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全线通水 曾因资金短缺推迟
酝酿半世纪，鏖战十余年，江水北上。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经进入全线通水倒计时。今年汛期过后，北京人即可喝到长江水。
这是一项创下诸多纪录的“超级工程”：世界距离最长的调水工程，世界水利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搬迁……沿线省市百余县市的经济发展、居民生活、风土人情，随之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从本周起，新京报记者将从水源地一路向北，走进中线沿线10座城市，聚焦因水而改变的城，因水而改变的人。
南水北调中线的“水龙头”终于拧开。
7月3日10时58分，河南淅川县陶岔渠首枢纽的闸门缓缓提起，丹江口水库的水首次注入中线总干渠。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称，这次充水试验为今年汛后南水北调中线全线通水做好准备。
7月7日，根据南水北调官网倒计时，116天后，丹江水将一路向北，最终流向北京的千家万户。
从1952年提出“南水北调”，到近在眼前的全线通水。丹江水进京之路，走了62年。
论证 三问题争执不下
专家称，初期只见论证不见决策，感到决策层“举棋不定”
6月末，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宣布工程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最后冲刺离南水北调设想提出，足足60余年。
1952年，毛泽东视察黄河时，第一次提出了设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50年后，国务院通过《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
在亲历者记忆里，工程决策过程一波三折，争论不断。
中科院院士、水文专家刘昌明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接触南水北调工程，后来成为专家委员会委员。
刘昌明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自己曾参加水利部、中科院甚至联合国关于“南水北调”的研究项目，但只见论证，不见决策。他感到，决策层“举棋不定”。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首任主任张基尧回忆称，1997年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那时候国务院成立了南水北调规划审查委员会，时任副总理邹家华是主任，他主持会议，会上因几种意见争执不下，最后不了了之。
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曾任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局长，参与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的起草全过程。
许新宜告诉新京报，当时主要争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北方到底缺不缺水？如果缺，缺多少？二是水源地能调出多少？三是生态与环境问题。
“大家在具体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在他看来，南水北调工程就像是国家置办的“家底”，可大幅度提高受水区的供水安全保障，当北方受水地区再发生严重缺水时，国家有能力、有手段缓解，不至于造成经济社会不稳定或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开工 最难的是移民
资金不足导致工程推迟；中线一期先修“尾巴”
1998年长江遭遇特大洪水，紧接着2000年、2001年北方严重干旱，加速了南水北调工程的总体规划。
许新宜至今记得2002年向朱镕基汇报规划时的场景：在国务院会议室，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做汇报，自己负责同步播放多媒体资料。
“那个会议室其实很凉快，但我很紧张，出了一身汗。”许新宜说。
根据当时规划，中线总干渠起点为丹江口水库，终点为北京团城湖，全长1276公里，预计耗资920亿元。
2002年12月，中线工程正式开工。
“最难的不是施工，而是移民。”南水北调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昌明如此评价。
丹江口库区移民，其规模和速度在世界水利史上前所未有：库区移民34.5万人，两年完成，平均每天搬迁500人，最多一年动迁18万人。
“中线开工后不久，发现成本远远高于当初的规划。”一位参与南水北调工程论证的专家告诉新京报。
按照规划，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耗资1240亿元。
张基尧撰文回忆：“随着工作的深入，2005年，东中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完成，资金总量比总体规划翻了一番，高达2546亿元。”
还没开始资金就要翻番，一下子引起轩然大波。
张基尧曾解释，当时，根据国家的水利移民规定，征地补偿标准是前三年亩产平均收入的7至8倍。后来，由于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此低的补偿标准农民难以承受，最后按照16倍的标准给予补偿，翻了一倍。
再比如，做可行性研究报告时，人工费是每人每天36元，后来涨到150元。
资金“断奶”导致南水北调工程推迟。2008年底，国务院决定，中线一期推迟至2014年汛后通水。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帮”了南水北调一把。新华社当时报道，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中央加大了对水利建设的投资力度。
从2009年开始工程建设真正驶入快车道，当年安排投资213亿，是工程开工建设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一年。
“正常修渠道，都是从源头修起。中线一期是倒着修的，先把尾巴修好。”许新宜说，当时国家的考虑是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到时候如果出现特大干旱怎么办？
水质 保护水源是挑战
针对上游可能发生的突发性污染事件，北京设了三道防线
2003年，国务院批准提前建设南水北调中线一期京石段(石家庄到北京)工程，可利用河北省岗南、黄壁庄等四座水库向北京市应急供水。
6年前，跋涉300多公里的河北水注入北京管线时，部分小区水龙头流出的水泛黄。
北京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回忆，当时河北水初进京时的“混搭”比例为1比1，由于河北水的硫酸根离子指标偏高，就对管道造成“冲击”，造成“水黄”现象。
2011年，丹江口水库旁一座400平米的二层小楼，被打造成迷你水厂，模拟北京制水工艺，管线全部来自北京。
根据模拟水厂提供的数据，长江水进京初期将与北京本地水源以1：4的配水比例进行供水，先让管网适应“新水”。
多名水利专家称，与东线的治污相比，中线工程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护好水源不受污染，确保一渠清水输入豫冀津京。
为证明水质之优，2012年全国两会，来自丹江口的人大代表辛喜玉将一瓶丹江口水库清水带进人民大会堂，送给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近日有报道称，丹江口水库总氮超标、部分入库水难达标、治污工程缓慢，给中线水质埋下隐患。
对此，北京市南水北调办副主任何凤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丹江口水库水质总体优良，局部库湾氮、磷等指标偏高，但经过1000多公里长途跋涉，会得到自然降解。”
何凤慈介绍，针对上游可能发生的突发性污染事件，北京在水质统一监测的基础上设立了三道防线，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线设立在北拒马河渠首处，当河北来水水质出现污染时，将关闭南水北调总干渠入京口门。
水价 进京后不会疯涨
北京输水成本虽然最高，但官方多次表态水价不会“疯涨”
江水抵京一天天临近，北京市内喝上第一口“南来之水”的将会是西南四环附近的居民。有关“水价”的种种猜测，也开始在坊间流传。
南水北调中线像项链一样将沿线城市串起，处于最末端的北京，无疑将成为输水成本最高的城市。
对于“水价”，官方也在不同场合表态。
北京市南水北调办主任孙国升不止一次表示水价不会“疯涨”，预计口门成本价不会超过每吨3元。北京居民用水调价前为4元，其中自来水费为1.7元，其他部分为企业经营性收费以及行政事业性收费。
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南水北调中线各个口门的水价(居民水价包括自来水价格、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等项目，口门水价就相当于自来水的部分)及相关政策，尚未最终确定。
许新宜认为，“南来之水”水价之所以尚未确定，有三个棘手的因素：一是目前整个工程还没有最终完工，应以何种投资量计算成本推导价格，都是问号；二是建设过程中的移民费用、工人的工资费用等，没有形成实物资产，后期没有办法折旧；三是可变因素较多，需要根据城市居民和工业企业可承受水价制定定价机制。
不管水价如何计算，越来越多的北京居民都将“尝鲜”：2020年以前，北京市除延庆外都能用上长江水。
【大事记】
1952年
毛主席视察黄河，第一次提出了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1978年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兴建把长江水引到黄河以北的南水北调工程。
1996年
成立南水北调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共86人，另聘专家40余人参加专题审查工作。
2002年
国务院正式批复《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东线工程开工。
2003年
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中线工程开工。
2005年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丹江口水利枢纽加高工程、穿黄工程开工建设。
2008年
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建成通水，河北省岗南、黄壁庄两水库的水，经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工程抵达北京。
丹江口库区移民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2011年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黄河南段连线建设全面开工，标志着整个中线干线主体工程全部开工。
2012年
移民搬迁任务全部完成。南水北调中线水质保护中心正式成立。
2013年
中线干线主体工程完工、工程全线贯通。
新京报首席记者 关庆丰 北京 湖北丹江口报道
(原标题：江水北上 终圆甲子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