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廖德惠：川农人用坚韧走过风雨

　　
　　 编者按： 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定格着一代代川农人成长的轨迹;一幅幅珍贵的合影照,记录着师生奋斗路上的韶华。本网特别推出“口述历史”系列报道，撇下时尚，拨开蒺藜，与老前辈们一起重返昔日巨浪的喧嚣，期冀从个体的视角或浓或淡地勾勒出这一代人粗犷的轮廓，对渐行渐远的历史弥补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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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小档案： 廖德惠教授，男，1929年生，四川仁寿人。1950-1954就读于川大农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1994年退休，长期从事家畜传染病学教学科研工作。1991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参加完成的《四川棚鸭业的调查研究》1981年获农业部一等奖。
 

　　1949年我考入川大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成为第二届学生。当时全系“家产”只有两间屋和两箩筐设备。成都处在解放前夕，人心惶惶，反动政府与地下党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很混乱，每天都在抓人。我们在新生院两个多月后基本就解散回家，后因土匪暴乱无法回校，直到第二年夏天才回校继续上学。1952年之后，全国高等教育特别是四川才进入正常教学阶段。当时的教学模式是一、二年级新生学习基础课并参与社会活动，高年级学习专业课。所以，我1949年进川大但直到1954年才毕业留校任助教。

　　 困难重重的迁院

　　川大农学院一部分划入西农，剩下人员按国家政策要办成独立的农学院，由于资金缺乏，只能用当时雅安西康省政府撤销后的房子。

　　搬迁对农学院是一场“大革命”，思想斗争很激烈，近90%的老师反对。大多数人认为农学院要代表整个四川省农业的生产研究，但雅安的土壤、气候不具备代表性。

　　1957年搬院后全国“反右”，因为我们反对迁校的师生声音很大，成了全国有名的“小匈牙利事件”，所以政府动员群众进校来“平息右派叛乱”。由于迁院问题，学校很多人被划为反革命和右派分子。我们学生会的主席成了“现行反革命”;28-30人的小班，每班至少有五名“右派”，数量远超中央定的5%右派指标。戴上“帽子”就不能参与教学，这对学校教学影响很大。当时，杨志农、夏定友两位全国知名的教授被划为反革命分子。夏定友教授就是我的老师，当时我们同教一门课——传染病研究，这门课一共三个教师——夏老师、我，还有前川大学生会主席余广海。我们三人，一人“反革命”被关进监狱;一人成了“右派”到农场劳动;剩下的就我一个。我是地主家庭出身，只好“夹着尾巴做人”。

　　教学之余，老师们经常讨论迁院问题，大家表示反对。雅安农业不能代表整个四川水平，很多老师搞科研只能去外面。当时交通不便，到成都必须坐八小时的车。

　　但即便很多人反对迁院，学校教学从未松懈。比如我们这门课，1957年后就只剩我一个老师，而这门课又是主课，需要带2-3个班，一届开设220个课时，按规定其中实习课时不少于2/5。那时我们条件很差，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实验员和工人，我自己下乡买实验动物，一切都自己动手准备。教学经费很少，为了节约，有时实验动物也要反复使用。

　　老师们都很敬业，没有寒暑假，没有星期天。每年寒暑假我都带学生去乡下实习。那时学生少，师生完全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也打地铺睡一起，所以师生感情非常好，打成一片，许多人毕业多年至今仍保持联系。我的学生经过这样的锻炼，出了学校很受欢迎，因为的确能解决生产问题，很多都成了顶梁柱。

　 　经历文革冲击的师生

　　文革中没有哪一个领导、副教授以上的老师不受冲击，像颜济、夏定友教授还被关进了监狱，邱祥聘老师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高帽游街、批斗。学校师生都被上面派来的工宣队组织起来学习，或被安排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夏定友老师，我永远都怀念他。他那样全国知名的教授被关进监狱，服刑5年期满后监狱也不主动放人，是我们课的几个老师想办法把他给接出来的。回来后不能参与教学科研，只好让他在兽医院饲养实验动物。

　　后来邓小平上台，学校落实了政策，特别照顾他。尽管给他拨了5000元搞科研，他还是会将自己的工资投进去。当时有人被放出来后不断抱怨发牢骚，放松自己，可夏老师戴着“反革命”帽子，却仍忘我工作，一直勤勤恳恳搞科研、总结、写书，有时还指导我们。那时他每月工资200元，在当时并不低，但他却一直十分节俭，有时一只稍大的红薯能吃一天。本就很消瘦的人，那时变得更瘦。直到80年代70多岁时他才被平反。回校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一直自己动手搞科研，包括自己洗实验用的瓶瓶罐罐，直到80多岁去世。他这种对待工作、对待学术和科研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的老师的确很好，文革后秩序一恢复，就一心投入工作。我们课程的余广海出来后当过副县长，后来又调去畜牧兽医学院当副院长，一直兢兢业业;陈之长先生文革后都90岁了还继续科教事业，继续关心系里的发展，直至去世;还有邱祥聘先生也一样坚持工作，还入了党。

　　学校现在发展很快，是因为抓住了好机遇，这并不是哪一个人的功劳。最大变化是进入了“211工程”后，学校对外联系明显增多，影响扩大了，教学科研也有突破。

　　我当初因为出身不好，再努力也没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落实，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所以我这一生最大的体会就是，人只要老老实实工作，懂得坚持，不因为中间的挫折轻易改变和放弃，最后你一定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