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生意链：业内称有收废品的都开奥迪了
图为《瞭望东方周刊》2014年第39期封面文章
北京垃圾链
北京人口快速增长，同时，日渐富庶的人们在扔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贵的东西——比如家用电器，2013年北京人抛弃的电视合计2.4万吨，而在2011年，这个数字是4.6万吨。
很多人埋怨，由于混装——家庭垃圾分类处理推进迟缓，中国的城市垃圾难以被消化而导致堆积。不过，从装运开始——当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进垃圾车，分类也好、混装也罢，它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旅行？
现实中的垃圾流转，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层面同时运行的两个链条。《瞭望东方周刊》希望以详细、全面的调查，揭示垃圾流转链条中的关键环节。
垃圾流转的隐秘链条
在政府巨大投入之外，如何利用经济杠杆调整垃圾流转链条上的不同角色，在垃圾被焚烧、堆肥、填埋之前就做到减量处理
文/山旭
2013年，北京的城市垃圾量达到5年来的新高，只略逊于全球宾客云集的奥运会之年。在中国人经济生活剧烈变化的背景下，大多数城市的垃圾量也在刷新纪录。
在中国城市垃圾问题空前严峻之时，《瞭望东方周刊》希望用迄今为止相对更详细、全面的调查，揭示垃圾流转链条中的关键环节。
我们原本希望展现城市垃圾自产生到最终处理的全过程，但正如本文中所揭示的，仅在流转部分，其复杂性和利益纠缠就已远远超出想象。
对于流转链条的详细复现，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基于观感的某些习见。
比如垃圾分类处理，由于终端处理能力的提升，特别是流转过程中对经济利益杠杆极其敏感的层层分拣，分类垃圾桶“一股脑都倒在垃圾车上”的问题，看来并非核心所在。
另一方面，可能很少有人了解的是，业内对于目前是否有必要开展垃圾分类处理，还存在极大争议。
对于城市垃圾流转环节的追溯和梳理，也刷新了我们的认识：
首先，目前城市垃圾的严峻形势，既来自历史存量，又源于社会经济变化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因此，源头控制是首要问题。
第二，在政府庞大投入之外，如何利用经济杠杆调整垃圾流转链条上的不同角色，在垃圾被焚烧、堆肥、填埋之前就做到减量处理，还需要有更细致、更严密的思考。
然后，可能才是引人关注的最后处理方式。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居民家庭层面的垃圾分类毫无意义——它对于垃圾流转中的有效回收仍具有极大影响。但，也要明白，从现实考虑，目前的一切政策设计，还需要以家庭分类的乏力为前提。
与之有关，城市垃圾处理也需要以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实际状况为基础。这样，会有利于在了解它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举措和切实的引导。
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北京正在推进设立“垃圾减量垃圾分类指导员”，即可能有7万人戴上“绿袖标”，其每人每月约600元的报酬由区县财政承担。
现在，对于“绿袖标”的设置正在调整，希望分成几层，加强管理设计，从而做到“减员增酬”。
一些区县为推进垃圾分类还设立了“二次分拣员”，他们每月领1200元薪酬，站在垃圾桶旁边，而人们看到，这仍无法促使居民进行分类抛弃。
面对这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前所未有的垃圾处理挑战，政府力与市场力、社会力的整合，乃至于政府内部力量的协调统一，是一件小视不了的大事儿。
而《瞭望东方周刊》随后也将对城市垃圾的源头及其最终处理，进行更为详细的观察。
垃圾都去哪了
人数在十几万至30万之间的拾荒者，是北京垃圾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姚玮洁/北京报道
按照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北京市2013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的公告》，在这一年，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671.69万吨，日均产生1.84万吨。这是2008奥运会之年以来的新高。
北京人口快速增长，同时，日渐富庶的人们在扔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贵的东西——比如家用电器，2013年北京人抛弃的电视合计2.4万吨，而在2011年，这个数字是4.6万吨。
很多人埋怨，由于混装——家庭分类处理推进迟缓，中国的城市垃圾难以被消化而导致堆积。
不过，从装运开始——当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进垃圾车，分类也好、混装也罢，它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旅行？
比如一只塑料饮料瓶，是不是真的因为与同一桌晚饭上的残羹冷炙一起，被倒入垃圾桶而受到污染、难以回收，最终影响焚烧等处理？
在中国城市垃圾的三个关键问题——产生、流转、处理中，包含分类在内的流转环节可以被视作关键部分。
如果对其进行良好的设计和有效的引导，向上可以影响垃圾制造者的行为方式，向下则可以促进垃圾处理的无害化。
而现实中的垃圾流转，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层面同时运行的两个链条。
被100只眼睛盯着的垃圾桶
傍晚，81岁的老太太李秀珍蹬着三轮车，晃晃悠悠赶到永引渠北路北侧的金中阳光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卖掉3天来捡到的几十斤废旧木头，还有水泥袋子、塑料瓶等等，换得12元人民币。
李秀珍住在永引渠南路南侧的棚户区。为了每斤木头能多卖1分钱，她要蹬着三轮车多走半个小时，“这里摊子大，老板的秤也好，能多卖点钱。”
一只塑料瓶，在这个收购站能给9分钱，而其他收购站多是8分，算过去，就是高了12.5%。
这天气温达到34摄氏度。李秀珍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蓝绿色长袖的确良衬衫。头顶磨破边的灰色遮阳帽檐上，还留着很多干水泥粉末。
“我一般是到工地上去捡，垃圾桶里的我抢不着。”说起塑料饮料瓶，李秀珍忿忿地回忆，两三年前她还经常能从街边、小区里的垃圾桶捡到瓶子、书本纸张等。但打今年初起，她几乎收获不到瓶子。没办法，老太太只好到工地上去找废旧木头、水泥袋子等建筑垃圾。
木头的废品收购价钱按照长度、大小和质量不同，价格从一分五到一角多不等。水泥袋子在经过拍打折叠等简单处理后，与塑料瓶的价钱相同——每个9分钱。
“捡瓶子多容易啊，可是我抢不着，那些年轻人，一边遛狗一边背着个大包，就把瓶子都捡走了。30来岁穿得整整齐齐的小伙子，骑着车、追着个瓶子跑。我就不理解了，按道理来说大家生活更好了，干嘛跟我们这些人抢？”李秀珍声音高了几个分贝，满是皱纹的嘴角两边露出仅剩的两颗牙齿。
据说北京的拾荒者数以十万计。李老太太的儿子因病没有劳动能力。让她费解的是，那些子女拥有体面工作的老人们，为何会比她更细致地翻捡垃圾箱？
在北京西北的世纪城——一个超大型社区，一名保洁员说她也要和住户的父母们“抢瓶子、纸壳子”。
这个楼盘的二手房价格已达到六七万元一平方米，但是“那些老头、老太太推个婴儿车，后边挂个袋子，碰到垃圾桶就上去看看，有瓶子就放进袋子。纸壳子拿出来擦擦，用脚踩折了，比我们还专业。”好几次，她都看见他们的儿女们和站在垃圾桶旁的父母争吵。
清晨的西直门地铁站，一名40多岁的环卫工，骑着一辆带着大垃圾箱的车子缓缓停到两个垃圾桶前。
她有条不紊地把垃圾桶的盖子打开，先捡出四五只塑料瓶放进车把上挂着的塑料袋。经过一番认真的翻捡后，她将不同分类桶里剩余的垃圾一并倒入垃圾车。
曾在北京不同小区承包近10个垃圾站的钱三友(化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你把分类做好了，有100只眼睛盯着垃圾桶，一股脑就把可回收垃圾全部捡走。”
屁股后面排了一长队人
如果钱三友在清河小营清上园小区承包的垃圾站被关闭，这将是他手上被关闭的第五个垃圾站。
这个河北廊坊人，十几岁就做垃圾处理工。他说，目前在北京这个生意越来越难做。不过对于中国更多城市而言，私人承包垃圾站的模式比比皆是。
垃圾站里一片狼藉，两个男人都去清上园小区运垃圾。剩下的3个女人，身边放着一堆工具和几个白色橡胶桶。
似乎从来不会感到不适，也闻不到刺鼻的气味，她们努力清洗和擦拭垃圾上不知名的液体和黏稠物，然后不假思索就开始处理手中各式各样的抛弃物。
一名古铜色皮肤的女子，试图用螺丝刀撬开手机充电器却没能成功，于是很麻利地扔下螺丝刀，用老虎钳把充电器掰开一条缝。充电器的机身和插头终于分开，金属插头被扔进一个桶里，机身则扔进另一个桶。
与想象中的不同，女人们穿戴特别齐整。“我们都有抵抗力了。”她们说。
垃圾被男人们送来后，摊开在地上，由女人们逐一清点、捡拾。不过，前一天城管和街道办事处的人拉走了她们堆放在垃圾站旁的“成果”，一共6车，是她们用半年时间分拣出来的。
“里面有好多铜和铝，值2万多元呢。”一个女人说。
作为这个垃圾站的承包者，钱三友说，这种生意的源头是上世纪90年代起，许多四川小老板到北京，承包了一些小区和大厦的垃圾处理业务。
正如通常模式，钱三友把垃圾站又转包给别人，一般是类似于清上园垃圾站这样的一家人。钱三友每月给他们每人500元，而出售“可回收垃圾”的收入则归他们所有。垃圾站虽然地处小区外，但场地和一些设施都是小区提供的。
这个小区每天大约可以运出3吨垃圾，正好装满一箱——体积略大于QQ车一类的微型轿车。钱三友不愿告诉本刊记者，承包这个垃圾站，小区付给他多少钱。而被清理过的“无用垃圾”，要以200元一箱的价格交由环卫部门处理，这200元由他支付。
每天下午，环卫部门都会按时派人来收垃圾、收钱，然后进入他们的处理流程。
听见钱三友抱怨城管的作为，刚刚踏进垃圾楼的小区物业主管接过话茬：“还不是你们垃圾楼的规格没达到人家的水准？”
现在，根据海淀区创建文明城区的要求，除了干净、清洁，垃圾不能“落地”。
但“落地”是这门生意的关键——如果不能把垃圾摊在地面上，分拣出其中的“可回收垃圾”，钱三友的下家将无利可图，而这个垃圾站生意链就难以持续。
到距离清上园小区50米的海淀环卫中心转运站——它其实也是一个垃圾处理站，主要处理附近另一单位宿舍小区内的所有垃圾——就会知道钱三友的生意何以存在。
这个垃圾站非常干净，一名环卫工人从早6点到下午4点半专门负责清洗、看守。蓝色的集装箱在阳光下发光，行人走过时很少知道这个地方竟是用来处理垃圾的。
工作人员说，负责它的海淀环卫局八队共有60多个此类密闭式垃圾站，“有些垃圾站人员是队里的、站也是队里的，我们这个站人员是队里的、但站不是队里的。”
这个垃圾站属于上述单位宿舍小区，由环卫局管理。
每天，大型垃圾运输车到这些垃圾站带走垃圾。至少在京北的很大一片区域里，都需要先将小区中的垃圾桶汇集到垃圾站，然后运走。
但是，小区不仅要支付给环卫部门运走垃圾的费用，还要负担这样一个标准垃圾站的运行费用。
按照钱三友的说法，小区把垃圾站包给他，更“省钱”。
眼前，小区物业已经下了关于清洁和“不落地”的最后通牒，“屁股后面排了一长队要来收垃圾的人。”
无论谁承包这个垃圾站，“可回收垃圾”被拣出后，主要运到东小口镇。
院子里的细致分工
在2014年春夏启动拆迁前，位于京北的东小口镇，算得上是北京面积最大的废品回收集散地。这里有数万流动人口聚集，多半来自河北以及河南信阳。
马路一侧，纵向延展开无数条通道。每条通道里有十几个店面，其实都是开阔的院子，杂乱堆放着废旧物品。
院子口多有一幢小平房，有的挂着牌子，写着“收啤酒瓶子”或是“收塑料”。
更多的是什么牌子也不挂，堆放在院子里的物品说明一切：五颜六色的塑料饮料瓶扎成一捆小山，地下横七竖八的麻袋里杵出来的全是白色的塑料泡沫。
作为店面的小平房大多没有门，用帘子隔开外面的世界。门口铁丝上晾着衣物，加上散乱一地让人无处下脚的垃圾、大秤和三轮推车，组成了这些老板们生活的标配。
官方统计，该镇共有回收市场、规模出租大院28个，共占地2162亩。
李姓老板对此颇多抱怨。他主要回收钢材。从前他在西北三环附近巴沟的废品站做这一行，那里被拆迁，他迁到四环，又被拆迁，“现在到北五环了，没想到还要拆迁。”
据他所言，自己跟一些拆迁工地“有关系”，所以能够得到“原料”。经过简单的分装和处理后，河北、天津的厂家会直接派车来拉走。
他说，这几年生意不好做了，利润很低，所以他家开不起好车，对面一家比他们早来，现在“都开奥迪了”。
像他这样的院子，在路口位置，不到100平方米，月租金大约1万元，位置稍差的月租可以降至5000元。
在一家专门经营塑料回收的店里，王姓老板解释了塑料饮料瓶在东小口的流程：他收到不同种类的瓶子，分好类，将其中的塑料饮料瓶转手给东小口另一个院子。
在这个专门处理塑料饮料瓶的院子，瓶子被重新分类，然后被粉碎，再转手。
第三个院子的任务是，将这堆材料用盐水清洗干净，再加工成绿豆大小的颗粒。来自江苏、浙江、河北等地的厂家会拉走这些原料。
“大多数布料都是用可乐瓶子做的，可乐瓶子拉丝特别长。很多瓶子在东小口自己就能处理，但这不是一家能干的事情，得好几家互相配合。”王老板说。
他说，瓶子的分类有十几种，玻璃酒瓶子还会再被分为五六种。
分类标准主要是用途，质量不错、可以直接再利用的玻璃酒瓶，会被酒厂带走。质量不好的则被拉去高温处理再加工为玻璃，“分得特别细”。
一名姓高的小伙子，称自己为“散跑”。
他每天把走街串巷收购来的废品分好类，装到三轮自行车上，拉到东小口出售，上下午各一次，“主要卖点铁、电器赚钱，纸壳、瓶子都不赚钱。纸壳我们收是5角一公斤，来这交7角5。500毫升的塑料瓶我们收8分，在这里卖9分，也就是走量，一天大概赚70元。”
现场加工的外墙保温原料
相比之下，在发展略显滞后的北京南部、西部，“院子”们很少大规模扎堆，更多散落在以四环为边界的广大区域里，越往南越多。由于需要更长时间等待厂家的货车，它们一般会有自己的仓库。
南四环外肖村桥西南侧的一处废品市场，面积约万余平方米。同一类废品在这里只有一个摊主经营。在靠近东南位置的一个摊点，来自河南信阳的一对夫妻也经营瓶子生意。
丈夫朱老板说，500毫升的塑料饮料瓶每个收购价8分钱，易拉罐1角，啤酒瓶2角，“每天大概能收6麻袋，每麻袋600个瓶子，利润每个不到1分钱。”由于周围经济环境不佳，所以这里的业务量与全市同行相比非常少。
每隔几天，就有更大的收购站或者厂家来拉走这些瓶子，“谁给的价格高卖给谁。”
房租是这对夫妇最大的开支，这处约150平方米的空间承担他们的全部生活——吃饭、睡觉，还包括小儿子看书学习等，每年租金约4万元。
河南人吴老板做废旧泡沫生意。这个摊位已经被改造成一个加工厂房：封闭的泡沫粉碎机器将泡沫打碎，通过管道输送到另外一台可以实现高温融化的机器里，输出的泡沫已变成细长的“面条”，最终由切割机将“面条”切成细碎的小块，成为可以直接出手的外墙保温原料。
“泡沫占地方，又没有分量，收废品的一般不收。”吴老板说，这套设备价格约5万元，每天可以处理几千公斤泡沫，“原料不足”。
泡沫无论好坏，他的收购价都是每公斤5元，仍然很难满足生产需求，“干这一行的很多，竞争激烈，北京像我这样的摊子，有好几十家。”
东南三环十里河桥附近，有一处三环内少见的废品市场，主营金属以及废旧报纸等。在拆迁压力下，它已经不再回收塑料瓶等占地较多的废品。
在这里，铝的收购价格为每公斤10元，行情最好的2006年前后曾达到18元。“现在收废品的人太多了，停一辆卡车就收废品，平均5公里就有一个。”铝收购摊位的老板说。
纸张通常分为报纸、纸箱以及书本纸来收购，报纸最贵，每吨1300元左右；纸箱按照质量不同，每吨500元到900元不等；书本纸介于两者之间，每吨约 700元。
废纸在这里进行一定程度的清理、更为精细的分类，然后打包出售给造纸厂家。由于目前北京已经没有造纸厂，只能将废纸送往河北、天津以及山东等地，使本来就有几十家废纸收购站的市场上，又增加了更多运输成本。
分选线上金属只有1%
在“可回收垃圾”前往东小口的同时，环卫部门的垃圾运输车将其他垃圾带到分选转运站。
垃圾的运输价格不同：比如厨余垃圾，进入转运站的价格大约是每吨153元，如果分离充分，可直接进入处理终端用于堆肥，则只需要60元。
混合垃圾进入转运站每吨230元，如果分类理想，直接进入终端就是110元。
以上这笔费用，主要由输出垃圾的区县支付。
按照北京市的设计，垃圾分类等环保压力主要由区县一级承担。因此，虽然进入转运站前的厨余垃圾预处理难度极大，但大多数区县仍在不断尝试。
形势严峻的是东城、西城，没有设立大型分选转运站的空间，如果区内分类不理想，每年就会为垃圾处理付出更多。
全北京通过环卫部门流动的垃圾，终点之一就是位于北京市东南四环小武基桥西北角的小武基大型固废物分选转运站。
这个建立于1997年的工厂，现在每天要处理约2000吨生活垃圾，主要来自朝阳区东部和南部，以及老宣武区等区域。
站长杜建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车垃圾，进入转运站10分钟后，经过六道处理，变成焚烧料、做堆肥的有机料以及可回收的塑料、纸张等三部分。”
他说，不同来源地垃圾的成分区别较大，“社区与城乡结合部的区别非常明显。”前者多是厨余垃圾以及废纸等各类生活废品，后者则复杂得多，甚至包括石头、灰土砖瓦、树枝杈等东西。
无论何种来源，首先要人工分拣，挑出大石头、长枝条、木料等“障碍物”，然后开始自动分拣流程。
滚筒筛，在直径3米、长约10米的设备中旋转，使轻物质，如塑料、纸张、编织物等可焚烧物分离。
振动筛，通过物理振动，将剩余的垃圾分为有机料和无法回收处理的残渣。
在以上两个筛选过程中，同时进行磁选，将金属单独分出。
轻物质的后续处理较为复杂：负压风力分选设备再次将塑料、纸张进行分选，其结果可用作建筑材料的添加物，“但是这种分选的后续处理能力有限，转化技术有限，所以多数轻质垃圾最终还是焚烧处理。”杜建刚解释。
轻物质还会被近红外光电精选，也就是用光谱判断塑料的具体材质，仅废塑料就可以分为聚乙烯、聚丙烯等八类，“这样可以大幅度提高回收利用的价值。”
一个与之有关的例子是爆竹垃圾的处理，爆竹皮和沙子可以被精确区分，前者被回收。
为实现“绿色奥运”承诺而引进的近红外光电精选系统在西方非常普遍，但目前国内应用较少。“生活垃圾在经过拾荒者、垃圾站等流程后，到我们这里，塑料瓶等留下来的非常少。”杜建刚解释说，这其实是一个从可回收物质里提取更具价值物质的过程。
垃圾中的含水量是处理难题。与最终对焚烧等处理环节的影响不同，它带给转运站的挑战主要是污水处理。
为了解决垃圾分选中产生的污水，转运站配备了一台日处理能力60吨的污水处理设备，“几乎是满负荷运行。”杜建刚说。
至于“中国特色”垃圾中的高比例厨余和高含水量，他认为至少在机械分选环节没有带来更多影响。显然，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与垃圾焚烧企业进一步讨论。
在分选之后，占比大约45%的焚烧物在打包封闭后，被运往高安屯或者鲁家山焚烧厂进行焚烧；另外45%的有机物被送到南宫堆肥场或者董村分类垃圾综合处理厂；最后10%左右的残渣，则被送往北神树垃圾填埋场。
杜建刚告诉本刊记者，在整个分选线上，价值高的东西不多，金属约占1%。
有些尴尬的“正规军”
北京盈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北京市每年约产生废旧饮料瓶20万吨。他们的企业如果满负荷生产，可年处理5万吨。但现在因为原料不足，仅能实现约50%的生产能力。
按照他们掌握的情况，目前北京地区约有300余家没有资质的塑料瓶加工作坊，处理了绝大多数废旧饮料瓶。
“他们都用地下水处理瓶子，加入工业强碱清洗，废水不作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高兴说。
这样，“盈创再生”就有些尴尬。它在2008年成立的初衷，是为解决母公司中国中化集团公司的生产原料问题——意图收集足够多的废旧塑料瓶。
作为国内唯一能够生产食品级再生聚酯切片的企业，同时也是国家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单位，这家工厂用2亿元购买了全套进口设备，建设了全封闭处理系统以及水处理系统，但却无法与那些排水管直径超30厘米的“院子”竞争。
“作坊里没有处理水设备，缺少所有环保处理环节，成本比我们低很多。”高兴表示，与作坊相比，第一个不同是废水处理，第二个就是最终产品的纯净程度不同。
“盈创再生”的最终产品是再生聚酯切片，可以直接用来生产再生塑料瓶。
这种将食品级塑料瓶直接处理为食品级原料的过程，是资源循环利用行业的最高追求，以及回收物的最高级别用途，“原来是什么，后来还是什么”。
因为一旦处理后纯度“降级”，将给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带来更大负担。
目前，国内饮料企业还没有能够接受这种再生料的，“盈创再生”的此类产品只销往可口可乐一家，但已供不应求。
高兴说，500毫升的塑料瓶送到他们这里时，价格已经上升到1角7分至1角8分。
为了解决废旧塑料瓶的来源，2011年“盈创再生”开发了饮料瓶回收机，并在地铁站、学校等公共场所投放了300余台。
“效果超出预期。”高兴说，每台回收机每年大约回收75万只塑料瓶，500毫升塑料瓶1角一个。
吸取之前北京曾经投放过回收机的经验，回馈方式不再是硬币，而是改成以支付宝支付，或者划入投放者的交通卡、手机账户中，另外一部分无偿投放的，则被转成慈善基金。
高兴说，他们2014年计划陆续投入1000台回收机，预估可以解决母公司10%的原料需求。
虽然常年遭遇“原料危机”，但是“这个行业很有意思，前景比我们开始想的要大”。高兴说。
“很多市民都习惯将废品卖给收破烂的。”高兴说，他们也在积极对接社区收废品者，“按照政府提供的数字，这个群体在北京有30万人，我们希望将来能将他们纳入我们的渠道，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层层加价的环节，改善北京的垃圾处理形势。”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本刊记者陈融雪对本文亦有贡献)
北京垃圾：因何多、如何少
在垃圾“产量”创5年新高的情况下，消化存量垃圾已经成为一个多角色、多利益交叉的系统工程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姚玮洁/北京报道
1994年北京第一座垃圾卫生填埋场——阿苏卫填埋场建成运行，通常被视作这座城市现代垃圾处理的开端。20年之后，北京的城市垃圾处理终于走到国际惯例的第二、第三阶段，也就是卫生填埋、焚烧发电到资源再生、循环利用。
城市垃圾存量激增的势头已经延续多年。消化存量垃圾，已是北京“十二五”期间城市发展的重大挑战，投资数亿元的大型处理设施也陆续上马。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副处长张红樱，日前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对北京城市垃圾处理进行了回顾。
只有了解这一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才能让人们真正理解城市垃圾处理，“还有很多路要走，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公众共同治理，发挥政府力、社会力、市场力的合力作用，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她说。
以下是张红樱向本刊记者的叙述。
垃圾分选线上有iPhone
1957年10月12日的《北京日报》醒目地刊载了这样一则报道：本市城区就要全面实行垃圾分类收集的办法。破布头、烂铜铁、玻璃和书报全部回收再生；煤渣、破碗盆用来制砖铺路；菜根菜叶、鸡肠鱼肚、蛋壳鸡毛及落叶、杂草沤成了成本低、肥效高的好肥料。
从那时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都是这么做的：分类着眼于垃圾成分和生活习惯。应该说，那20年完成了当时的历史使命，德国、美国很多国家都学习当时北京的废品回收再利用经验。
再提垃圾分类，就是西城区福绥境街道大乘巷在“地球村”环保组织的倡导下进行分类了。当时一些环保人士从国外回来，有很多想法，觉得在城市最能做的就是居民身边的垃圾分类。
6个塑料大桶摆在院内，3个一组，分别写上“废塑料”、“废纸”、“废玻璃”，以供居民分类投放，成效特别显著，一直坚持到现在，厨余也分了出来，西城区也有车辆跟居住小区对接。
1994年阿苏卫填埋场运行，1996年12月15日开始进行垃圾分类。这意味1994年之前做得再细，分完了还得往一块埋。那时的垃圾分类，更多是一个时尚概念。
1996年开始的3年取得了一定成效，人工垃圾车，平均每两三天减少一辆。
原建设部于2000年6月确定北京等8个城市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网上现在对它的评价是“失败”。虽然很多城市开始建垃圾填埋厂，比原来的野垃圾场进了一步，但对于做到什么程度都不是特别清晰。
2000年申奥成功。申办报告承诺：2008年前北京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50%，资源综合利用率达30%，这些指标也都切实达到了。
但后奥运时代，北京建设和人口规模继续扩大，垃圾问题特别突出。以填埋为主已经不能持续。因为当时垃圾成分变化特别大，可再生资源成分增多，没有回收利用就填埋是极大的浪费。这样就对垃圾分类有了新的要求。
比如，我们国家从2005年进入家电大量抛弃的阶段，前几年冰箱、彩电多，这几年手机、电脑多。在小武基自动分选线，一会儿能出来个iPhone、一会儿能出来个三星。
国际上固废物管理经过四个阶段：简易焚烧、填埋；卫生填埋、焚烧发电；资源再生、循环利用；构建循环经济社会。国际上探索了这么多年，基本上就是这么一条路。
针对历史上形成的野垃圾场，摄影师拍了很多垃圾围城的照片。1994年之前这些野垃圾场都是乱堆乱放，历史积存量很大。现在北京已经开始治理，到2015年将完成1000多座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治理。但是，现在垃圾增长速度特别快。
不仅在北京，全国很多城市垃圾存量的增速都在加快。2009年就已经面临几座垃圾填埋场达到设计年限、要封场的压力，减量化势在必行。按照“十二五”规划，2015年底焚烧生化要达到70%，填埋占30%。
分类垃圾必须有终端支持
2009年至今，焚烧、生化、填埋比例由“十五”期间的2:8:90优化为10:10:80。其实到现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于要不要分类还有一些争议。包括业内，也有人讨论垃圾分类是不是做早了。
新一轮垃圾分类的背景可以概括为：第一，垃圾分类是学习先进国际经验，构建循环经济型社会的必经之路；第二，立足北京垃圾问题，源头减量势在必行；第三，它是结合末端处理设施，适应处理配套衔接的实质要求。
北京2008年之前的垃圾处理以填埋为主，垃圾分类一直以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再利用来进行。2009年4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确定了垃圾处理“增能力、调结构、促减量”的目标，大力推进垃圾焚烧和堆肥设施建设。
到2010年，北京启动了垃圾分类达标小区创建工作，主要就是结合终端垃圾处理设施工艺需要。垃圾分类以分出家庭厨余垃圾为主，厨余垃圾可进行堆肥处理。其他垃圾含水率降低，也可以保证生活垃圾焚烧热值和污染控制需要。
根据北京的情况，先按由简入繁、大类粗分的路线走。因为所有搞垃圾分类的国家都不是一上来就分几十种的，而是先干湿分开。根据中国的饮食习惯，餐厨、厨余比较多，所以干湿分开首要是这部分。现在基本是厨余和餐厨占60%，于是按照国情分了三类：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厨余垃圾。
垃圾分类从居民家庭开始。家里面只分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因为很多家庭都有卖废品的习惯。有些家庭特别是年轻一代没有卖废品的习惯，小区又配置了可回收物垃圾桶。原来厨余不太能分得出来，2013年慢慢达到5%。
自从有了“垃圾分类”的提法，被骂最多的就是“混装混运”。混装混运的原因很复杂，每个时期的主要原因也各不相同。最初是因为只有填埋一个处理手段，进行分类以后，末端没有处理设施来支撑。
那以后，后端开始有设施支撑，餐厨、厨余可以集中或者就地处理，还设了很多分拣中心，再生利用企业也多了，很多高端的处理方式也出来了。这样，回收系统回收量增大，同时有了堆肥和焚烧化处理，速度一下子加快了。
垃圾桶被十几拨人翻过
其实，现在有些小区监测到，一个垃圾桶有十几拨人来翻，最后桶里没剩什么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所以清运垃圾的保洁人员才会有一个判断，觉得没有必要分类清运。
也有很多小区的保洁，因为在居民楼下倒腾垃圾桶产生异味和遗洒而被投诉，所以索性一股脑拉到小区垃圾楼站再翻腾分类，也是造成居民误解的一面。
清运工人很熟练，他们有自己的估算方式，决定分类值当不值当。其实现在混装混运的比例已经很低。
当然，如果居民源头分好，可以降低很多成本。比如纸张的回收是分等级的。如果前面分得很好，没有污染和其他成分，在回收利用中等级就会很高。塑料瓶也是，清洗消毒到位才能确保食品级。如果落到“游击队”那里，清洗不干净或者切割不到位，就会降低品次。
最好还是源头保持物料没有被污染，经过简易处理，成本就会降低很多。
垃圾分类工作主要依靠区县落实。像丰台区、大兴区由专业化公司负责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处理及分类设施的日常维护和日常检查，形成了各环节职责清晰、管理体系完整的管理模式，垃圾分类达标效果显著提高。
垃圾分类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可以把垃圾分类作为一种修行。
中华环保基金会参与我们垃圾分类宣传培训多年，李京华主任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社区做“社会大课堂”活动，一位老大爷问他，我这里有一筐桃，放烂了，怎么分？因为桃肉是厨余，桃核属于坚果应是其他垃圾，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
李主任笑着问大爷，垃圾分类就是要资源节约，您把桃放烂了扔了多浪费！
现在不太提倡二次分拣员，这让居民自觉性变差。希望“绿袖标”能起到指导、宣传、引导的作用。
目前一种主张是要分得更细。事情越复杂就越难推行和坚持，这是常识。有专家援引人类行为学研究说：一个人养成一个习惯最快3个月，一个集体养成一个习惯最快一年，而整个社会养成一个习惯最快七八年。垃圾分类是一个漫长的集体养成的过程，培育的过程。
当然，最好还是从居民源头开始做好分类，国外、特别是德国、日本的家庭都会对一些可回收物进行处理，比如复合纸包装，洗净晾干压平，有利于后期再加工利用。但客观事实是，目前居民参与率到30%就很不容易爬上去了。而且，30%分类的效果可能被70%不分类淹没。
“游击队”占领大部分市场
再生资源这块是由商委系统负责，我们的垃圾分类中可回收物对接他们的再生资源回收车进行收集。2009年开始，先在朝阳区选择“三街两乡”，尝试了“以分出厨余为主，共分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三类”的办法。
马上覆盖整个北京市不太现实，推动速度太快，末端设施处理能力可能跟不上。到2014年应该能达到居住小区70%覆盖，2015年再做300多个居住小区就能达到80%。
现在做“十三五”规划，但发现重点抓居住小区有一定难度。在单位、公共场所，人们受到组织约束，环境影响，纪律意识就比较强。而在小区里，生活的环境就比较放松。
而且根据国外经验，在局部做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在作业、运输方面就很难有质量和效率。另外，有些区域做、有些区域不做，人的意识、行为也很难统一。我们目前还在研讨下一步的各种功能区域覆盖计划。
按照“规范前端、物流配送、专业分拣、厂商直挂”的思路，我们也在推进再生资源回收规范化站点建设，初步形成了覆盖16个区县，由22家主体回收企业、15个分拣中心、4700多个回收站点构成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2013年成立了北京再生资源中心，设立规范站点，还有资源车到小区现场收，但更大的市场份额目前还是所谓“游击队”拾荒大军占有。
曾有来自各种渠道的建议，提议收编“游击队”。但是这很难操作。流动废品商贩在废品回收市场化之后，迅速而全面地占领了市场，有些和物业小区打了很多年交道，打个电话就能上门。
所谓“正规军”的一些规范企业，在回收方面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设电话热线、网上收废，但机动性、灵活性、及时性难以和“游击队”抗衡。
“游击队”基本只收高附加值的东西。刚才说到旧家电处理，现在怎么处理电子垃圾，我们也在和其他部门商量。北京其实有专门处理电子垃圾的工厂，但是吃不饱，原料都被“游击队”弄到了外地。
“游击队”也是市场行为。北京的废品最早在供销社系统消化，属于特殊行业管理，后来被取消，市场也完全放开。
放开后，废品成了“游击队”的天下。很多“游击队”都带有地域色彩，河南帮、山东帮、河北帮，北京很多地方都有集散地。也要求他们去商委部门备案，但因为不是强制性的，所以备案不多，不太规范。
“游击队”的运作比较成体系，但问题也特别多，偷井盖、电缆去卖；把高附加值东西拿走，剩下的乱丢，就地简单处理，而且都是低端回收、低端处理。
政府要跳出这个圈来
这几年我们有一个整体评估：一是减量化、资源化比较明显；第二，以垃圾分类为抓手，启动全社会的低碳新生活方式；三是吸引企业参与，改变行业传统，带来整个产业的升级。
现在还是面临好多方面的问题，包括混装混运、居民参与率低、正确投放率低。我们应该转化理念：不能什么都让政府来做，包括出钱、建设施、发动群众。这些年想的办法也很多，从建到管基本上全覆盖，政府能使的劲全都用了。
要跳出这个圈来，要把政府力与市场力、社会力协调起来。
要利用经济杠杆。现在混合垃圾和厨余垃圾的处理费用已经有价差了，下一步准备拉大，同时对区县建分选、处理设施的给予补贴。
环境治理的原则是，谁污染、谁付费。国外推行了很多年。按袋收费，有个别省市尝试过。实施的后果，是努力几年的垃圾分类成果没有了，甚至有居民把垃圾袋从楼上直接往楼下扔。现在收费，时机还不成熟，当然未来肯定是这个方向。
下一步目标，一个是和末端处理设施衔接，提供充足的高质量原料。还有两个重点，即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的结合，干湿分开。
再生利用充分，自然也就减量了。厨余也是一个重要指标，2014年纳入首环办考核体系。当各个区县的厨余分出量要打分、作为考核指标时，就会倒逼大家想办法提升分类、减量效果。
总之，源头要减量，能利用的再利用，然后就是资源化的再转化，最后才是无害化处理。
今天还有人说垃圾分类是作秀，像蜗牛爬行。其实垃圾分类的每个阶段都有各自不同的内容和目标，是根据一个城市垃圾成分的变化和末端垃圾处理工艺的比例等进行的适应分类。
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今天，每个人的行动和参与比以往更重要，因为垃圾分类已经和每个家庭、每个人日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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