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延寿县越狱犯高玉伦母亲：活着没啥意思
9月，再次踏上去往距离哈市200多公里延寿县道路。哈牡高速零公里卡点处，没有了手持枪支的武警的身影，过往车辆不必再打开后备箱一一接受检查；延寿县看守所门前，门口排成队的警车如今都已撤走，每一个村庄都如9月2日前一样平静。时常在村头聚会、唠家长里短的女人们，也都戴好头巾跟着丈夫到自家地里去干农活。如果不是刻意提及，这里的人们似乎已经忘记，20多天前，这里曾有3名在押人员从看守所内越狱。
9月24日，延寿县越狱逃犯李海伟被抓获的第20天。
傍晚时分，夕阳的余晖悄悄洒进六团镇奎兴村高家屯，屯子东边有几户人家内已经升起了炊烟，锅里热乎的饭菜正等待从地里回来的人们。半个小时后，屯内安静的道路上，响起了拖拉机的声音，被车轮卷起的泥飞了起来，车上的男人们个个面带笑容，看来今天又是收获的一天。
李海伟被抓后的20天内，李军海13日去了一趟哈尔滨为儿子申请精神鉴定，无功而返后他就像其他村民一样，将自己的身影埋进了一望无际的稻田中。一件迷彩外套，一条绒布裤子，左腿裤脚处破了一个大口，一双绿色的胶鞋，抱着一捆苞米秸秆，在这些陆陆续续往家赶的人中也少不了李军海的身影。把秸秆放在门口，打开院门，相比邻居家热闹的场景，李军海的院子里没有狗，也没有鸡鸭，只有一辆停放了很久的拖拉机。
“你知道那小子在哪吗？”李军海见到记者后说的第一句话。20天内，这是李军海心里唯一的一个问题，而李军海口中的“那小子”就是儿子李海伟。
走进李军海的家，厨房内两侧各有一个灶台，东侧灶台上放着李军海托邻居买来的4天的干粮。厨房左侧一个木制的碗架，上面杂乱地摆放着两把菜刀、调料瓶，地中间摆放着一口大缸和烧火用的玉米秆。他熟练地剪下一块玻璃丝袋子，先将炕烧热。今天的晚饭是4个馒头，一盘中午剩的豆腐炖土豆。李军海瘦弱的身影在这个不大的厨房中左转转右转转。动作如此娴熟，丝毫不影响他与记者的交谈，虽然不愿再过多提及“那小子”，但他依旧想知道儿子现在在哪。
村里的夜晚比城市的夜晚来得突然，黑夜中的高家屯除了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几乎听不到其他杂乱的声音。把饭菜端进屋里后，用手搓搓布满皱纹的脸，忙碌了一天的李军海终于安静地坐了下来。就着屋内暗黄的灯光，他拿起一个馒头，三口就吞了下去，也许是太着急了，李军海放下了手中的筷子，抬头看看正前方的电视。“以前家里的电视都是他霸占着看，我都看不着，现在好了，那小子出事了，我的电视也看到头了。”从李海伟3月份进入看守所以来，李军海屋内的电视几乎就没再打开过，如果实在想看电视了，他就去邻居家坐一会，看完天气预报就回来，最多不超过半个小时。李海伟被抓后，李军海就没再去过，他说他有很多活要干，没有时间，现在大家干活都累，也不想打扰别人休息。
每天凌晨3点，当疲惫的村民还沉浸在甜美的睡梦中，李军海的一天就开始了。从19日起，李军海的日子就进入到了这样一个循环，因为家里的50多亩地，如今都要靠他一个人、一双手来完成，儿子结婚时欠下的4万元外债也要由他一个人来还。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至少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地里的活才能全部完成。
李军海说：“以后就我一个人了，我不干能咋办。”从李海伟结婚到越狱前，李军海的心里十分恨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以致现在在外人面前提起李海伟，他都以“那小子”相称。
李军海回想起，2012年的一个夜晚，正在屋内睡觉的他突然听到西屋传来儿子与媳妇争吵的声音，李军海起床去询问缘由，打开房门刚刚说了一句“大半夜的你俩打什么仗啊”，李海伟突然停止与妻子争吵，几步就迈到父亲面前，抡起拳头就砸向李军海，李军海没有还手，任凭儿子打够了就不打了。李军海的两颗门牙就是在那次被打掉的。此后李海伟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为了避免与儿子发生冲突，全家人从那以后都很少再说话。“那小子爱喝酒，品性跟他妈一模一样，他有精神病，行为和语言都和别人不一样，不能正常沟通。”
一家人虽然住在同一檐下，但却过着各自的生活，李军海说这是家里有两个灶台的原因，东侧的是那小子的，西侧是自己的。“那小子结婚两年后，我们的日子就分开过了，平时做饭也是分开的。他偶尔去趟地里也是有目的的，扒完苞米卖了钱，要是给老婆孩子花我也就不说啥了，但他偏偏不干正经事，把钱全都糟蹋了。”李军海说就连过年家里也是冷冷清清的，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多少年没吃过饺子了。
可自从李海伟越狱到被抓，这个父亲的心一下子又软了下来。对于李军海来说，他更希望儿子李海伟还是小时候的样子，听话、懂事，跟在父母的身后。“如今已经变成现在的样子，不等了，再等他也回不来了，但愿还能活，活着就好。”
2014年3月，李海伟进了看守所后，李军海没再进过儿子的屋。李海伟房间窗台上的三盆花已经枯萎，门口摆着一台洗衣机，屋内衣柜的门敞开着，里面杂乱地放着几件从前李海伟穿过的衣服。墙上挂着他与妻子的结婚照，还有儿子一周岁时的照片。李军海说：“人都不在了，还养花干啥，死就死了吧。想孙子了就去县里看看，光看照片也没用。”
李海伟越狱后，李军海对儿子再不抱任何幻想，他只奢望能再最后见儿子一面。“唯一的儿子回不来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可日子还得继续过，不能因为他我也不活了啊，我还有个孙子，可爱的小孙子，他是我唯一的希望了。”李军海目前唯一的心愿就是尽快干完地里的活，多挣些钱。再过几年他的小孙子就要上学了，作为爷爷的他希望能给孙子多攒些钱。
晚饭过后，昏暗的灯光下，李军海对着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的电视默默发起了呆。沉默了良久，他突然起身走到床前，从布满灰尘的外衣兜里掏出手机，借着昏暗的灯光，李军海拨通了儿媳的电话。几秒钟后电话那边传来一声“爸”，李军海“嗯”了一声，随后便是小孙子的声音。
“爷爷”
“嗯”
“我买了6个西瓜，可便宜了。街里那边的贵，你想不想吃？”
……
李军海期待白天的到来，把自己的身影埋没在忙碌中时，他就会暂时忘记让他又爱又恨的“那小子”，今后他将独自一人支撑起这个只有他一名成员的家庭。
时隔一个多月，再一次来到这个安静的村落，与上一次相比，村子里少了紧张的压抑，多了些活气。民房间的小路上是刚刚丰收过的稻谷，正平铺晒着太阳，水沟里的大鹅时而鸣叫时而踱来踱去，收获的季节，村民们脸上挂着笑容忙碌在田地之间。唯独在这座村庄北部的一间民房前，一位老妇人坐在门槛上，静静地望着远方。她就是冯桂兰，高玉伦的母亲。
路过这里的村民有的人说，“她耳朵聋了，得喊出来她才能听见。”也有的人说，“她不爱说话了，自从‘大伦’进去以后她就不有说有笑了。”所有人都同情她，作为母亲，一位平凡的庄稼人，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所承受的是任何人都不敢想象的一切。
走近她，好似很难进入她的视线一样，她的双眼始终望着一个方向，完全不会在意到这个方向上出现了什么。都说“养儿能防老”，她有四个儿子，曾经一度让她感到骄傲。自从高玉伦的妻子去世后，老人便搬到了这里与他同住，日子虽然平淡，却很充实。农忙的时候，家里的活都是老人干，地里的活都是高玉伦一个人做，等到农闲时，家里便不用老人操心，和平常的庄稼人的生活别无他样。没什么事的时候总爱去别人家串串门，同村里的乡亲们聊聊家常，去小卖部摸上几圈麻将。可一切的祥和都终止在2013年12月。当得知自己的儿子用刀捅了人之后，她的生活都天翻地覆。“自从他犯了事以后，啥心思都没有了，饭都做不了，喘气都费劲。”冯桂兰这样说。
高玉伦被抓后的这近一年里，老人没有一天不思念之前与他生活在一起的美好。得知了被判处死刑之后，老人也替儿子余下的日子做着计时。盼着“那天”慢点来，就让他们母子俩仍能看见同一个太阳，同一弯月亮。
9月2日，当得知高玉伦从看守所中越狱的消息时，老人本就濒临崩溃的神经最终没能经得住又一次的打击，一股心火涌上来，被家人送到了县里的医院，在高玉伦逃亡的10天中，老人多次向家人和守在医院的警察询问高玉伦的状况。村里的乡亲来医院看望她，有的人安慰她说：“放心吧，大伦抓不着，指定能跑出去。”对此，老人只是苦笑。在她看来，更希望警察能尽快将他抓捕，这个季节的田地里，夜里的温度低得让人无法忍受，再加上几日连绵的秋雨，天罗地网的巡捕，儿子能吃什么，穿什么，甚至是否还活着，才是老人一直惦念的。
得知儿子被捕后，老人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可这样的松弛没坚持多久，换来的便是更加沉痛的想念。“完了，这下怕是回不来了，少了个儿子，活着都没啥意思了，也不知道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在表明来意之后，冯桂兰老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老人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这个农家小院。在农村流行着“想看这家是不是过日子人家，就看柴火垛利不利索”的说法，老人家里的柴火垛整整齐齐地堆放在院子的西面篱笆旁，东面的仓房前有些生活杂物也堆放整齐，在房的后身，有一片地，面积不大，但上面已布满荒草，听老人说，“高玉伦没出事之前，这片地种的菜都是他收拾的，啥菜都有，很方便，这人进去了，就没人拾掇了。”
走进屋内，传统的北方农村民房的格局，进入门口先是一个厅，然后是“西屋住小，东屋住老”，虽然距高玉伦出事已有一年的时间，但是他的房间内仍是干干净净，不见灰尘，老人进了这间屋子后习惯性地拿起桌旁的扫帚，简单地打扫了下。她说：“这院子里的、屋子里的东西都是他置办的，进去之后为了还债，能卖的都卖了，他不在了，我也得让这屋像有人住一样。”说罢，老人低下头，瘦弱的身体显得有些抽搐。
老人跪坐在炕上，谈起高玉伦老人总有说不完的话，“我这个儿子最孝顺，以前在家的时候没啥事我俩就看电视，都是我让着他看，他看困了我再看，我最愿意看中央电视台法律频道，现在自己家有犯法的就不爱看了，几天也开不了一回电视了。上了岁数之后，我总有病，一有个头疼脑热的，不管多晚他都给我找药吃，闹个大病就领我去城里看病，都花他自己的钱，从来不跟兄弟妹妹们攀比。你看我身上这身衣服，还有柜子里的东西，都是他给我买的。去年过母亲节，他给我拽到尚志去了，给我买了三套半衣服，还买了双好几百块钱的皮鞋，那是我头一次过母亲节，也不知道他是知道自己要出事还是咋的，就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唉，现在挨抓了，看不见了，得接受法律的制裁了，家里的地也没人种，给人家包出去也赚不了多少钱。这日子真没啥意思了。”老人一边说，手中还拿着一家人的照片，细细抚摸高玉伦的影像，时不时还感叹上一句，“这些人里，他最高，最壮。你瞅他乐的，那时候多好，你说他犯啥法呢？”
“在这个屯子里，我人缘还行，他出这个事之后，都挺照顾我，来看我的，陪我唠嗑的人挺多的，也有不少记者来看我，拿这个拿那个的，我就说你们来就来吧，别拿东西了，我一个老太太，吃不了啥玩意，就这么活一天算一天了。他们还给我看他抓住之后的照片，我看了之后好顿哭，你说他咋瘦成那样呢，这得遭多少罪啊，不管他变成啥样我都能认出来，这心啊就像用锥子扎似得。”谈话间，老人的眉头越锁越紧，为了缓和，记者指着桌上一组小孩的相册问老人这是谁。紧张凝重的气氛终于得到了缓解，老人嘴角再现了久违的弧度。“这是我重孙子，就是他孙子，这孩子可出息了，虎头虎脑的，特聪明。”老人的语速明显加快了许多。“现在他儿子一家在延寿县里住，我孙子在县里开挖掘机，出了事之后经常回来看我，有时候我也经常给他打电话，想问问他有没有什么进展，可是一直都没有信啊，是死是活也不知道。现在想见他也见不到了，估计最后执行之前能见到一面吧……”
“如果见到他，我得跟他说，伏法吧，该偿命就偿命吧，法不容情，犯法了咱就得认，该让你咋地就得咋地。”老人从炕头的药盒子中取出药，又到了吃药的时间。“这现在，成天吃药买药，都是大伙给掏的钱，姑娘儿子都给拿，一天都赶上药篓子了，饭都不怎么吃就是吃药。好在出事之后，我还有其他的孩子，对我都很好，本来老三应该在外地打工的，出了事之后，就回来照顾我了，过两天也得走了，不干活不行啊，还得赚钱养家呢。剩我一个人，这要是有病了就得靠四儿子还有乡亲们帮我了，你说这要是他不出事，是不是还能强点？”
走出老人的家，已是夕阳西下。缕缕炊烟飘向空中，路上铺的稻谷散发出淡淡的香醇。今后的日子里，老人依旧会坐在门口的石头上，望着来往的村民，只不过在这些人中不会再有儿子高玉伦的身影。
王大民被抓后的第20天，此时距离延寿县25公里的六团镇和平村庄部屯，一如王大民越狱前一样平静，从屯子西头到东头，只有平整的水泥路，路上几乎看不到来往村民的身影。王大民的哥哥王大军家的大门敞开着，院内摆放着已经晒好的鱼干，哥哥王大军外出钓鱼去了，只剩嫂子张小凤一人在家。
王大军的家并不大，只有一间卧室，地上整齐地摆着几盆花，墙上挂着一幅张小风亲手绣的“家和万事兴”。屋内一张长约3米宽2米的炕。张小凤说，2013年王大民在家过年的时候，他们三个人还一起挤在炕上睡觉，王大民是她的小叔子，就跟自家兄弟一样。
在家里王大军和妻子习惯管王大民叫二民。得知二民越狱后，平时不太爱说话的大军在家里念叨了一晚上：“二民从小胆子就小，又下雨了，多冷的天啊，往哪跑啊。”当晚两人还商量着，要是二民回来他俩就把他绑了，送回看守所。9月4日在电视上看到二民被抓后，满脸泥的狼狈样子，王大军跟妻子坐在炕上除了哭都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张小凤说：“二民刚被抓的前几天，大军几乎没怎么睡过觉，每天就只是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或是躺在炕上用被子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静静地发呆。我问他怎么了，他告诉我说他病了。我知道他其实是惦记二民，但一直憋在心里不说出来。”
王大民被抓一周后，张小凤几乎没再从村民口中听到关于王大民的闲言碎语，王大军的状态也好了很多。二人不再对二民抱任何期望，只是静静地等待着最后的审判。
张小凤说他对二民并不是很了解，1998年，21岁的她嫁给王大军时，王大民18岁，一直在哈尔滨打工，婚后不久就听到王大民进了看守所的消息。出来后大概过了没多久，王大民又被送进了看守所，在张小凤的印象中，王大民每次进看守所几乎都是因为盗窃。如今她与王大军结婚16年，其中10多年的时间，王大民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与王大民相处的时间不超过一年。
王大民20岁的时候，家里曾托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女孩对王大民的印象很好，两人刚刚相处时间不长，还没到谈婚论嫁的时候，王大民就经常去女孩家谈彩礼的钱，希望女孩家能少要点，两人没相处多久就分手了。“听周围的人说，二民10岁前，他的父亲在县里当老师，家里还是比较富裕的。后来我公公看好了河边的一片稻地，他辞去了老师的工作来种地，可年年都赔钱，还欠了不少外债。可能从那时起，二民感觉家里穷，就特别在意钱。”王大军告诉妻子，二民小的时候，每次家里来人，只要是他不认识的，他就会把人家堵在门口，使劲往外推，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我家没钱，我家没钱……”
2009年过年前夕，王大民曾从看守所内打来电话管哥哥要钱。“其实二民在看守所的时候，大军曾偷偷给他寄过好几次钱。夏天的时候天热，县里跟大军一起打工的工人都不干活回家休息，只有大军一直坚持着，他说他想给弟弟多挣点钱寄过去。”
直到2013年，王大民出狱在哥哥家过年，相处的20多天中，张小凤才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时候感觉他和正常人不一样，整天板着脸，从来都不笑，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二民身体不好，特别瘦，我就想着给他做点豆浆喝，但他却告诉我在监狱里喝够了。”出狱后，王大民很少跟哥哥和嫂子提及监狱内的生活。
一次两人在家闲聊时，王大民突然告诉嫂子“千万不能让孩子说谎，如果发现他说谎，你就使劲打他一顿，以后长记性就不说谎了。”张小凤说他的儿子从来不说谎，开始她也不知道那天二民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个话题。后来从二民的话语中感觉到，二民是在埋怨他的父母小时候没有好好教育他，导致他成了现在的样子。
关于未来的打算，王大民最后一次出狱后曾跟张小凤说起过。王大民告诉嫂子，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会再犯错误了，以后想过安稳日子，打算自己做生意。他说在监狱的时候曾用手机上网认识了一个女网友，30多岁，哈尔滨人，现在在广东省经营一家服装店。王大民在看守所内的时候，这名网友还给他寄过烟和吃的，两人聊得十分投机。“出狱后，二民还用别人家的电脑和那女的视过频。那时候，二民只要有时间就躺在床上和她聊天。经常听那女的在电话里告诉二民，做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别看他平时一直板着脸，跟那女的说话的时候可温柔了。我劝他，要是喜欢那女网友，两人可以试着相处、结婚，婚后两人一起做生意。可没多久又犯事了。”
9月23日，王大军去了一趟延寿县公安局打听王大民的情况，但没有得到任何确切消息。“从公安局回来后，王大军就无心再干活了，连着几天也没正经吃口饭。正好赶上这几天下雨没去县里干活，他就去河边钓鱼，一钓就是一天，比打工回来的都晚，回家后也不怎么说话。”趁着王大军不在家，张小凤把所有关于王大民的东西，他的照片、吃过的药，全部收到一个盒子里，藏进了柜子，以免某天王大军看到关于弟弟的东西伤心。
记者拨通了王大军的电话，他表示关于弟弟王大民的事，他没有话要说，而且也不希望有人在他面前再提起这个人。
从三名逃犯迈出看守所大门的那一刻，原本三个普通的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家庭中都多了一个不愿提及但却依然被惦念的名字。至今延寿县“9·2”脱逃案件暂时告一段落，三名逃犯家人的生活却还将继续。
(来源：黑龙江晨报)
文章关键词： 越狱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