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无论如何 我与中国是绝配的
封面报道
新时代的“洋五毛”
策划人： 曾晖
有一批老外，他们关心中国事务，钟情中国文化，惊叹中国的发展变化。他们活跃于中国的社交网络，不吝赞美之词描绘中国，又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揭短西方。
尽管招惹非议，呛声从未断过，甚至还被骂为“洋五毛”。但他们我行我素，乐此不疲，正逐渐成为一股网络舆论中的新锐力量。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成为他们的粉丝，人们惊呼：“一批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成为‘自干五’，这是什么精神？”
不管是“真五毛”，还是真学术，不管你位于“奇石”的哪一端，亦或你探讨的是“正能量”中国，还是“负能量”中国，引致的关注和眼光，都将一直持续。
走进“具体”的中国
文_本刊记者 刘霄
美国非虚构类作家何伟将中国比喻为一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进程里，西方社会眼中有关中国的镜像复杂万千，有类似于何伟、欧逸文这样的作家，走入“具体”的中国冷静旁观，也有西方媒体“远观式”的负面评论。
令我们格外注意的是，一些西方人士走入到中国语境，他们倾心于“中国式”道路的成功，或直接参与中国的社交网络，传播他们对中国模式的见解；或进入中国的高校从事研究教学工作，在学术界发出力挺中国的声音；或抓住这个变革中的国度，出版与中国有关的书籍，在意见市场上为中国“背书”。
前NBA篮球运动员，美国人马布里在去年国庆，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我骄傲，中国，65岁生日快乐，能成为你的一部分，我骄傲！”还附了一张自己在人民大会堂里微笑站立的照片，红色的锦旗和鲜明的国徽，更映得这个美国大黑个儿的显眼。
作为CBA的外援，网友们纷纷出来起哄：马布里也是蛮拼的，是史上最称职的外援，快给他北京户口。
像马布里这样热爱中国并供职于中国的，不只在体育界。
一些被称之为“洋五毛”的外籍人士，加入对中国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与公知们对垒唱反调，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英国人罗思义(John Ross)便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位。
这位在新浪微博上被认证为前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的英国人，拥有51万的粉丝，在互联网世界里可以算作“中V”，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学院的高级研究员。
在人大重阳官网的介绍中，该机构是一所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聘请了多名外国的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研究员。人大重阳还雇佣了第一位全职在中国智库工作的美国人欧永鸣。
虽然在具有国家背景的机构里任职，罗思义可不是一位安稳坐在书房里的“出世”学者，可以说他是一个颇爱凑热闹的外籍人士。
罗思义在微博上的节奏是，一天至少发七八条微博，还分了中英两个版本，话题从中国经济到政治体制，从香港“占中”到实现中国梦，从支持偶像李宇春到晒英国美食。当然，少不了和公知们的较劲。
去年，关于香港的一条微博，可能是他在中国互联网里，赢得最大的一次关注。“英国在其统治香港的150年间从来没给过港人真正的民主，也从未进行过任何形式的特首普选。英国政府现在发表这些虚伪的外交辞令，完全是在煽风点火。”
这条微博还配了一张应景的照片，是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迎风飘扬，因正值香港“占中”事态升级，该微博被迅速转发，获得了20多万转评，支持叫好的人占了绝大多数。
他博客的文章多数内容是在力挺中国，如“中国人权记录世界最好”、“邓小平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共产党领导。”
与罗思义一样，一些外国学者，在具有中国国家背景的研究机构和高校中任职，浓重的中国色彩，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铺展开来。
在清华大学研究新儒学的加拿大人贝淡宁，被美国《外交杂志》形容为“中国的辩护士”；美国独立金融分析人士何思文，也在四月网上开设专栏，为中国政府开药方——“外媒专业黑中国怎么破”； 哈佛政治学教授裴宜理，认为毛泽东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打下坚实基础，这让中国的拥毛派们欢呼雀跃。
外国人在中国互联网江湖里评述中国，有罗思义这样具有国家背景的专家，也有一些无组织的“个体户”。如有一些同样被打上“洋五毛”标签的外国人，德国人雷克、日本学者加藤嘉一，在互联网社交空间里，他们甚至比“国家队”的“洋五毛”们还要活跃。
前赴后继来中国
马布里和罗思义这样的外籍人士，从来都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中国某著名的左翼论坛，美国学者阳和平发表过演讲，“中国崛起，争霸还是反霸”，一口流利的中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世界形势，“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被称之为美国“红二代”的阳和平，背景很特殊。父母都是抗战年代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也就是中国政府认定的“白求恩式”共产主义友人。从小在中国长大的他，经历过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等重大历史节点，对中国有着不同常人的理解，他曾坦言很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平等。
同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曾是英国共产党理论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编辑。饱受争议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就是他的作品，作为一名中国道路的欣赏者，对西方文明的厌倦，让他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
在被戏称为“洋五毛”的外国人士里，英国人戴雨果应该是学院派气息最浓的一位。和马丁·雅克一样，他对当代西方文明的困顿和反思，都映照在了对中国路径的高度关注和肯定之上。
戴雨果第一次来中国时是1972年，正值文革，那时他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好感。而之后三十年的中国剧变，让他急速转变对中国的看法。现在，戴雨果每年都要来中国好几次。
很难通过一个人的言论和理论去判定他的动机，我们只能通过公开资料发现，这些被称之为“洋五毛”的外籍人士，在背景上与中国确实结有不解之缘。
罗思义不仅是一位经济学者，而且曾是一名左翼青年。他早年是“英国社会主义行动”成员，该组织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托洛斯基派。没有人能确定，他对中国的处处点赞，是否源于他年轻时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情怀。在一次采访中，他对于自己参与左翼运动的经历，自嘲道：“年轻人如果没有这些愚蠢的经历，就没有真正活过。”
贝淡宁的妻子是中国人，在高盛任高管，岳父则是高级干部；裴宜理1948年就出生在炮轰中的上海，从小就在饭桌上听父母和友人探讨中国革命；罗思义在1992年就开始关注中国，在他眼里，自己十几年前就开始“为中国说好话了”。马丁·雅克对马克思主义的情节，戴雨果对西方文明的冷思考，都更助我们寻迹去理解这些外籍人士对中国所持态度的逻辑。
中国，一座开发不完的富矿
今天谈论中国的话语空间，和国内的阶层割裂一样，在不同的外籍人士身上，也呈现出分化的特点。有人循着学术的规律和方法在圆圈之内论证他们眼中的中国，有人像罗思义一样，另辟蹊径走入民间话语的疆界，和社交网络上的国人面对面地过招。
被人们称之为“洋五毛”的人，可以是知名大学的教授，可以是四肢发达的外籍运动员，也可以是理论不成体系的草根作家。
而中国，这个急速变革的国度，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谈资，更是曝光度、经济利益和褒贬不一的是非评断。
在互联网世界，对罗思义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喜欢他的人，认为他在用真学术驳斥公知，不喜欢他的人，就觉得他是“假洋鬼子”，是拿计件工资的五毛。
媒体人文山娃调侃：“罗思义先生如果是真左派倒也可爱，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勤快又笨拙的宣传工作承包商。”大V老榕不仅质疑罗思义副市长身份造假，还说：“你真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吗，牛津应该为给你颁发学位而致歉。”
而于威斯敏斯特大学任教的戴雨果，是该校中国传媒中心的主任，和中国学术界、媒体界的人士保持着亲密的交往，他甚至和清华教授合著《如何应对西方记者》，传授中国新闻发言人应对西方记者之技巧，并坦言外国人也可以有“中国梦”。
当他们在谈论中国时，收获了骂声，也收获了赞美，虽然在学术界他们多是同行批判的对象。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们的热度和关注度未减，没有因此而失去任何实质利益。
不管是对中国的“公知”，还是外国的“五毛”，在当下探讨中国，谈论中国本身就是一座开发不完的富矿。不管是“真五毛”，还是真学术，不管你位于“奇石”的哪一端，亦或你探讨的是“正能量”中国，还是“负能量”中国，引致的关注和眼光，都将一直持续。
“我的信念是：只要你所看到中国政府做的积极的、值得好好鼓励的，我会好好鼓励；看到值得批评的，我就批评。我没有必要迎合中国政府，也没有必要排斥他所做的好的东西。”
加藤嘉一：我不知道什么是五毛
文_本刊记者 张薇 发自北京
从2003年非典期间来华，到2012年南京风波后离华赴美，加藤嘉一在中国生活了近9年。
他曾写道：“若说伊豆是我人生的起点，那么，北京是我成长的起点。若说日本是我身份的归宿，那么，中国是我命运的源头。”
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成就了加藤嘉一。在日本几乎寂寂无闻的他，却是中国媒体的宠儿，被称为“当代遣唐使”、“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
然而，南京“失言”成了加藤旅华生涯的滑铁卢，作为告别之行的校园巡回演讲被紧急叫停。面对舆论的口诛笔伐，加藤最担心的是被中国封杀，那他的命运就结束了。
离华赴美，不是南京风波后的无奈之举，而是按部就班的计划。加藤认为，从太平洋对岸瞭望中国，可以使对中国的观察和解释更加准确客观。“我不是为了抛弃中国而奔赴美国，而是为了深化我与中国之间的情感联系，更加客观、冷静地观察中国，解释中国，参与中国。”
我与中国是绝配
“想念这里了？”记者问。
加藤立刻笑了：“一直很想念。”
面前的加藤白皙清秀，眼神清亮而自信。“我正在写一本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日文书，这次回北京查资料，顺便见一些朋友，感受下北京的氛围。”加藤略带京味儿的普通话说得很溜。
加藤离华赴美众所周知，但他在美国身份如何，坊间却流传不同的版本。有人说他在哈佛蹭课旁听，也有人说他是客座教授。
记者向加藤本人求证，他表示自己其实是访问学者，之前两年在哈佛，最后这一年在霍普金斯。加藤递给记者的英文名片上写着，约翰霍普金斯国际研究院，中国研究访问学者。
身在美国，与中国相关的议题仍是他访学的重点。他和美国学者切磋讨论，采访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和东亚问题，其中包括提出历史终结论、成功预言冷战结束的福山。
有趣的是，在福山出版的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里，这名曾经高举民主大旗的学者如今却走到自己观点的对立面，开始声讨自由民主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加藤说，福山关注跟民主相关的两大政治主题，一是美国的自由民主未来怎样发展，二是中国未来怎么走。他本人和福山一样，聚焦中国作为一个模式、体制、范式，未来的走向和方向。
除了同美国学者交流，加藤也积极地了解走出去的中国学生，他们在观察什么，思考什么。“和中国留学生相处聊天吃饭，是我在美国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加藤实践着中国古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喜欢泡在大学图书馆里读英文书，看美国人怎么写中国。也利用在美国的机会，去往古巴、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通过多比较的角度立体地了解中国。
作为访问学者，加藤没有固定任务，定期不定期地在大学里做报告。从波士顿的哈佛到华盛顿的霍普金斯，加藤知道两个城市的特点很不一样，也知道如何对待这种不同。“我了解华盛顿城市的特别，现在我更加关注他们的智库是怎样影响决策，美国智库如何研究中国的。”
加藤确实在以自己的行动去证明，他离开中国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无论如何，我与中国是绝配的。”
官员是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
“几年前我还在中国的时候，就提出来官员以后将是‘弱势群体’”，加藤一边说，一边俏皮地举起双手，弯曲食指和中指打了一个引号的手势，“官员不可能是弱势群体，但说弱势群体的意思是，你们不要以为那么好当，以后官员不好当。”
当时，加藤发现受金融危机影响，好多大学生担心就业，争先恐后地报考相对稳定的公务员。面对“公务员热”的现象，加藤进行了“冷”思考。他的角度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民公众对公务员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公务员不仅要面对体制内的压力，上司的压力，也要面对社会的要求，舆论的监督。
“我认为自己当时的观点是对的，现在看来更是如此。”对于自己的“神预测”，加藤有一点得意，“但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反腐，周永康落马超过我的预期。”
加藤提起一段“旧闻”。在北大读大学那会儿，有些同学跟他讲，不腐败干嘛当官，哎哟你当官员腐败一点有什么不好，否则为什么要当官员呢？他们不会说我要腐败，而是潜意识里认为当官员享受一点特权，是理所应当。
“我周围的朋友，落马也不少”，加藤笑了笑，接着说：“这些官员朋友，他们很担心啊。他们不敢戴手表，不敢抽中华，很多朋友房子都卖掉了，他们真的很害怕了。”
官员不仅在反腐风暴中恐惧不安，还要时刻面对民众和媒体的监督。加藤说，我不认为中国媒体反腐报道少，中国老百姓对官员动态观察力度也远远高于美日。落马后的政治风险和成本，中国比日本大很多。在日本罚款、坐一段时间牢，都有可能回到原来位置。在中国一旦落马，就很难回来。
加藤有些同情这些作为“弱势群体”的官员，他认为现在中国官员要想的问题前所未有的多和复杂。“官员不搞政绩则已，搞政绩就要请人吃饭，要被人请客，越是地方就越是如此。但是你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纪委调查的对象。官员好当吗？你既要政绩，又要管控风险的能力，很多时候你被查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被牵连上什么了。”
自称“为中国卖命”的加藤忍不住发表观点：“如何让广大官员在反腐的恐惧当中发挥应有的积极性，正确处理改革与反腐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未来的改革非常重要。”
什么是“五毛”？
在中国，加藤被网友戏称为“日本五毛”，甚至连一些日本网友也认为，加藤嘉一是为中国舆论工作服务于中国政府的。
南京“失言”风波发生前，加藤在中国政府和民众之间保持着高超的平衡。他的观点让人印象深刻，但不招人讨厌。他经常强调自己局外人的身份，“当局者迷”，而他却可以比较超脱地表达自己作为局外人的看法。
曾经有记者问他，那些我们中国人都搞不清楚、甚至不敢轻易评论的事情，你作为日本人为什么能来谈？
加藤的回答是，我能保持平衡。在这一点上，我跟韩寒一样，我们始终都在贯彻、表达政府需要的东西，所以有关部门不会找我麻烦。中国的各个部门始终对我很友好，他们一直鼓励我，甚至感谢我勇敢发表观点。
加藤被称做“五毛”，与他“力挺”中国政府的言论有关。他曾对中国大学生说，你没资格抱怨政府，中国的教育体制为你节省了三分之二的费用。2005年北京爆发反日游行，加藤混进游行队伍，并在连线凤凰卫视时表示：希望日本某些政治家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端正态度。
然而，当记者与他面对面询问：“加藤，知道有人说你是‘洋五毛’吗？”他一脸茫然，想了几秒：“我不知道，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洋五毛’。”
“洋是外国人意思，‘五毛’是指站在政府的立场，为政府说话的人。”记者解释道。
加藤表示并不认同自己是“洋五毛”的说法：“我的信念是只要你所看到中国政府做的积极的、值得好好鼓励的，我会好好鼓励。看到值得批评的，我就批评。我没有必要迎合中国政府，也没有必要排斥他所做的好的东西。”
“如果有人说我是个“洋五毛”，我也无所谓，请各位随便评价，我也不在乎。但是我的信念是，不能为批评而批评，也不能为表扬而表扬。至于有人说我是洋五毛，是他们的问题。”加藤双手一摊，有点无奈。
“你知道我当时同时撰稿给南方周末和环球时报，很多人批评我。但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好好地虚心了解，尽量真实了解中国实实在在的人和政策。只要有利于了解中国，无论是哪份报纸，我都一定要从一个非意识形态化的角度去了解、接触、碰撞。”
“我记得我在环球时报上写过《否定体制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我当时确实认为否定体制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很多人看到，加藤嘉一把这句话在环球时报上说了，是在为中国辩护，为政府辩护。我认为各位都有批评我的自由，我从来不反驳。我是尊重各位说话的权力，我被骂已经习惯，大家随便自由地批评。”
我希望活得跟漫画一样
“一部漫画，主人公都是顺利的，那我觉得这没什么意思。有困惑，有折腾，有曲折，才有趣。我希望应该活得跟漫画一样有意思，别人才愿意读你的故事。”
加藤的人生轨迹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日本的18年是一曲“苦难和奋斗”的二重奏，来华9年的“欢乐颂”里也掺杂着学历造假质疑和“两面派”指责的杂音。
加藤曾经的好友，日本知名华人李小牧发表《致中国最红的日本人加藤嘉一的公开信》，指责他是“在中国讲日本的坏话，在日本讲中国的坏话”的两面派。
对此加藤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不同场合、不同主题下表达角度和尺度的问题。“我不认同两面派的说法，但是对于他们这么说的本身，我可以尊重。我也愿意把他们作为对我自己的提醒，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我需要不断的磨练，怎样表达才有说服力，怎样表达才能引起有建设性的讨论。感谢大家对我的批评。”
3年访美的时光，将加藤打磨得更加成熟和从容，即使回答这些可能引起尴尬的问题，他的语气和表情也一直非常平静。访美即将结束，加藤没有下一步的计划，“计划有时会束缚你的想象力，让你看不见很多充满变数意外的缘分和机会，所以我现在尽量把脑子变成空白。”
不去计划并不意味着无所适从，加藤始终明白他的人生方向——影响政策。“有段时间我确实认为，只有从政才能影响政策。但我后来发现很多社会人士是通过自己的渠道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影响社会影响舆论影响下一代。”加藤觉得他的大方向越来越平稳，心态也越来越平常，“经过几年的游学，我看到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中的一种，是为培养更多的中文作者和中文表达者做点事。
作为少数能用中文写作的外国人，加藤有些固执地认为，今后来中国的外国观察者，最好要用中文表达他们对中国的思考，“希望能用中文写作的人越来越多，这是进步的事情”。
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当今社会已经后现代化，他所说的话只能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但这阻挡不了相互矛盾的标签被同时贴在他身上。有时候他是“洋五毛”，有时他又成了“洋公知”。
雷克眼中的后现代中国
文_本刊记者 龚斯宇
“你就别把我和那个人放在一组好不好！小流氓再二也不会二到那个程度，而且我从来不善于给别人拍马屁！” 雷克自称“小流氓”，当看到有人把自己和罗思义一起放在“洋五毛”之列，他这样“抗议”。
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当今社会已经后现代化，他所说的话只能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但这阻挡不了相互矛盾的标签被同时贴在他身上。有时候他是“洋五毛”，有时他又成了“洋公知”。
“我说中国还有些不完美(譬如交通和食品安全)，就被骂个臭老外。我说中国发展的方向是对滴(比如社会越来越开放，比如环保意识越来越强)被骂个“洋五毛”。说德国哪好，被骂。说德国哪不好，也被骂。最悲剧的是：我说在家里换了个灯泡而已，被骂个没内涵的傻瓜。”他写下这段微博，文字之后，紧跟一个大笑的表情符号。
雷克现在在新浪微博上有23万多的粉丝，这是他前年粉丝数的4倍多。可当记者问及他对自己“走红”的看法时，他却说：“我没觉得自己很‘红’，我只不过是几个网上爱闹的老外中的一个。”
“很多中国人觉得外国人用中文卖萌很有趣嘛。”他认为自己受欢迎的首要原因在于他的“老外”身份。
“不代表德国”的德国人
德国人Christoph Rehage把自己的名字音译为“雷克”，还有一层“雷电的征服者”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好。”他说。
2008年，雷克从北京出发，一路徒步到乌鲁木齐，后将自己的经历制作成视频《最遥远的路》——“The Longest Way”，也是他第一本书《徒步中国》原来的名字。旅程结束后的三年，他赶上中国的微博大潮，发表各类评论，让众多网友认识了“雷克小流氓”。
雷克似乎不太掩饰自己身上的“痞气”。几乎每一个在中国最热的话题，都少不了他“掺和一两嘴”。网友给他的私信，他也一一查看，然后以“一米九的知心姐姐”的身份，捡着有意思的回复——有时答得正儿八经，有时又捎上一两句恶搞或玩笑。这些问题五花八门，有时涉及中国和德国的区别，有时涉及时下最具争议的现象，有时又涉及个人生活。
汉语世界关于德国的误传和刻板印象不少，雷克看到后，都会一一“打脸”。有一回，任志强转发“德国人信奉的五大哲理”，他就毫不客气表示，自己作为“德国佬”没有听说过还有这么一套。第二天，他就发现有很多人因为这一“辟谣”之举而称他为“洋五毛”。“其实嘛，除了公知，五毛，自干五，带路党和各种心灵鸡汤以外应该还有一种网民叫做 free agent(自由职业运动员，可以自由与任何球队商订合同)。我就是FA。”他仿佛想要划清与各种群体标签的界限。
“俺雷克不代表德国，俺也不代表其他德国人。”在自己的第二本中文出版物《中国，特色》的序言中，雷克写道。他时时对“被代表”保持着一份警惕，也在微博上偶尔透露出对集体主义思想的不屑。但他又从中国网友那里学会了“我德”“大德”这样的词，像是戏仿一般，他也常常这样称呼自己的国家。
最近，他开始用录短视频的方式来表达观点，而不仅仅是文字和图片。这些自拍短视频都被他冠以“德国自干五有话语权”的大标题，评论的都是当下中国最热门的事件。但和雷克以往的表达风格不太一样的是，录这些“自干五”视频的时候，他将“说反话”发挥到极致。基本上，被他“赞”的，就是他想“骂”的，反之亦然。
歌手姚贝娜去世以后，他“赞扬”某报记者潜入太平间偷拍遗体的做法；中国某高校抵制圣诞节，他也在视频中竖拇指“点赞”——赞扬当然不是他的本意。这样的表达方式当然惹来一些争议。虽然大多数人都能听出“反话”背后的意思，但仍有一些人无法理解他的“幽默”，只好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这个“自干五”所说的每一句话，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在“搅混水”。
而他把说反话称作一件“偶然的事”。雷克注意到，当他直接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的时候往往会被骂。“请注意，不是被批评，而是被骂。”他刻意强调了一下，“那天我无奈地录了段视频，模仿那些人说话。结果我发现，大家不仅不骂我，还觉得我很搞笑。那时候我明白了，不能把话说的太直接了。如果把话说得幽默一点的话，懂你的人或许会觉得欢乐，而不懂你的人也没什么好骂你的。”
多元化的后现代中国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嘛。”每当看到有人试图用个别现象来代替普遍，甚至上升到“民族”“国家”高度的时候，雷克都爱用这句中国俗语来反驳。
从雷克的微博来看，他很不愿意将一些社会现象归咎于“民族性”之类的宏观概念。“拜托，没什么好丢人的。”两年前，一个日本人骑行到中国却在武汉被偷自行车的事曾闹得网络上“满城风雨”，雷克曾这样评价——与此同时，一些“网络大V”却纷纷说“中国又丢人了”。
在他看来，中国人当下的种种“自卑”，源自于“对历史不够坦诚”。雷克说这种感觉很像他的老家德国——二战结束后，德国人曾一度认为自己是全人类的罪人。“现在德国自信的基础，正是它对待历史坦诚的态度。当时德国无条件投降，承认了所有事实。”
同时，中国人目前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观点，也让雷克嗅到越来越多元化的气息——这其中，就包括对他本人的评价。“我们不能要求大家想得一致吧。所以赞扬的声音有，批评的声音也应该有。”
这种对多元化的期待几乎延伸到他看待每一种社会现象的视角中。“‘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是好事。希望每个社会都很丰富，都有一些脑残，只是脑残不能占多数。”在微博和各类访谈中，雷克不止一次如此强调。
对于自己的观点，雷克总是毫不掩饰地坚持。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上映后，他直言这是一部没有灵魂的电影，招来的正反两方意见几乎同样强烈、直接——可他仍然认为，“差电影”也应当在市场上存在。
与对多元化的期待相互呼应的是，后现代理论也常常成为他观察中国社会的一套工具——不过，他在网上把话说得很直白，几乎看不到什么理论色彩。比如，“方韩之争”中，当多数网民和“大V”在意的是“真伪之辩”时，雷克却觉得这更像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跟文学没有太大关系。
在他看来，韩寒代表着一部分中国80后的集体记忆，最初是作为一个“青年天才”的符号出现，“挺韩派”们维护他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自己的身份——韩寒已经成为他们身份的一部分；而“倒韩派”们要追求的，则是一种在后现代社会无法企及的“真实”。
“这种冲突，无法避免。”在雷克眼中，那次争论已然成为后现代中国的一个典型事例。后来，他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学位论文。
复杂的中国印象
雷克的外国人身份让他在旅行途中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在他的自拍中，有不少与不同地方的中国人的合影——他常常是胡子拉碴地在画面中央端着相机镜头，旁边是几个或一大群黄肤黑眼的中国人，与他的外貌特征明显区别开来。他喜欢沿途碰上的这些普通人。
不过，他在旅途中也难免做了让自己后悔的事。在一个县城的旅馆，因为贪睡，雷克晚了十分钟退房，前台坚持要多收他半天的房费。可他当时实在无法理解旅店的规定——而在这之前，旅店已经打过两次电话提醒他。
与经理理论一番后，雷克感觉大为火光，拿出几张纸币甩在对方脸上叫道：“那这一半也拿去好了！”雷克的咆哮引来了看热闹的人群。一个老妇人看到这番情景后，从人群里挤出来，给他“支招”说可以去公安局或者县政府。
这招果然奏效。在县政府，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接待了他，叫来了宾馆老板——后者一脑门子汗，不停道歉，还拿出了一沓钱，硬让雷克收下。
但雷克没要，转身就走了。结束“上访”后，他给远在德国的女友小象打了通电话，却被她劈头盖脸地教育了一顿。雷克也知自己理亏，后来曾几次承认自己做得不对，外国人在中国也应该守规矩。
“他们看我是外国人，不想把事情闹大。很多基层官员都害怕老外闹事。”后来在中国的日子里，雷克逐渐体会到到基层政府“怕闹事”的心态。
当被问及对于中国官员的看法时，雷克的回答是他一贯风格：“我很不好说对‘官员’的看法，因为每个官员都很不一样。”和评价别的群体一样，他不爱“泛泛而谈”，不过却不避讳说起自己的经历——他坦言，曾遇到过一些管文化的地方官员，“却没有多少文化，只懂吹牛，说客套话，干杯，哈哈大笑，就完了。”那时候，雷克感觉很失望，但后来认识的另一些外交部的官员却让他的态度大有改善：“他们相当有文化，人也很好，我跟他们交流很舒服。
和对那些官员的看法相似，中国这个国家，他有些“看不懂”，但却又似曾相识。德国曾经经历的一些问题，正发生在当下的中国。曾经穿行中国城市和乡村的雷克，认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一个糟糕的口号。他觉得很多人其实不喜欢城市的生活——人太多，东西太贵，空气不好，不一而足。但是个人的发展机会几乎全在城市。“中国应该赶紧发展农村和小镇。”他说。
雷克说下这番话时，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正在进行。与此同时，多地雾霾仍不时爬上媒体头条。“国民越来越富裕，国家越来越有地位，龙的传人越来越开放，对社会公正以及对环保越来越有意识。”在写下一条反驳他人言论的微博后，雷克又一次被贴上了“洋五毛”的标签。不过，他仿佛乐此不疲。
“洋五毛”们帮我们打破对于西方的迷思，又说服更多人纠偏对变革期中国的评价。他们能在“水很深”的国内网络舆论场占据一席之地，能在“五毛”与“公知”的缠斗中异军突起，着实有其过人之处。
“洋五毛”的过人之处
文_本刊记者 曾晖
近代中国人迷信西方，或是对西方的崇拜由来已久。自林则徐、严复“开眼看世界”以来，近170年历史中，中国“有识之士”向西方取经，前赴后继。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文化激进派全盘西化的主张、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走出去引进来”的改革开放……
长期以来的“西学东渐”，都是基于外强我弱的情势，信息极不对称，期间一些富有成效的“取经”成果，加上一些段子以讹传讹，更使得国人对西方充满了标签化的想象。
这不是少数人的看法，而是集体的判断。尽管有人口上不服气，可心底也总是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这帮“洋五毛”，一点情面都不讲
媒体评论员曹林撰文称，“其实美国也有严重歧视，警察打人，官员腐败，很高的公务消费……德国人并不像传说中那样都那么严谨守时，英国人不都像网上说的那么绅士，日本人也有很多不靠谱的……”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孙进认为，中国固然需要自我批判的精神。但是，中国不应该继续塑造甚至编造西方神话来自我矮化。随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入中心，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抛弃西方比中国好、处处奉西方为圭臬的自我殖民式认知，重建文化自信。
“过去的传统会像噩梦一样影响活人的头脑”。因此，当代人若能真正客观评价西方，厘清中外文化的差别，真正用批判性思维去看待西方，这无疑是一种能力的进阶。
“洋五毛”们“适时”地扮演了一种引导者的角色，他们为我们推开了一扇窗，引领着国人去了解西方的全貌，或者是不为人知的另一番景象。
戴雨果就致力于“矫正”中国年轻人对西方的“标签化想象”。
遇到中国学生，他会经常提出一个他想不通的问题：你为什么觉得西方是天堂？戴雨果本以为中国学生出国之后，看到西方社会“一团糟”，会自动打破迷思，结果他们还是不停批评中国，表扬西方。
这种“天真”让戴雨果吃惊。“中国过去30年从一片废墟上重建经济，而西方经济发展摇摇摆摆，积累了复杂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有校车、分数线、教育资源等问题，英美也有校园枪击、毒品、早孕的问题。”西方怎么会是天堂呢？
戴雨果随后走访西方六国，出品纪录片《你所不了解的西方故事》，展现西方光鲜繁荣的背后，该片在中国播出时，引发舆论关注。
据戴雨果回忆，央视领导在看完该片的粗剪版后决定购买，却又担心另一个问题：观众会不会觉得，这部片子在刻意地说西方的坏话？有人还善意提醒，“不要对西方批评得太凶，否则人们会认为这是央视的意识形态宣传。”他却直言不讳，“我不必在一部批评西方的作品中佯装中立。”
同样被众多中国人“呲必中国”所震惊到的还有罗思义，他也在网络上描述自己所亲历的西方：我曾与一位美国亿万富翁一起亲历了一个美国总统大选之夜。他告诉我，他拥有超过50家报纸，他命令他旗下的所有报纸都支持乔治·布什。这就是西方“普世价值”下的“新闻独立”和“言论自由”。
当国人对西方的美化习以为常，看到这些来自外国人对自己的批判，不禁“眼前一亮”，自我反思一番，究竟是谁在说谎？
一些网友打趣地说，“这帮洋五毛，一点情面都不讲”，“吃民主的饭砸民主的锅嘛！”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谦虚”
罗思义对于中国的发展成就“欣喜若狂”：中国的经济增长使6.2亿人口脱贫，约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两倍，超过拉丁美洲人口总和……从来没有其他国家能取得中国这样的成就。
马丁·雅克利用世界巡回讲演的机会盛赞中国的治理模式。他说，中国的统治体系30多年来都非常成功。在这个体系之下，发生着现代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转型。
“这个国家非常胜任自己的角色，能战略性地思考问题，同时又很务实和勇于试验。它一直在迅速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
但令老外们大为不解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如此谦虚，他们反倒在贬损自己的国家？”
2011年，英国BBC中文部和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戴雨果用中文发言，提到“外国媒体参与中国内政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专业记者不应该只是一边倒地鼓励反政府力量”，这引来在座一位中国教师的讥讽：“戴雨果先生的语气和口吻让我想起了单位领导的发言。”
雷克同样感觉到，“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自卑”。在兰州的大桥上，他曾碰到过一个老人。“我当时只是客套地问道：‘觉得兰州好不好？’他却主动要告诉我一些文革的事。”
罗思义表示，中国缺乏自信的根源并非神秘不可知，因为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极大的客观成就与自信心缺乏形成鲜明对比。他自己试图为此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他怀疑，特定的社会阶层试图通过系统化的谎言来维持中国人的“自卑感”。
中国人通过镜子观察到的现象与现实世界都是相反的，是时候终结这种“爱丽丝梦游镜中世界”式的奇特讨论了。罗思义感叹道。
事实上，“反对崇洋媚外”的呼声在中国社会里从未中断过。
上世纪30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在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序文中就曾发声：“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
但遗憾的是，直到如今，这依然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长住日本的媒体人徐静波认为，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反对崇洋媚外”，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崇洋媚外”与贬损自己，其实已经深深地融入在一些国人的血液里，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DNA。
徐静波曾经对留学日本的学弟学妹们讲，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4700多年里没有美国，2000多年里没有日本，你为什么要自己瞧不起自己？现在人家比我们先进，那我们就放下身段跟人家学习。学到手了，算自己，强大自己，比什么都重要，中国过去也有过辉煌的历史。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连这么一点自信都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希望和未来。
徐静波谈历史的荣耀，“洋五毛”们则更多从当今的发展成就来为中国鼓劲。当人们还在不断找理由宣泄个人情绪的时候，这样的声音让人内心咯噔一下，继而一片脸红。
有网友评论称，“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老外，他们在我们之外的角度看待中国和‘中国模式’，显得理性和客观，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进步！”
“洋五毛”凭啥“战斗力爆表”
对于“洋五毛”“长中国志气灭欧美威风”的言论，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他们指责戴雨果、罗思义等人为赚取人民币而为官方“效力”，“奉命”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不过罗思义说，自己没有拿过政府支付一分钱，所以只能算是“自干五”。
不过，“洋五毛”能在“水很深”的国内网络舆论场占据一席之地，在“五毛”与“公知”的缠斗中异军突起，着实有其过人之处。
首先，他们熟悉中国事务，了解中国文化，且大都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一下子就与国人拉近了距离，让人不禁产生出好奇的冲动。
据罗思义的自述，46年前他就读过《毛选》，他关注中国经济更是已有30余年；戴雨果更曾身兼中英两国知名学府的教授，10年前就开始研究中国媒体；而加藤嘉一则是被称为“最懂中国的日本人”。
而与过去的“中国通”、“知华士”们不同的是，这一批人掌握了现代信息技术，他们运用网络传播规律的能力一点儿也不亚于国产“大V”，既卖得了萌，也起得了事。
就像雷克，用诙谐犀利的语言，调侃他的中国见闻，讽刺一些人的“西方幻觉”。罗思义则会略带嘲讽地反击那些质疑他的人，他称之为“公共姿势分子”。
当然，“洋五毛”们大获追捧，不单因其身份特殊，更不在其观点的“颠覆性”。最为重要的，还是他们言谈所留露的真切与客观。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罗思义把“实事求是”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他喜欢并擅长用数据说话，让人无力辩驳。
他曾批评中国某经济评论员为美国“洗地”，列出一组图表称，“中国今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3%，美国则为2.7%，而非媒体宣称的5.0%。”并向网友普及常识，“中国的GDP统计方法是用同比增速，美国则是用年化环比增速。中美两种统计方式不同，因此不能相提并论。”
他还举例证明，有两名“大V”以虚假数据为依据，得出“俄罗斯经济增长远远高于中国”的结论。而自1992年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年增长率仅为1%，而中国则为10%。
罗思义被网友形容为“战斗力爆表”。他说：“我喜欢中国，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大唱赞歌对中国没有任何帮助。”
而戴雨果所讲求的却是“实用主义”。他坦承“改革开放后，中国完全不一样了。我知道很多人批评中国、对中国不满，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现在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越。”他常常引述的名言是邓小平的“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另一方面，“洋五毛”们的语言逻辑，少有先入为主的概念，也不单是一边倒的声音，而是辩证地看问题，这比起许多网络大V要显得“高明”。
就连“五毛头子”罗思义也说，“我不仅赞美中国，我也批评中国。”他对于股市、养老金入市等充满了担忧，还批评中国的房地产政策曾经也出现了大失误。不过他还是相信，“目前这些错误正得到纠正。”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成了“洋五毛”们的粉丝，美化西方、宣泄负能量的情况也在渐渐减少。但正所谓“国民的感情中最难克服的要数骄傲”，我们称道“洋五毛”，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向世界先进继续学习，也不说明中国人只欢迎赞美而不接受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