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错过37年 千年古刹福感寺就在实业街
成都市实业街福感寺遗址。
出土的石刻残件。
《蜀中高僧记》有云，“言蜀者不可不知禅。”曾经的成都平原，是一处木鱼声声、檀香缭绕的佛教高地。林立的寺院中，一座名为“福感”的寺庙在东晋建起，一度盛极一时，引来诸多高僧驻足。据巴蜀文化专家郑光路考证，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西游记》里的主人公唐僧。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三藏法师玄奘游至物阜民殷的成都，遇见了修筑于两晋的福感寺，心有戚戚。暮鼓晨钟，究通诸部，他端正坐好，手持戒香的高僧在他头上炙烧数疤，留下受戒的记号。盛极一时的福感寺，受到战火牵连，逐步衰落，最终在两宋时消失。神秘的千年古刹，“召唤”着考古人不断寻踪。
1980年，成都长顺中街，一处塔基里发现一件青石函，里面装着的绿色粉末赋予了佛舍利塔的色彩;
2017年，一千多块佛教经版在实业街出土，其中一块经版则清晰地刻着“传今福感寺”……
H68号灰坑佛像出土情况。
毗沙门天王坐像。
两处遗址
相距仅500米，路面行走不过10分钟，但这趟从初窥到确认的考古之旅，却等待了近40年。
“福”现
绿色舍利 指向福感寺线索
2016年4月，成都实业街30号。
为配合市政建设，成都考古所易立带着考古人员进场了，一锄头一锄头挖下去，一件件残缺的石刻造像出现。造像都已残缺，但雕刻的图像依然清晰：庄严祥和的菩萨、目光炯炯的天王、自在安逸的伎乐、手捧莲花的供养人……它们千姿百态，神态不一。考古人员认为，这是个寺庙遗址。
一个月后，他们发现了一块残缺的蟠龙碑首，上刻“大唐益州福”的字样。益州即是成都，而在唐朝时期，确有一座以“福”字开头的寺庙——福感寺。遥想至此，考古人员有些兴奋，忆起37年前的一次考古挖掘。
1980年6月，当时的成都市文管所在长顺中街82号基地工地，清理了一座地下石室。石室出土了一件通长30厘米、宽17厘米的青石函(长方形石头匣子)，盖上有27枚五株钱。石函里，藏有一件素面铜棺，形制与江苏连云港海青寺阿育王塔出土的北宋铜棺相似，但更为古朴。石函里的1件银瓶，广肩圆腹、没有底座，有着宽矮的圈足，显露出盛唐造型风格。
令考古人员惊喜的是，石函里还装有少许绿色粉末，他们认为这当是“舍利”。至此，一座佛舍利塔的影像开始浮现。
这到底是哪座寺庙?一场大讨论在考古界掀起。部分人认为，遗址是娘娘庙旧址，庙中塔已经被拆除，装舍利的石樽铜棺后被埋入地下。四川大学考古专家林向指出，史料记载，“娘娘庙，在满城内都统街，正白旗二甲建。”可见，娘娘庙是清代建筑。明清以来，都建风水之塔，娘娘庙是否建有佛舍利塔，是值得怀疑的。
“很有可能是福感寺!”林向的发声引起了轰动。他的依据是寺庙的性质和地理位置与记载吻合。唐代的佛教典籍记载，福感寺是鬼神奉(阿)育王教，西山取大石为塔基，将舍利存在其中。寺庙位于“益州郭下城西”。在隋唐时期，少城西墙就在成都同仁路至长顺街之间。
毗沙门天王坐像(青砂岩)。
天王头像。
石刻经版
确认福感寺遗址
距离工地五百米的地方，曾经发现过疑似福感寺的踪迹。这使得易立一队的考古挖掘，洋溢了更多历史的诗情和想象的愉悦。
福感寺，这座在隋唐时期鼎盛一时的寺庙，蘸得不少文人的笔墨。千年前，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曾云游到此，挥毫写下《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寺之殿台与城之楼交错相辉，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
巴蜀专家郑光路说，寺院森森，在有限的史料中，能载入史册的寺庙非常有限。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成都兴建了大量的寺院，现可考寺院名称者，有43座，福感寺就是其中一座。最初，寺庙因为在修筑时，取自西山大石，故名为“大石寺”。后来，唐朝年间，常年旱涝，官人常常在塔中祈雨，祈而有应，特奇感徵，故又更名“福感寺”。
去年夏天，实业街，考古挖掘已经历时三四个月，一块块取自红砂岩的石刻经版出土，秀丽的行楷书书写着佛教经典。考古人员们在清理经版时，发现其中一块上竟然清晰刻着“传今福感寺”。继续阅读，“章仇来临”几个字显现。
据史料记载，一个名叫章仇兼琼的人，在治理蜀地时，德政颇多，政绩斐然，民常怀其恩惠。不仅如此，他还曾在福感寺捐建佛塔，捐资助建乐山大佛。因交好杨贵妃和杨国忠，被荐为户部尚书、殿中监。
至此，福感寺的存在有了确凿立体证据。今年6月，实业街考古挖掘完毕，一共发现五六百块的石刻造像，一千多块残件经版。从前，不少人认为，福感寺修筑于唐朝，而考古人员在遗址里发现，许多石刻造像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风格。
易立说，实业街挖掘的并非福感寺的全貌，寺庙的更多秘密更待以后的考古中逐渐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