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参加东京峰会，为何中国如此不满？

　　近日，四国机制峰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南亚政治学者拉贾·莫汉就此在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撰文分析中美印三国关系。他在文中梳理了中印复杂的交往历史，并忖度了两国心态和两国关系可能的走向。对其个人观点，观察者网不表赞同，翻译本文仅供读者参考。

　　印度可能还远未将其与美国的伙伴关系转变为任何形式的正式或非正式军事联盟，但两国日益密切的战略接触已成为中国对印政策讨论的主题。因此，在东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或叫四国机制（一个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松散组织）必然会引起北京的特别关注。

　　从表面上看，中国持续抨击印美联系，将四方机制描述为“亚洲版的北约”，并猛烈攻击新德里及四方机制其它成员国支持的印度-太平洋地缘政治架构，似乎是不必要的过度反应。中国的高级外交官员谴责四方机制成员国“在亚太地区拉帮结伙，搞一些三边、四边的‘小圈子’，刻意挑起对抗”。考虑到北京长期以来一直与美国的铁杆盟友共处且已习惯了美国对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坚定安全承诺，包括美军部队驻扎在韩国、日本和其他地方等，中国这次对四方机制如此愤怒就显得有些奇怪。

　　或许，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中国为何对四方机制，尤其是正在发展中的美印关系，充满敌意。

　　最明显的因素是印度的庞大体量以及印度具备影响中国周边战略态势的潜在实力。尽管中国已几乎不再将印度视为可与之较量的对手，但北京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印度与其他大国结盟就可能给中国带来大麻烦。因此，阻止一个潜在超级大国——印度与美国结盟是北京的首要战略目标。

　　最近，中国对美印结盟的忧虑已转化成了一种偏执，这让我们想起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喋喋不休地抱怨新德里与莫斯科结成的战略合作关系。北京当时担心俄罗斯的帝国主义会与印度自己的南亚霸权野心勾结到一起。当时和现在一样，中国也不希望看到印度与其他大国搞好关系，而自己却孤立无援。

　　其次，面对新德里坚持“亚洲团结一致，避免与西方结盟”这一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结，北京极尽迎合之能事。这种情绪来自于印度过去的反殖民主义传统、准社会主义制度和冷战时期的印苏结盟历史。尽管这种情绪在印度政坛已开始消退，但印度当权派中仍有许多人担心印度与美国走得太近会激怒中国。北京预计自己发出的警告有可能会进一步搅动印度政坛。

　　当然，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执政以来，中美伙伴关系的历史要比印美伙伴关系长得多。另一方面，与华盛顿保持合理距离是新德里的一项长期政策。尽管近年来印度对美国的态度变得更温和，但新德里仍坚称其“战略自主”政策保持不变。印度至今仍拒绝与四方机制其它伙伴国一道谴责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就证明了这一点。

　　北京对印美关系的执念也与下面这个事实形成了鲜明对比。几十年来，中国很少反对巴基斯坦与美国建立密切、正式的军事伙伴关系。尽管巴基斯坦与美国签订了双边军事合作协议，并曾在20世纪50年代加入过分别由英美发起的“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但中国似乎并没有对巴基斯坦有过非议。

　　尽管偶有龃龉，但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军事伙伴关系维持了几十年，而且这种关系几乎从未被北京批评过。当美国在2004年宣布巴基斯坦成为其北约组织外主要盟友时，中国几乎未置一词。相反，北京还继续庆祝其与伊斯兰堡的“全天候”伙伴关系。这又与中国在2007年发表的激烈言辞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印度邀请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参加其每年举行的马拉巴尔海军演习，北京称这一事件是亚洲北约成形的前兆。此前，中国类似的宣传曾在印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华盛顿试图策划建立亚洲北约的说法曾引起印度民族主义者和左翼分子的共鸣。他们认同中国的观点，即亚洲的安全必须由亚洲的大国来负责。2007年9月，北京发起反对美国领导建立亚洲北约的运动，该运动促使印度共产党组织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在某种程度上最终瓦解了支持曼莫汉·辛格政府的左翼联盟。

　　自2007年以来，中国一直用“亚洲北约”这个诨号来描述印度与别国建立的伙伴关系，尤其是印美军事关系。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重振了四方机制，此后拜登政府组织了一系列峰会并出台了很多政策，为四方机制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这些都让中国的言辞变得更加激烈。而东京峰会则是乔·拜登就任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三次四方机制峰会。

　　仅仅一年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还将四方机制斥为“大海中的泡沫”——时隐时现。而现在，中国则忍不住谴责四方机制是谋求破坏亚洲安全的危险“小团伙”。

　　然而，印度与四方机制其它伙伴国保持距离的做法给中国的时政分析人士带来了一个问题。他们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面谴责印美军事接触构成了致命威胁，一面又嘲笑美国对印度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北京高兴了，就欢迎新德里的不结盟外交政策，赞扬新德里拒绝成为华盛顿的小跟班。北京不高兴了，就攻击印度越来越听美国的话。

　　在一些中国时政分析人士看来，印度的战略与中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奉行的战略如出一辙：“远交”——与美国结盟，“近攻”——对抗苏联。如今，轮到印度向美国靠拢，以抵御来自中国的“近攻”。在与印度战略界的私下交流中，一些中国学者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即始自2020年的中印拉达克地区冲突升级后，新德里在利用这种军事紧张态势来加强印美军事合作。

　　但很少有中国学者愿意客观公正地思考问题：正是中国在边境咄咄逼人的行为把印度推向了美国一边。王毅在今年3月份访印时反复阐述了中国的官方立场，即建设一个制约美国的多极世界秩序是一项更重大的挑战，这项挑战应与两国边境的紧张局势毫不相关。然而印度并不接受中方的这一观点。

　　王毅还保证，中国对亚洲的愿景不是单极的，印度无须担心这一点。他还承认印度是一个主要的地区大国。对新德里的对话者，王毅抛出诱饵，提出中印合作应对俄乌战争及此次战争给全球秩序带来的威胁。

　　印度并不上钩，它坚持认为两国必须首先解决边境紧张局势，之后才有可能在更重大的问题上展开某种合作。同样，北京的新“全球安全倡议”——一项旨在对抗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全面声明——也未勾起新德里的任何兴趣。

　　在大约一个世纪前的1927年，在布鲁塞尔召开过一次反帝国主义大会，印度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正式见面。他们一起发誓要推翻西方殖民主义，建立新的亚洲秩序。从那以后，两国一直都在努力应对经久不衰的强大西方，但他们的政策却几乎从未合拍过。当中国似乎在向西方靠拢时，印度对中国大发雷霆。但轮到印度向西方示好时，中国又挥舞着棍棒反对印度。

　　但在历史上也有过两个短暂的例外时期。20世纪50年代，时任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有过与中国合作建设亚洲“和平地区”的浪漫想法，但由于西藏问题和边境分歧，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最终导致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1991年苏联帝国解体后，印度和中国都担心所谓的单极世界来临，因而两国利益曾有过短暂的重合。但印度领导层很快就认定，一个由强大中国主宰的单级亚洲比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糟得多。

　　1927年后不到十年，印度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联合行动。1942年初，中国领导人蒋介石访问印度，劝说圣雄甘地调整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与中英协调一致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但甘地却对此不以为然。他更感兴趣的是让英国人立即离开印度——尽管他没有像其他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那样，为此与纳粹和日本结盟。

　　1962年后，中印关系受制于激烈的边界争端。新德里求助莫斯科来制衡北京。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中靠近，印度加深了本国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而现在，眼见中俄开始靠拢，印度又渐渐靠向了美国。

　　印度向美国倾斜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吗？印度此前曾拒绝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现在印度能否与四方机制内的伙伴国一起制裁莫斯科，从而实现政策转向？这些问题困扰着中美两国的时政分析人士。

　　拜登政府可能会认识到，俄罗斯关系着印度的过去（两国关系悠久深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而不是未来。中印竞争是结构性的，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中国可以打破边境僵局，但她似乎不愿放弃手中这个唯一能用来制约印度的战略筹码。

　　对印度来说，它的如意算盘是稳步加强其在本地区的地位。印度采取的战术是渐进式的，但其战略重点是加深印美合作。在东京举行的这次四方机制峰会让我们更好地洞悉了亚洲未来的地缘政治走向。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责任编辑：祝加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