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二孩带来二次人口红利 部分家庭想生养不起

　　 二胎“红利”

　　根据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将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引发社会强烈反响。有分析认为，“单独二孩”是为此后的“全面二孩”探路。这不仅将明显增加家庭人力资源，缓解中国家庭代际结构，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和未来照顾老人的能力，从长期来看，还将带来二次人口红利，提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本报记者 刘丽琦 发自北京

　　持续了34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终于有了一次大松动。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单独二孩’)的政策”。

　　听到这一消息，王洪军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虽然他以往并没有感觉到这块石头的存在。“感觉无缘无故地松了一口气。” 王洪军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在“单独二孩”政策出台之前，尽管此前国家的计生政策并没有作出全面改变，但在王洪军所在的黑龙江省某地尤其是农村地区，生二胎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只不过属于“单独”家庭的王洪军不行，他是当地的一名公务员。

　　“原本是满怀期待的一件事情，因为时间长了，自己都淡忘了。然后有人突然告诉你，这事儿成了。”王洪军难掩兴奋之情。

　　国家卫计委前期开展的生育意愿调研结果显示，将有1500万—2000万人受“单独二孩”政策影响。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运用大数据方式进行的网络数据分析，60.5%的人选择“会”生二胎，27.2%的人选择“不会”，12.2%的人表示“没想好”。也就是说，60%—70%的“单独”夫妇有生育二孩计划。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可以在政策上终止“4-2-1”式的家庭结构，取而代之的是“4-2-2”式结构，可明显增加家庭人力资源，缓解中国家庭的代际结构，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和未来照顾老人的能力。

　　随着计生政策的调整，与之相关的产业也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但“单独家庭”也将面临新的问题。

　　 “单独”公务员的转机

　　“有兄弟姐妹的人无法体会独生子女的孤独……”王洪军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因而，在妻子怀孕之初，他曾在心里无数次祈祷“生对双胞胎”。

　　孤独，是王洪军成长过程中最深刻的体验：每天放学，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等爸爸妈妈下班回家，一个人面对一屋子的玩具却丝毫没有兴趣，每天默默地和爸爸妈妈吃着晚饭。王洪军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上学，最难过的事情就是被人欺负，看到别的孩子打架一来就是兄弟姐妹“组团”，他自然就退缩了。

　　“现在的孩子就更惨了，好歹我小的时候还住在平房里，还可以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儿，甩泥巴、弹弹珠，也会做些调皮捣蛋的事儿，但现在的孩子生活在高楼大厦里，只能和游戏为伴了。”谈到儿子王鑫，王洪军的语气沮丧起来。

　　妻子范娟起初并不理解王洪军的想法，她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夹在中间的她总是觉得心理不平衡—衣服要穿姐姐剩下的，还要照顾弟弟。范娟的童年和王洪军是截然不同的，因而他们的性格也差异很大—王洪军和不相熟的人从不多言，他和妻子刚在一起的时候，有事也是在最后时候才知会对方一声；这让范娟很不满，“有什么事就得和家人商量啊”。后来她知道，在家里丈夫除了和父母沟通自如，根本不知道怎样和妻子沟通。

　　“不一样，和父母就像上下级的关系，和妻子是平级的就不知道怎么说了。”王洪军坦言。

　　范娟的改变缘于王鑫的成长。

　　王鑫小的时候很乖，范娟以为儿子的性格像爸爸，也就没有太注意。有一天，范娟下班回家，看到两岁半的王鑫一个人坐在客厅的地板上玩玩具，她叫了一声，儿子没有答应。她走过去，蹲在旁边逗他，儿子还是没有反应。范娟的冷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几近虚脱。她喊来在厨房做饭的婆婆，可是王鑫也没有理奶奶。

　　“自闭症？”范娟打电话哭着把王洪军叫了回来，一家人逗了好长时间，孩子终于笑了。范娟一狠心，三天没去上班。

　　虽然是虚惊一场，但王洪军夫妇再也不敢大意了。只要下班就急着回家陪孩子，周末也不再出去应酬。即便上班，也要找时间打电话回去和孩子说说话。

　　可是，再要一个孩子，从前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生二胎，将意味着面临巨额罚款、升迁无望甚至失去工作，生活都将是个问题。

　　这些年，王洪军在仕途上顺风顺水，2012年年仅33岁就当上了副镇长。“基本上再要孩子的想法就死了，我走到这步不容易，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一旦被人举报，就全毁了。”他一度这样想。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王洪军知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将被纳入讨论范围，但并不认为会有什么变化，“毕竟喊了这么多年了，也一直没有什么动静。”

　　尽管王洪军所在地区尚未对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给出明确时间，但王洪军已经开始准备了。在应酬中他基本不再喝酒，“大家也都心照不宣”。

　　王鑫现在已经9岁了，有一天范娟问他“给你生个妹妹出来好不好”。儿子的回答既兴奋又肯定。

　　 “中年危机”和失独之痛

　　尽管北京还没有落实“单独二孩”政策的时间表，但于强、张丽夫妇早已做好准备了。

　　就算没有此次计生政策的调整，他们也商量好了准备再要一个孩子。

　　“非生不可！”于强坚定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不能让我的中年危机发生在孩子身上。”

　　于强说的中年危机，指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尴尬处境。

　　于强今年39岁，张丽33岁，他们2011年相识，闪婚闪孕后，2012年6月孩子降生。为了张丽休完产假后能够顺利上班，于强的父母搬过来和儿子媳妇一起住，帮忙带孩子、照顾家里。

　　2012年12月，于强70岁的母亲突发脑血栓住院。“家里一下子就乱了。”

　　于强是家里的独生子，只好请假照顾母亲。于强的父亲身体也不好，而且已经76岁高龄，不能单独照顾小孩。张丽只好把母亲接来帮忙。

　　在医院照看母亲的日子里，于强才深刻体会到独生子女家庭的艰难与困惑。

　　神经内科住院的病人多数是老人，六七十岁年龄段的老人基本家里都是一个孩子，有的在国外，有的忙着自己的事情把父母放在医院不管，还有的给老人请了护工。于强24小时守在母亲身边，这让同病房的其他老人很是羡慕。

　　“当时就有很多老人劝我，一定要再生个孩子。将来老了有人照顾不说，也为孩子减轻负担。”于强说，他的母亲经过此事也深受影响。

　　再要一个孩子一直是张丽的想法。她有一个哥哥，兄妹感情很好，因此她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将来有个伴。虽然生二胎要缴纳巨额社会抚养费，但夫妻俩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达成了共识。“我们都不是在体制内工作的，所以(生二胎)对工作基本不会产生影响。”于强这样认为。但这一想法一度遭到于强父母的反对。“我妈觉得，他们的年纪大了，没有精力再帮我们带一个了。”于强说。

　　现在，于强的母亲是“二孩”的最大支持者。对儿子，她充满着愧疚和心疼。

　　于强的母亲出院回家后，更麻烦的问题摆到眼前：尽管恢复得很好，但她的生活已经基本不能自理。谁来照顾孩子和老人呢？

　　最后，收入更高一些的于强选择辞职留在家里。因为于强刚结婚两年，又才和父母住到一起，母亲在有需要的时候总是不好意思指使张丽，而瘦弱的张丽也确实不能帮助身材高大的婆婆完成上厕所等琐事。

　　现在，于强决定把“家庭主男”的角色做到底，他和妻子把生育二胎的最佳时间放在2016年。“2014年，北京的政策应该不会太早出台；如果孩子2015年出生又是属羊，老人都说属羊的人不好；2016年的时候，(第一个)孩子也大了，能送幼儿园了。”于强解释。

　　2013年12月27日，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召开，会上对北京市的“单独二孩”落地政策进行了说明和审议。虽然北京何时落实政策还是个未知数，但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表示，将按照国家要求，做好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启动工作，在前期调研论证基础上，做好人口形势分析、人口发展趋势以及相应风险评估。待国家具体政策出台后，抓紧拟定具体实施方案，依法组织实施《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修订完善工作。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普遍进入婚育期，城市“421”式结构的家庭数量显著增加，并因此导致空巢家庭、失独家庭大量存在。

　　据卫生部《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估算，15—30岁年龄段每10万人的死亡率至少为40人，由此估计，中国每年这一年龄段的独生子女死亡人数至少为7.6万人。也就是说，我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全国失独家庭超过百万个。

　　据媒体报道，2009年年初，在失去独生女儿和女婿后，安徽省60岁的盛海琳女士冒险选择了再生，以安抚失独后的创伤，并于2010年5月借助试管婴儿手术成功诞下一对双胞胎女儿。

　　 “骨牌效应”何时显现

　　根据专家对北京市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调查与预测，北京市60%—70%符合“单独”条件的家庭想生育第二个子女。

　　同样属于“单独”家庭的吴志宏对此却表现冷淡，“生一个孩子容易，可是养一个孩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吴志宏的儿子今年9岁，上小学三年级。她给时代周报记者算了一笔账：孩子每个月的伙食费是400元；在外面报了语、数、外三个补习班，每个月要2400元。还报了一个武术班，每个月300元。如此，光孩子每个月的支出就要3100元。而吴志宏的丈夫每个月的工资只有6000元，家庭基本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

　　吴志宏以前是一家超市的收银员，为了照顾孩子便没有再上班。现在，为了补贴家用，她开始利用中午闲暇的时候帮小区里的一个老人做饭。

　　除了眼下的花销，吴志宏想得更长远些：“将来孩子考学，都要花钱。最重要的是房子问题。我们现在的房子是去年婆婆家拆迁给的回迁房，将来一个孩子结婚，如果不租房，只能和我们挤在一块；再生一个，如果是女孩还好说，如果还是个男孩，那套房子我们去哪儿弄呢？”

　　而对于同属于“单独”家庭的北京的刘颖来说，要生二胎，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难题在等着她：年龄。刘颖今年已经38岁了，女儿12岁，因为丈夫喜欢男孩，所以面对“单独二孩”政策，她也开始动心。但高龄产妇需要面对的很多问题亦让她一直在犹豫。

　　事实上，“单独二孩”政策也在考验着医院、家政等相关行业的应对能力。

　　北京一家医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妇产科医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单独二孩’的产妇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年龄的问题。高龄产妇无论从受孕、妊娠和分娩上都将考验着医院的临床处理能力。”

　　同样要面对更多问题的还有家政行业。

　　“北京目前政策没有落地，但家政行业对月嫂需要面临的新问题已经有所准备。”北京益美万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蒋女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相对于一胎，二胎的妈妈对月嫂的依赖将会降低，会更多地参与到照顾婴儿的工作中来。这就要求月嫂要更专业，更有耐心。”

　　不过，也有人认为，现在就对“单独二孩”政策将要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忧心忡忡为时尚早。“由于民间对生肖羊年(2015年属羊)的看法，生育高峰来临至少也会在2016年。”北京阳光乐贝婴童用品有限公司一名负责人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单独二孩’政策的调整，短期来看，可以明显提高婴儿和儿童消费品与服务的需求；长期来看，可以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缺口。由于今后几年出生的人口在2030年左右将成为劳动力，在改革‘两步走’情景下，2030—2050年间中国潜在年均经济增长率将因此提高0.2个百分点。”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负责的研究团队在近期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

　　“‘单独二孩’对‘人口红利’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有限！”中国社科院人口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政策的调整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老龄化的速度，但无论如何，我国的老龄化趋势并不会因为政策调整而改变。现在，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传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生育意愿与过去相比已经大大降低，我国所做的很多调查，得到的生育意愿都低于2。此次政策的调整并不会对人口增长造成冲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会太大。”

　　张车伟认为，生育今后应该更多地回归成为一个家庭决策。目前来看，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是否作出生育的决策应该由家庭来决定；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该让社会更加公平，缩小收入差距，让想生育而又符合生育政策的家庭能生育起孩子，是社会政策的重要目标。

　　当“单独二孩”政策还在被热议的时候，大多数“双非家庭”则在翘首以盼：“全面二孩”何时放开？

　　虽然《决定》表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国家卫计委亦不断强调“单独二孩”只是对计生政策的“逐步调整完善”，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计生政策调整大门开启的第一步，“全面二孩”肯定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