也有巴西国旗的黄绿配色。而巴西人眼下显然更重视足球和世界杯，他们最后选择了银灰色和黑白搭配的地铁外观，车头有微微的弧形，看上去就像一个足球。加上车灯的配合，这个足球脑袋仿佛正微笑着迎接各国球迷。

　　地铁开动了，一切顺利。记者们竖起耳朵听广播报站，同时兴奋地盯着表，计算行车时间。在江显一印象里，媒体显然对新地铁十分热情：几站后，地铁停下来换端，江显一刚走出司机室，他的蓝色工作服、蓝色安全帽、安全背心和中国脸孔立刻吸引了大批媒体。江显一完全听不懂，又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记者，只好僵在原地，闭着嘴笑。

　　性格开朗的江显一出生于1985年，巴西地铁是他参与设计的第一个国外项目。此前，无论是他还是整个长客公司，都对巴西、南美一无所知。这个年轻人对巴西的理解，是从反复提交、商讨设计图纸，以及无数次枯燥的调试工作开始的：地铁运行时，他需要从测试系统弹出的上千条故障代码里找出确实影响车辆安全的代码，并及时修改错误。

　　2010年，他终于第一次前往巴西。这是一次超过40小时的旅程：先从北京到迪拜，再转机到圣保罗，最后抵达里约。他在里约地铁的车辆段里搜集数据，有时候还需要跟当地车辆维护的工人直接交流技术信息。麻烦的是，大部分工人都不会说英文。但江显一找到了一个拉近彼此距离的有效手段：聊足球。车辆段的工人大多30岁左右，都是球迷。在办公室里，他们通过翻译聊巴甲联赛。

　　“我喜欢弗洛米嫩塞队，” 对方地铁维护部主管对他说，“我们段都支持这个球队。” 他让江显一买件球服，一起去马拉卡纳球场看球。一年后，江显一得知，这支球队的球员孔卡加入了中国广州恒大足球队。

　　有时候，江显一会跟车辆段的工人们来一场足球比赛；他还给巴西朋友捎过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礼物”——几件长春亚泰队球衣。最近几个月在长春，他会在闲聊时试着问过来开会的巴西客户，“你们世界杯的球票买了吗？没买的话，可不可以帮我们买一些？”

　　自己参与设计制造的地铁得到巴西朋友的称赞，这让江显一得到很多成就感。“巴西乘客认为中国新车宽敞、明亮、凉爽，”江显一的同事、巴西EMU电动车组电气主管设计师李雪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注意到，很多里约人如果看到下一班是中国车，都宁愿为它多等几分钟。巴西《环球报》的报道甚至称，中国车辆改变了当地居民的出行习惯，他们在崭新整洁的车厢内更加注重个人举止，不再乱扔垃圾、大声喧哗。

　　这正是即将举办世界杯的巴西所需要的：更大载客量、更现代、更凉爽、更文明的国家形象。而恰因为此，巴西客户对中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设计师们必须让巴西城铁的强度和载重量达到国内城铁的4倍，并且使它们能在56度高温下持续运行。

　　但一些奇怪的技术要求还是让中国设计师完全无法理解，比如在人多到车门关不上的时候，司机室能够通过一个控制面板上的按钮，使城铁可以立即发车。“怎么可能不关车门？”李雪飞十分困惑，“安全性怎么保障？”可巴西方面对此极为坚持。

　　直到亲眼看到里约热内卢市民春运式的挤城铁方式，李雪飞才开始慢慢理解对方的要求。这座城市大约有2000万人口，其中四分之三住在贫民窟，城铁是他们上下班的唯一交通工具。长客公司海外业务部出口一部部长马列这样描述高峰期的城铁列车：“人要是不往上推，车门就关不上”；有的人就算半个身子挂在外面，也决不放弃。

　　“这里比北京地铁夸张多了，”李雪飞说，“巴西人都人高马大。”

　　倘若有球赛，轨道交通情况会更为可怕——几乎整座城市的人口都会聚集到马拉卡纳球场。作为1950年世界杯决赛球场，马拉卡纳当年曾创造过20万人到场的世界纪录；目前，它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足球场之一。数十万国外球迷、记者和游客将在世界杯期间涌入巴西，交通问题如何解决？人们根本无法想象。

　　从接触到巴西地铁项目的第一天起，这些令世界杯主办方焦虑的问题就“传染”给了参与设计的中国工程师们。他们需要站在同样的角度，为这个南美国家在世界杯期间的表现出谋献策。

　　除了交通，与他们工作相关的问题还有球迷暴力。为防止看完球赛的球迷闹事，列车车窗、车门特别使用了防炸防爆的聚酯玻璃。当然，中国人对很多方面还是无能为力——地铁正式运行后，它的特制车窗仍然被砸碎了三次，其中一次的原因只是司机在地铁隧道里临时停车。

　　就在里约热内卢的中国地铁正式运行前后，其他一些中国企业也开始瞄准世界杯，着手扩大自己在巴西的业务。

　　 患拖延症的足球场

　　距世界杯开幕：240天

　　开幕时间越来越迫近，极少有国家像巴西这样保持着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甚至，越接近世界杯开幕，一些重要场馆的意外事端越不断爆出。工人罢工或者意外身亡，全世界的球迷都在焦急，除了巴西。将一切向前推进的力量中仍然有中国。

　　2012年5月29日，巴西圣保罗移民展览中心，几台中国挖掘机的新奇表演把大批南美观众吸引了自己面前。这些看起来笨重的大家伙们跳了段变形金刚式的机械舞蹈，又踢了几脚球，写出几个毛笔字，最后敏捷地打开酒瓶，并把啤酒递到观众嘴边。

　　这是南美洲最大的工程和矿业机械展览会(M&T EXPO)现场，挖掘机展台属于中国企业三一重工。来自湖南的销售总监喻苗一边陪贵宾参观，一边看着观众们乐呵呵地喝上一口啤酒，摇头惊叹“不可思议”。在展区另一侧，现场签单的客户们一次次敲响一面直径1.5米的铜锣，这些中国特色的声音顿时传遍了整个展会现场。5天的展会后，喻苗的公司一共卖出了125台大型设备。此前，中国同类企业从来没有以如此大规模的形式参加过拉美展会。

　　中国最大的三家工程机械类企业徐工、中联重科和三一重工前后脚进入巴西市场，已是五六年之前的举动。2007年，喻苗的同事开始在巴西建立办事处，尝试做一些销售工作。他们的市场调研结果，连同当年10月传来的一个消息，一起坚定了这家中国企业扩大巴西业务的信心。

　　消息来自瑞士苏黎世：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正式宣布巴西获得2014年世界杯的主办权，巴西总统卢拉亲自率领国内11个州州长组成的豪华代表团凯旋。

　　在中国工程机械类公司看来，“世界杯举办国”的身份几乎意味着巴西即将变成一个“大工地”，中国大型机械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大型赛事肯定会带来巨大的基础设置建设，会有很大的需求，”喻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0年3月，他和几十名中国同事一起来到圣保罗，买地建厂(这也是巴西第一家起重机工厂)，为公司的巴西大扩张计划打下基础。第二年年初，三一巴西新厂组装起了第一台挖掘机。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大量中国起重机、挖掘机被陆续卖到巴西各地的吊装公司和租赁公司。它们中的一些公司参与了世界杯球场及机场、地铁等基础设施的新建或重建项目，于是，几十台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和挖掘机被派往相关工地，其中包括巴西利亚国家体育场、里约的马拉卡纳球场、圣保罗的利亚巴球场等6个世界杯球场。

　　后来，巴西的经济杂志《经济价值》记者前来采访，三一和另两家不同行业的中资企业巴西高管照片登上封面，报道主题是“中国企业进军巴西”。

　　除了高管，一些来自中国的工程师跟世界杯球场之间的联系更直接、更紧密。

　　2011年6月，三一重工巴西分公司服务工程师付林宝乘飞机抵达圣保罗。从圣保罗一路向西，朝里约热内卢方向的高速公路上行驶80公里，路边的巨大广告牌“SANY”以及公司厂房很快出现在他的视野里。但这里并不是付林宝的主要工作地点。如果接到设备故障电话，他就必须立即收拾行李出差，前往巴西各地的建筑工地，排除故障，其中当然包括很多世界杯球场。

　　走进巴西利亚或圣保罗球场，付林宝老远就能看见巴西工人驾驶着醒目的黄色车身、红色吊臂的中国起重机，进行钢结构顶部吊装作业。

　　付林宝今年30岁，巴西、阿根廷、荷兰、意大利、西班牙都是他喜欢的球队。跟很多球迷一样，每去一个球场，他都会在工作后掏出手机拍照留影，再把照片上传到个人空间。

　　但很多他身后的球场都还没有完全完工。巴西世界杯球场的建设进展异常缓慢，有的球场工程承包商常常会因为预算提高而任意停工；而考虑到夜间安全问题，他们白天施工，每天只干到下午五点左右——这在彻夜工作的中国工地上十分少见。

　　到了去年下半年，付林宝才在球场里发现了紧张感，很多工人来回穿梭，机器设备轰轰作响。2013年10月，为了不影响圣保罗球场的客户施工，他一直等到夜里，才熬夜帮客户解决了问题。即便如此，很多球场的工期还是不停突破最后期限，拖之又拖。今年3月，好不容易才保住世界杯赛事举办资格的库亚巴潘塔纳尔球场里竟然还能看到中国起重机的身影——这些大型工程设备的工作时间一般在施工前期，理应在前年或去年就完全结束。5月8日，当一名工人在这座球场触电身亡，成为本届世界杯建设中第8位因事故丧生的工人时，球场看台竟然还有大片的座椅尚未安装。

　　“巴西人时间概念和目标观念不强，事情经常会拖到在最后一刻，” 喻苗说，“但是换个角度说，他们很友善，不着急，很有耐心，容易与人相处。” 现在，三一重工巴西公司70%的雇员都是巴西本地人。

　　世界杯期间，估计付林宝不会有任何售后维修工作——在这个陷入狂欢状态的国家里，恐怕没有哪个工地会正常开工。中国企业很难理解这一点，喻苗已经开始为自己部门到时候的销售工作感到压力——银行要看球，客户也要看球。去年年底，一个说法曾在网上流传：今年巴西人的工作时间只有三个月。它显然过于夸张，但至少在世界杯开赛后，三一重工巴西公司会跟所有巴西企业一样，会在巴西国家队的比赛日放半天假。

　　 “卡塞罗拉”和“犰狳”

　　距世界杯开幕：180天

　　当中国的起重机、挖掘机结束与世界杯的相关工作后，一些更常规的 “中国制造”物件将占据这项大型赛事的各个角落。愈临近世界杯开幕，这些玩偶和吉祥物在巴西街头就愈发常见。有球票的长客公司或三一重工中国员工或许会买一个世界杯最新助威产品“卡塞罗拉”前往球场；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将有九成机会能买到中国货。跟它们的前辈、即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种名叫“呜呜祖拉”的喇叭一样，这种密闭塑料容器内装有颗粒物、从而发出声响的“卡塞罗拉”几乎全都产自中国浙江和广东。

　　此外，全巴西12个世界杯球场中，有9个球场的观众需要把随身物品放进来自中国的安检设备进行检查；而巴西利亚国家体育场的观众一抬头，就能看到深圳一家企业制造的四块户外全彩LED显示屏。

　　在场馆周围的国际足联特许纪念品商店里，吉祥物、徽章和纪念品将和其他大型赛事一样热销，它们中的大多数也产自中国。年初，一些媒体拍下了安徽天长市女工手工缝制吉祥物“犰狳”的场景，照片中，她们几乎淹没在黄蓝两色的玩具堆里。从去年5月到今年4月，她们都在跟这些长相奇特、名字难认又拗口的动物玩偶打交道，缝完100万个，她们终于能换个别的活干了。

　　而在距离天长市1500公里以外的广东省东莞市，一些五金类世界杯纪念品仍然在批量生产。在东莞炜光公司的厂房里，几台绿色的机器不停地朝大盆里“吐”出锡合金原料高温铸造后制成的“大力神杯”纪念品。随后，这些滚烫的“奖杯”被装在大盆中，等待冷却、打磨、抛光、上色和包装，远远看去，就像海鲜市场在售卖大小鱼虾。

　　旁边的一些工人在对它们进行初次打磨，看到有记者前来，有的工人会抬起头来好奇张望，仿佛一个小学生班级里来了个陌生人，引发一阵兴奋的骚动。但更多的工人已经逐渐习惯了记者和相机、摄像机。由于炜光公司拿下了2014年世界杯金属、陶瓷、塑胶等五大类纪念品的设计和销售权，最近几天已经来了好几拨记者；而未来一周内，媒体还会陆续来访。记者们捕捉到的是巴西世界杯生产最后的尾巴，过了6月，生产将会全部结束。

　　对于工人们来说，炎夏的到来意味着最难熬的几个月即将开始。除了包装车间比较凉快，出于保护产品的原因，其他车间都不能开空调，两侧的排风扇则完全不能缓解5月底东莞的湿热。

　　正在上色车间认真工作的工人吴超杰戴着一顶蓝色一次性头套，这是为了防止头发在工作时掉下来。头套里的头发已经汗湿，一颗汗珠顺着脖子流进他的工作T恤里。但他依然举起装好绿色颜料的针管，稳稳地推出颜料，填满“大力神杯”的两条边缝。看起来，高温并没有让他心躁。

　　吴超杰来自广东茂名。在整个东莞都陷入巨大的用工缺口后，他成为新近进厂的年轻工人之一。3月份，他在通过了简单的体检(最主要是视力检查和色盲色弱检查)，被经理安排到上色车间。他发现，车间里几条长桌边都坐满了上色工人，桌上整齐地摆着用来填色的针管，和一排排或花花绿绿、或金光灿灿的世界杯徽章，微缩版奖杯，和各种吉祥物造型的钥匙牌。

　　刚好从这个月起，炜光集团进入了“世界杯模式”。他们从去年5月就开始生产一些世界杯纪念品订单，但过完新年，订单量骤然大幅度增加。光是填色这道程序，工厂就要投入20多个工人。

　　吴超杰换好工作服，在工人中间找了个位置坐下来，成为这条生产线里的一颗小“螺丝钉”。他的主要工作只有一个：给“大力神杯”底部的两条缝填充绿色颜料。做了两三天，他就渐渐对这份工作熟练起来。

　　从那以后，吴超杰的工厂生活已经过去了近100天。所谓100天，意味着他在食堂里吃了近300顿饭，为租来的那个小单间掏出差不多600块租金，以及在车间的长条桌前静静地坐800到1000小时，往针管里灌几千次绿色颜料，仔细画完好几万个“大力神杯”。

　　“坐久了会有点腰疼，”这个18岁的男孩小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嘴角的胡子还没有变硬。

　　他不喜欢足球，平时回家除了上网，没有别的娱乐活动。对他来说，给奖杯填色这件事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只是一份可以赚钱的工作罢了。

　　吴超杰旁边的土家族姑娘邹妮娜也不看足球，但擦拭足球界最高荣誉的“大力神杯”是她每天的固定工作。她戴着口罩，用布把食指裹紧，压出一点刺鼻的药水(清洗药水上标着“健康危害”：“长期皮肤接触可致皮肤干燥……小心溅入眼睛、嘴巴”)，东涂涂西抹抹，金色的小奖杯就能霎时间变得闪闪发光。

　　1971年，国际足联对来自7个国家的整整53种方案进行了紧张评议，最后才确定采用意大利人加扎尼亚的设计：两个力士双手高举地球，象征着体育的威力和规模。而在邹妮娜的眼里，奖杯也分为两个部分：上面的“圆球”可以使劲擦一擦，下面弯弯扭扭的凹槽则必须控制好手劲，否则就容易让它过亮，如此而已。厂里的人们甚至戏称那些上色后、整齐地躺在铁架上的金杯，像“一根根金黄色的烤鸡腿”。

　　邹妮娜今年26岁，原本在浙江做缝纫工，后来把2岁的小孩留在湖南老家，跟丈夫来到东莞。

　　 “为什么要换行业？”

　　“做太久，腻了。”跟其他工人一样，她总是用羞涩的微笑和很短的词语回答《中国新闻周刊》的提问。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并且不能出错，因为每天班长或组长都会检查工作量。邹妮娜每天需要擦120个大号金杯摆件，如果是小号金杯，她一天得擦560个。

　　如果说年轻的吴超杰和邹妮娜是生产线上的一颗颗螺丝钉，严永泽这样的部门经理就是把他们一一串起来的“螺丝刀”。在整条生产线上，他负责管理给产品抛光的100多个工人。

　　在他眼里，2014年的世界杯纪念品生产跟以往大同小异。但因为炜光今年有了独立的设计权，“款式多，订单也特别多”。最忙的时候，严永泽手下的十五六台抛光机同时打开，参与进来的工人达到40个。

　　“每个大奖杯要抛六七分钟，每个工人一天做100个，”他掏出计算器，认真地按了几下。

　　计算器是他每天都需要使用到的工具之一：根据每天的出货量，他需要事先预估和安排相应的人力、时间和品质检查。时间必须计算清楚，因为纪念品的生产还必须一站站往下走，前后时间必须环环相扣。

　　严永泽1995年6月就进入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一名抛光工，这也是他在东莞的第一份工作。从进厂的第一天起，他就了解到，炜光公司是大型体育比赛纪念品市场上的常客。从1992年成立之后，它就持续不断地从国际足联那里拿到世界杯金属类纪念品的销售权。

　　严永泽最早赶上的是一批为亚特兰大奥运会生产铜制徽章的订单。他模糊地知道，这些印着各体育项目的小薄片会卖到国外，成为很多运动员、观众佩戴在身上的东西。

　　2年后，他升职为班长，开始管理工人们制作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纪念品。以这样的方式，他亲身参与了此后的每一届世界杯。

　　抛光是一份枯燥单调的工作，闷热、环境吵闹，而严永泽在这个车间里呆了整整19年。“怎么说，有时候生活、工作不会有那么多的色彩吧，”他笑着说。他尽力在其中寻找乐趣，粗糙的东西在自己手里变得很亮，总会有一点“不太多”的成就感。

　　下班后，他有自己的娱乐活动，比如跟朋友在大排档喝喝酒，或者去唱歌、打牌。他不喜欢看足球比赛，但世界杯比赛的举办年份他都牢牢记得，它们成为他分割管理自己经历和回忆的一个方式。

　　在东莞市面上，他很少能看到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会直接出口海外。他偶尔能从电视新闻上看到这些产品的“下落”，还能看到一些熟悉的图案。他从来没想过留一个微缩版“大力神杯”放在家里作纪念，因为已经看了十来年，都麻木了。至于巴西，他形容，“就是不同于中国的一个国家。”而后，他又补充，“足球很厉害。”

　　 100个编辑和他们的24小时

　　距世界杯开幕：45天

　　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流水线上，工人们都在彻夜忙碌，与此同时，北京的写字楼中，网络媒体的记者们也把自己镶嵌在了一条看不见的流水线上。他们更迫切地需要把自己的时间调到巴西的节奏。

　　搜狐体育频道在搜狐媒体大厦的11层，这里距离顶层张朝阳的办公室有7层的距离。体育中心总监张艺从自己的工位乘坐电梯往上，再走到张朝阳的办公区只需要几分钟。这样的路径，从2014年初开始，他每周至少往返一次，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倒计时的1个月之内，变为每周3到4次。

　　参与关于巴西世界杯报道、转播的最高级别会议的人员只有十来个，但囊括的部门众多，体育中心、视频频道、客户端频道、技术团队、市场部、销售部……与会的也是各部门总监。

　　在11层的办公室里，每三四个工位的上方就会有一块电视屏幕，整个11层一共有27块这样的悬挂式屏幕。5月底的一天，这里播放着不同的赛事，NBA联赛、法网公开赛、中超联赛，或者棒球、高尔夫等一些相对冷门的赛事。而在即将到来的一周之后，张艺准备再增加十几块挂屏，所有屏幕都会切换到同样的频道，横跨太平洋，聚焦两万公里以外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巴西，以及12座城市里12个绿茵场。

　　开赛前几天，搜狐大约20个男记者的报道队伍会去往巴西，跟另外20多个驻地记者汇合，5月中旬，他们刚刚在建国门附近的医院集体打了疫苗，以预防黄热病。下了飞机，他们将迅速消散在巴西的各个城市中。

　　在搜狐媒体大厦11层，100多个编辑会因为世界杯放下手中的常规工作——那时候全世界的赛事也因为世界杯而全部终止，进入这个与奥运会并列为“一级任务”的赛事报道中。粗略算下来，从4月底开始，搜狐至少有300多人要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巴西世界杯，每天比平常多加班至少三四个小时，每周工作6到7天，甚至还要大换血似的换座位。

　　对其他大多数员工来说，真正筹备世界杯是从2014年开始，而对张艺来说，筹备工作不得不追溯到两年前。国际足球报道团队流动性大，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后，筹划新团队变得极为重要。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赛，张艺和搜狐体育足球部的负责人唐诗会磨合编辑团队，经历过3届世界杯报道的他们会传授同事一些编辑技巧，和一些只有足够经验的人才能分享的细节。比如，哪个国家的比赛有可能出现一些政治色彩的旗帜，编辑要很快识别出来，以便清除；因为天气原因，比赛中止的情况下，如何尽快刷新最新消息，改变报道方向；如果某个国家队的队员因为伤病突然结束比赛，要迅速反应出历届大赛，哪位球员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等等。

　　2014年5月底，北京的室外温度逼近40度，搜狐媒体大厦11楼的工作氛围也进入紧张阶段。6月12日开始，全部门100多个编辑，分成两个组，开始日夜颠倒的排班状态。

　　 一个球迷和他的12码

　　距世界杯开幕：30天

　　世界杯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一场必须应对的工作，而对于有的人来说是等待了四年的节日。比如李海旭，他将在北京时间7月14日凌晨3点坐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的看台上。

　　作为石家庄的一个企业家，李海旭旗下拥有纺织、煤炭、房地产、快消饮料各种产业，他所创立的旭海集团固有资产将近2亿元。但在网络上，关于李海旭的新闻多数源于2010年他赞助的河北中基足球俱乐部。

　　今年44岁的李海旭身体结实，皮肤偏黑，喜欢运动打扮，说话时笑容可掬，聊起足球常常停不下来。跟一般的企业家不太一样，每周末，李海旭的安排十分固定——看足球比赛。

　　李海旭跟负责各个产业的下属不常见面开会，有的一个月见一次。更经常与他见面的是石家庄足球组织的球迷们。周围的人几乎更认可他另一个身份——河北省石家庄市足球球迷协会副会长。

　　去年12月，上一轮中超联赛结束后，有一次，他跟球迷聚会，商量着，“明年世界杯去哪看球”。大家纷纷念叨着，“家里有老婆孩子不合适”“外面也没个合适、安全的餐吧”……李海旭当机立断，“我弄一个足球主题餐吧！”

　　世界杯开赛的前一个月，这个叫“12码”的足球主题餐吧正式营业，大堂摆了两个18平方米的投影，有的包间里还专门配有沙发床供球迷熬夜看比赛。李海旭念叨着，“如果球迷热情高，世界杯期间没准不会赔钱”。

　　巴西世界杯开赛的前两周，李海旭确定下来可以在半决赛和决赛时飞往巴西里约热内卢看现场，这个难得的名额李海旭等了很久。不过，此前他有些发愁，决赛当天是他女儿18岁的农历生日，女儿十分看重自己的成人礼，很早之前就不断叮嘱父亲，希望能好好陪她。没太过多纠结，李海旭决定，试图劝女儿改变习惯，过公历生日。

　　到时候李海旭将在巴西呆上5天，观看一场半决赛和决赛，对于这趟出行他没做太多准备，“全世界最盛大的节日，去看热闹就好！”对于交通和治安，他也毫无顾虑，“球迷越多的地方越安全，非足球的东西不安全，纯足球的很干净”。甚至11个小时黑白颠倒的时差李海旭也不打算做任何调整，“球迷不用倒时差，在足球看台上，我可不是一个40多岁的人！”

　　 票！票！票！

　　距世界杯开幕：18天

　　像李海旭那样可以到巴西现场看球的中国球迷确实是少数。他们要么需要自己通过概率极低的抽签购买门票，要么就要付出极高的价格以贵宾的身份前往。往往，这些繁忙的商务人士只能在比赛开幕式十数天才能敲定行程。在这些人身后，有专门的团队帮他们打理这些。

　　盛开国际体育公司世界杯票务项目负责人郑来接电话的语气都变得急匆匆的，他恨不得一秒钟就解决掉一个电话。5月26日下午5点，在三里屯SOHO的办公室里，从瑞士苏黎士和巴西里约来的电话和邮件正在把他吞没。这天，距世界开幕只剩下18天。

　　但在任何一个铁杆球迷眼中，郑来的焦虑都像是幸福的烦恼。37岁的他掌握着中国区(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所有的巴西世界杯官方款待门票，三千多张，价值上千万美元。

　　盛开国际体育公司是国际足联指定的中国区官方独家代理商，负责巴西世界杯官方款待计划的推广和销售。四年前，这家公司还曾代理南非世界杯的门票。按照国际足联的票务分配计划，普通球票需要登录国际足联官网申请，通过网络抽签的方式销售；另一种方式是官方款待计划，根据不同级别包括专用通道和贵宾座席、场内餐饮甚至是酒店住宿以及车辆接送服务。盛开国际体育的业务涉及后者。

　　巴西世界杯门票的紧张程度前所未有。国际足联将70%的门票留给了东道主，其他183个国家的球迷分享剩余的30%，对于中国这样的非参赛国家，分到的份额少得可怜。一个数据显示，2013年12月，中国球迷通过网络申请得到的中签门票约为700张。巴西世界杯的门票价格几乎是四年前的一倍，一场普通的小组赛的票价如今是175美金。

　　官方款待计划本是为富人设计。郑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所售的门票从1150美元到上万美元不等。小组比赛最便宜，决赛最贵。而这种款待门票的座位会在视野更好的贵宾区。

　　郑来与团队还设计了30多款套餐，最便宜的小组赛套餐为2万多元人民币，包括赛事城市3晚官方酒店，赛场接驳用车，机场接送服务，以及一张贵宾门票。然而最贵的套餐高达200万美元，可以在容纳8至16人的包厢里观看6场比赛。这是官方的指导价格，在遥远的中国市场销售并非易事。郑来将200万美金的包厢进行切割拆分，实行“零售”，买家仍都非富即贵，“几乎都是明星、名人和企业家。”

　　如果从2011年3月成为巴西世界杯门票代理机构算起，郑来与国际足联和巴西世界杯组委会之间的邮件往来超过1万封，“把邮件拷在U盘上有几个G”，有时每天通电话就有两个小时。临近世界杯，郑来与团队的生物钟几乎都调拨到巴西时间。

　　世界杯的票务对接工作琐碎、繁重。每当卖出一张票，郑来都要与巴西方面进行票务沟通，对方将领取门票的凭证邮寄到中国，郑来再分发给中国的客人，他们只有拿着这张凭证才能得到长达90天的世界杯特别签证。客人到达巴西当地后，再拿凭证换取门票，“所有门票是在巴西印刷，因为款待票价高昂，以防丢失，我们就没有同意越洋邮寄。”

　　如果说郑来和团队还能按部就班应付这些工作，那世界杯开幕前一两个月的种种变与不变才是最令他们头疼的。变的是没有契约精神的中国客人，原本确定好的行程，频频朝定夕改；不变的是随性散漫的巴西工作人员，发过去的确认行程最长要一个月才有回音，有时某位中国客人第二次日程变更发过去时，对方第一次的还没有回复。郑来一天能接到十多个中国客人的日程变更申请，最多时接近上百个，当中国人遇上巴西人，“这简直就是场噩梦。”郑来感叹。

　　要命的是，还会有客人向郑来提出“奇葩”要求：“我要宾利接机，别的不坐。”郑来告诉对方，巴西接待能力有限，有的比赛城市无法提供。还有的客人要求在入驻酒店门口挂上自己公司的宣传标语，郑来也会耐着性子解释，世界杯酒店只允许出现国际足联赞助商的LOGO，迈过这道门槛的代价要上亿美元。

　　在郑来看来，最难应付的是大陆客人的消费习惯——总在最后一刻做决定或改变主意。比如决赛门票，外国球迷以及港澳台客人提前半年就将门票锁定，而大陆客人大部分集中在开幕前的一个月，并且还提出要好的位置。“中国人对于世界大赛没有概念，不遵循游戏规则。”郑来说，这种习惯与国际惯例格格不入，在世界上留下的是不守诺、无诚信的印象。所以，从某个角度上说，离世界杯渐行渐远的或许不只是中国足球。

　　 解说员与生意人

　　距世界杯开幕：7天

　　300米外，与郑来办公室一街之隔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已经沸腾。国安与恒大的中超焦点战一触即发，街道已充斥着此起彼伏的喇叭声，三里屯都收敛起傲慢给绿色装扮的球迷让路。对于绝大部分无法赴巴西看球的球迷来说，家门口的联赛踢得再烂，那至少是自己心爱的球队。

　　央视体育频道足球解说员申方剑早早入场，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解说席上。作为北京国安的铁杆粉丝，他今天的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球迷。开场仅五分钟，张稀哲为国安首开纪录，申方剑跳跃高呼，这样的宣泄是比赛解说时严令禁止的。

　　对于现场52301名狂热的球迷来说，申方剑更像是数字尾巴上最为幸运的那一个。7天之后，他将随央视世界杯报道团队飞赴巴西，开启长达一个月的解说之行。与他一起解说的还有刘建宏、段暄以及被球迷称为“诗人”的贺炜。一个月的赛程里，四位解说员要在850万平方公里的12座城市间来回穿梭，解说全部64场比赛。

　　这次央视的世界杯转播阵容规模空前。一百余名工作人员，十几组现场报道记者，还有央视拉美中心以及巴西记者站的支援力量。到时，央视将建立报道中心，前后方协同制作，推出比赛精华回顾，世界杯战报、赛后采访等一线报道以及《豪门盛宴》《我爱世界杯》等王牌栏目。

　　事实上，早在2009年11月，央视与国际足联正式签约，独家拥有巴西世界杯在中国大陆的转播权。转播权不仅仅局限于电视，还包括广播、新媒体以及分授权权利。虽然央视没有透露具体数额，但有个数字可以借鉴，获得香港转播权的TVB，从竞投、制作到传送费用，成本共约4亿港元。

　　申方剑对于投入并不关心， 对当时的他来讲，巴西对他还遥不可及，等待他的是半年后的南非世界杯。那时，他每年解说300多场西甲、德甲以及中超，为若干个节目配音，是解说员中的主力。南非世界杯，他在北京的演播室，解说了6场比赛，申方剑的名字也渐渐为普通球迷所知。

　　申方剑得知去巴西解说世界杯，是在一个多月以前。一个简单的部门会议，公布了赴巴西解说员、记者和摄像人员的名单。十年的解说让他对世界杯的工作反而看得更淡，当然，最让人羡慕的还是他不用像普通球迷一样为门票发愁。

　　把世界杯当做一门生意的还有很多人，比如与盛开体育公司一楼之隔的吴健，是悠乐奢旅的董事长，这是一家从事境外高端旅游的公司，他也早早盯上了世界杯。

　　在盛开国际体育启动中国区售票前一个月，吴健就琢磨着如何盘活巴西的资源。他没有任何足球圈的关系，唯一的旅游资源是几条拉美高端的旅游线路。当他提出做世界杯旅游时，遭到了公司高层罕见的一致反对。

　　公司旅游设计师也建议他放弃，一趟巴西之行至少也要五六万，比最畅销的欧洲高端旅游还要贵。吴健力排众议，他坚信中国球迷中有庞大的富豪阶层，更何况举办地是足球王国，那是个偌大的磁场。

　　吴健想到了巴西驻华使馆，他告诉对方，将借助世界杯推广巴西旅游，对方表示支持，但更希望他的热情不止局限于世界杯的三十天。但怎么解决最为棘手的门票？吴健选择与巴西当地有门票资源的旅行社合作。他随后在公司网站上推出多个世界杯旅行套餐，像一个4天3夜的旅游行程收费31570元人民币，其中包括一场半决赛第二场的比赛。当然，这个价格并不包括往返机票。如今，从北京到里约的往返机票已涨至3万元左右。吴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套餐已有210多人预订，他之前与巴西当地较大的旅行社协调了1000间三星级客房，可供200名客人住上5天。虽然三星级酒店的房费高达1500元人民币，但仍一房难求。在吴健眼中，巴西的三星级酒店设施陈旧，但他也嗅到了“落后”的商机。他试图借世界杯之行考察巴西酒店业，评估投资的风险。他的目光投向的是两年后的里约奥运会。

　　 相聚

　　开幕

　　晚点9点半，申方剑被球迷裹挟着走出了工体。300米外，郑来的办公室依旧灯火通明。对于十几人的团队来说，这才是一天的黄金时段，地球另一面的巴西已经开始上早班。这一次因世界杯而引发的跨越地球的生意不但让郑来体会到艰辛，更让他们越发感受到文化差异。作为郑来的老板，46岁的冯涛更有发言权。 2000年初，他就在国内宣讲体育产业国际化的理念，但他“在别人眼里更像个疯子”。他鄙视国内企业短视、跟风、毫无计划的体育产业投入，号召他们向国际知名品牌学习。

　　然而，南非世界杯前的一个插曲，还是让冯涛心寒。在南非世界杯开幕前四个月，英利宣布成为世界杯唯一的中国赞助商。一位国际足联官员找到冯涛，世界杯球场还有一个空白的广告牌，是否再找一家中国的赞助企业。而他得到的大部分的回复是，南非世界杯过于遥远，广告效果不如央视。

　　冯涛则不厌其烦地解释，全世界276个频道直播世界杯时都能看到这块广告。但他仍以失败告终，直到6月11日世界杯开幕，英利一夜窜红。第二天，冯涛接到了五个企业家朋友打来的电话，一位朋友甚至开门见山：“给你2个亿，我的广告在明天的球赛直播里能出现吗？”“给我20个亿我都没有办法了。”

　　南非世界杯结束后，各大赞助商着手巴西世界杯的广告投放，冯涛再次找到多家企业，得到的答复与之前别无二致。“这个月13日开幕当天，肯定还会有这种电话。”冯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两年前他去巴西考察世界杯场馆时，在竣工的包厢内，赞助商们已开始装修并张贴企业LOGO，“我们和世界的差距越来越远。”

　　尽管拿到中国区的独家代理，冯涛一直坚称这不是赚钱的生意，公司只收取少许手续费和国际足联的佣金。不赚钱为何还乐此不疲？“我说不赚钱真的没人信，我只是希望与国际足联有一种长期的往来，来换取中国足球在国际足联那点微弱的声音，”冯涛清楚，这听起来更像是冠冕堂皇的套话，“但这谁都不理解，只有在足球核心圈子里的人才能体会这种悲凉。”冯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冯涛的书柜上放着一张他与李玮锋的合影。李是国足冲击韩日世界杯的主力后卫。拍照时间是2001年10月7日，中国队第一次冲进世界杯。在更衣室里，冯涛与李玮锋抱在了一起。“足球的魅力是让人感受到一种莫大的国家荣誉，可90后一代的球迷感受到的只有一次次失败。”冯涛突然变得沉默，他试图通过世界杯门票，为中国足球保留哪怕一丝与世界杯的联系。冯涛话锋一转，在他看来，中国球迷在抱怨世界杯门票昂贵之外，应该感谢央视的慷慨，中国球迷可以免费收看所有场次的比赛，这在国外是少见的。

　　其实，大部分人的世界杯记忆都与央视有关。

　　1978年，10岁的冯涛第一次看到世界杯，那一年，中央电视台对阿根廷世界杯的半决赛和决赛进行了录播；1986年，作为第一届复旦少年班学员，17岁的吴健已经是大二学生，同学们聚在一台黑白电视机旁见证了阿根廷夺冠；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东道主蓝色的队服成为13岁的郑来最初的世界杯记忆；1998年，黄金一代的法国队彻底征服了15岁的申方剑，那是他日后解说最早的知识储备。

　　几十年之后，他们将因为巴西世界杯而聚集在遥远的里约热内卢，乘坐着中国长客公司制作的城铁与地铁，从酒店赶往每一块绿茵场。疯狂的球迷中，很少有人知道，那些在贫民窟中生长出来的现代化风格的球场都是由中国的重型机械打造而成的，他们欢呼时吹响的鸣笛，挥舞的吉祥物也都来自地球的另一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小工厂中，那些90后的年轻工人只能在电视中瞥一眼球场上出自自己手中的玩具和饰物，中国的少数球迷会去往巴西，融入狂欢的人流，更多的人会在凌晨守住电视屏幕，把思绪暂时放逐到南美……这些毫不相识的人们因为一次足球的盛会而汇集，有了某种若即若离的奇妙联系，而唯独缺席的却是最为核心的中国足球，只不过那一个月中，似乎没人会想起它。

（原标题：中国人通往世界杯的十五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