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富：十八大后的五年每年减贫1300万人以上
“经过各地区、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贫困人口规模大幅度减少，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前四年已经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564万人，年均1391万人，今年至少减少1000万人。五年平均下来，每年减贫的人数也在1300万人以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1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表示，每年减贫1300万人以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绩。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和第四个扶贫日即将到来之际，10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苏国霞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进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副局长袭艳春主持。
刘永富还表示：“今年井冈山、兰考县率先脱贫，今年将还有一批贫困县要宣布脱贫，这样的话，贫困县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数量上的减少，这也是一个新的成绩。”
附：发布会实录
• 袭艳春: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欢迎大家出席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一直以来，党中央都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相关情况，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进展情况，并回答大家的提问。出席今天发布会的还有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苏国霞女士。
下面就先请刘永富先生作介绍。
• 刘永富:
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脱贫攻坚的关心和支持。
10月17日是中国第四个扶贫日，也是第25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就在前天，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他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工作所取得的成绩，高度评价脱贫攻坚火热事业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对学习先进典型、关心基层一线扶贫干部提出了要求。同时，要求全党全社会要再接再厉，扎实工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李克强总理也作出批示，要求以更强的责任感、更硬的举措、更大的气力，奋发进取，苦干实干，确保贫困群众如期实现脱贫
昨天上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了脱贫攻坚先进事迹报告会，传达学习了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总理的批示，对脱贫攻坚奖获得者进行了表彰。昨天，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国驻华系统共同举办了2017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有来自15个国家的代表团，2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和16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中外代表在这次会议上盛赞中国的减贫成就和精准扶贫的方略，联合国秘书长认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帮助最贫困的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
再过几天，我们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将在“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征程中书写新的历史篇章。我们将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继续全力推进脱贫攻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和标志性指标，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亲自挂帅、亲自出征，走遍了所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内50多次考察有30多次涉及扶贫，在河北阜平、陕西延安、贵州贵阳、宁夏银川、山西太原先后召开了五次跨省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反复强调脱贫攻坚，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同志和政治局的各同志都对脱贫攻坚工作高度重视，给予有力指导，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合力攻坚，应该说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首先，我们建立了脱贫攻坚的制度体系。包括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系、监督体系、考核体系，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制度保障。其次，我们推动了脱贫攻坚的重点工作。包括精准扶贫、精准帮扶、精准退、资金项目管理、分类施策等重点工作有序推进。经过各地区、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贫困人口规模大幅度减少，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前四年已经累计减少贫困人口5564万人，年均1391万人，今年至少减少1000万人。五年平均下来，每年减贫的人数也在1300万人以上。我们国家自1986年开展大规模扶贫以来，到2000年十几年的时间里，每年平均减少贫困人口是639万。从2001年到2010年十年里，每年减少673万。十八大以来，每年减贫1300万人以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成绩。
第二，1986年以后，确定了贫困县。今年井冈山、兰考县率先脱贫，今年将还有一批贫困县要宣布脱贫，这样的话，贫困县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数量上的减少，这也是一个新的成绩。脱贫攻坚不仅解决了贫困群众和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还广泛提升了农村的基层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促进了基层干部作风的转变，在脱贫攻坚的伟大斗争中，也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农村干部和党政机关的青年干部，这些作风的转变和干部的培养锻炼，将在下一步新的伟大事业中成为宝贵的财富。
虽然我们的脱贫攻坚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是我们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对这些困难我们不能低估，对问题不能回避。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就是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任务还十分艰巨，因病致贫的问题十分突出，解决这些地区和群体的贫困问题成本更高，难度更大。同时，我们在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一个是不落实、不到位、不精准的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部分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
下一步，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为指导，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继续落实好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先介绍这么多，我和苏国霞女士非常高兴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谢谢。
• 袭艳春:
感谢刘永富先生的介绍。下面我们就进入问答环节，按照惯例，提问前请通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请大家提问。
• 凤凰卫视记者:
在下一步工作安排中，您提到的问题其中有一项是说在有些地方贫困发生率比较高，特别是西藏、四川藏区和南疆四州等深度贫困地区。下一步，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对这些深度贫困地区有什么重点的政策和措施？谢谢。
• 刘永富:
刚才向大家介绍了，面上的脱贫攻坚目标到2020年如期实现，没有问题。现在难度比较大的，就是这些深度贫困地区，像西藏、新疆南疆这样一些边疆民族地区。由于长期历史等原因，他们的贫困发生率比较高，基础条件比较差，有六个省的贫困人口数量在300万以上，有五个省贫困发生率在10%以上。按照前几年减贫进度，如果这些地方不加大力度，是很难完成任务的。所以，中央专门召开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并且出台了支持文件。
首先，中央要把这些深度贫困地区作为支持重点，加大资金政策和工作投入力度。二是中央各个部门都要围绕深度地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加大支持力度，包括交通部门要修路，水利部门要解决饮水，相关部门要指导产业发展，做好易地搬迁这些具体工作。三是省负总责解决辖区内深度贫困问题。每个省情况不一样，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深度贫困地区之外，在每一个省还有它相对深度贫困的地方，实行省负总责的责任机制，就是由省里确定自己的贫困县、贫困乡镇、贫困村。确定这些深度贫困地区，省里必须还要出台新的政策和措施，加大支持力度。谢谢。
•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记者:
去年，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走访了大西南的贫困地区，并作了西南扶贫纪实的特别报道，采访中看到这些贫困群众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得到了切实保障，他们获得感得到了显著的增强。但是，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来避免返贫现象的发生？在下来的工作中，是否有相关的机制保障，来提高脱贫群众的“造血”能力？谢谢。
• 刘永富:
就像你说的，现在由于实施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略，在教育、医疗、住房、交通、饮水等方面成效非常明显。当然，在做好当前工作的同时，要考虑建立长效机制。长效机制问题包括很多工作，我们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要考虑长远，不能等做完了才去考虑这些事情。长效的机制，第一，有一个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问题，像这些贫困村、贫困乡镇基层组织的建设要加强，要有主心骨，要有带动这些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甚至致富的组织领导力量。第二，目前要用好外派去的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从长远看，在村里除了组织建设以外，还要培养产业带头人，就是一些能人。同时，吸引本土人才回乡，建设不走的工作队，一旦脱贫攻坚战打完，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撤走以后，要有人能够继续跟进，这是组织上的保障。第三，在贫困地区脱贫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第四，在教育、卫生方面也要建立长效机制。比如，通过完善医疗保障解决看病问题，通过发展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提高人的素质和技能。这几个方面的工作，要交叉同步进行。谢谢。
• 中国日报社记者:
我在西藏自治区采访期间听到一个消息，今年7月份，有原来住在那曲高海拔地区的群众通过易地搬迁扶贫的方式，搬进了一个新居，这里不仅有新房子，而且是一个温泉小院，这是一种非常新颖的易地搬迁扶贫模式，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有不同类型的原因导致贫困。我想问一下刘永富主任，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当中，还会采取哪些创新的手段帮助人民群众脱贫致富？
• 刘永富:
你说的这个地方我知道，是羊八井，有个温泉。现在西藏自治区政府把住在4200米以上的群众都准备搬到海拔比较低的地方。下一步的举措，我刚才已经介绍了一些，在深度贫困地区还得有一些政策增量。比如，像西藏地区可以围绕着低海拔地区和河谷地区，结合城镇化建设，结合生态环境建设，还可以再继续搬一批这样的人。还有深度贫困村，贫困发生率在20%以上，我们要实施贫困村提升工程，包括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基层组织建设以及引导人民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改变陈规陋习等方面，我们都会有一些新的措施。谢谢。
• 路透社记者:
感谢你的介绍。刚才我们听到关于扶贫战略，但是听上去重点是农村贫困人口。我想问的是，有没有计划拓宽这个扶贫的覆盖面？比如城镇的贫困人口，包括在城市打工的一些生活并不富裕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还有几亿人也挣扎在贫困线上，可能他们比中国的贫困线要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其实生活还是非常的贫困。在西藏和四川这些地方，确实有不少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但是在离北京或者河北几个小时的地方，也还有很多人，他们没有好的教育、医疗条件，政府有没有考虑比如在2020年实现扶贫脱贫目标以后，把他们纳入扶贫范围？谢谢。
• 刘永富:
你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脱贫攻坚战主要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确实，城市也有贫困问题，但是你也知道，在制度安排上，中国城市和农村有些差异。我们在城镇，主要是靠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就业制度来解决，保证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人稳定就业，获得稳定的收入。同时，对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及时给予救助，而且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比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要高一些。同时，在农村的扶贫中，对农村进城的农民工，相关政策也都是享受的。现在，要集中精力在2020年前，先把这个攻坚战打漂亮了，把问题解决了，脱贫攻坚战以后，扶贫工作怎么做，是不是需要城乡统筹，绝对贫困问题解决之后，相对贫困问题如何解决等问题，目前我们也正在研究。你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非常谢谢。
• 袭艳春:
路透社记者不仅关注到脱贫攻坚的现在，也很关心脱贫攻坚的未来。请继续提问。
• 新京报记者:
请问刘主任一个关于因病致贫的问题。之前，我作过一组报道，报道一些儿童的家庭，这些儿童因为得了肿瘤，没有列入大病医保的范围，这些家庭很多本是中产，因为孩子得了病，卖房卖车来北京求医。很多人跟我反馈，本来他们有很多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由于这些特殊情况加上医保政策没有进行兜底，所以很多人被抛离了以前的生活轨迹，处境比较悲惨。对于一些病种，可能得病的人不是特别多，所以还没有完全纳入大病医保的范围，这些人在我们国家整体人口比例比较少，但是涉及的人口比较多。对于这样一些群体，我们有没有一些帮助的措施，能不能让他们也感受到政策对他们实实在在的帮助？
• 刘永富:
这个问题请苏国霞女士回答。
• 苏国霞:
非常感谢。关于将一些重大疾病纳入医疗保障范围的问题，我们将和相关部门做好沟通配合。从健康扶贫角度看，你实际上提出了现在脱贫攻坚中的一个深度贫困群体的问题。确实，在目前剩余的贫困人口中，家庭成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在上升，从2年前的42%上升到现在的44%了，所以这个问题政府特别关注，也是我们解决下一步问题的一个重点。我们和卫计委等部门在联合开展健康扶贫工程，从基本制度层面建立了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这样的三项制度，同时补充一些商业保险，解决基本问题。现在，各省也出台了很多政策，我们认为，现在针对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基本健全的。
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一些小病种，比如，儿童先心病、白血病等已经纳入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范围。像藏区比较集中发病的先心病，除了在国家政策上、制度上帮助他们解决以外，也在动员社会力量。小病种涉及的人不是很多，又比较容易瞄准对象，更需要像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帮扶。下一步，我们将配合卫计委等部门，进一步研究儿童重大疾病救治措施。
我利用这个机会，再补充一下路透社记者提的问题。刘主任刚才介绍到，我们在城市主要的对贫困群体的措施主要是最低生活保障和就业救助政策。实际上，这些年还有一个很大的政策安排，就是保障城市贫困人口的住房安全。这几年搞棚户区改造，搞基本住房保障，国家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解决了8000万城镇贫困人口的住房，这是我想补充的一点。谢谢。
我再补充一句。除了刚才她讲的一些情况之外，卫计委和我们已经启动了“三个一批”行动计划，就是大病救治一批，慢病签约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现在这项工作正在全国实施。谢谢。
•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期间，打出了哪些政策“组合拳”？各部门各地区如何配合工作协同攻坚的？针对一些脱贫攻坚的老大难问题，有什么特别针对性的措施？谢谢。
• 刘永富:
措施真是太多了。这一次脱贫攻坚，我认为有一些特点。第一个特点，不留“锅底”。以前每一个大规模的行动下来以后，都要剩下一批贫困人口，少则2000多万，多则3000多万，这些都是绝对贫困。我们这一次要把绝对贫困全部消除，不留“锅底”。这是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用全面深化改革的办法，按照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实施分类施策的要求出台了很多政策，打出了政策的“组合拳”。
在组织领导上，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中西部22个省的党政主要领导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进行严格的考核评估。832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从2015年开始到2020年，要保持稳定。从中央、省、市、县四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抽调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现在在岗的近百万人，累计派下去的已经近300万人。这些措施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财政投入上，中央要求投入要和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以前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是很少的，虽然主要靠它，但很少，只有400个亿。贫困地区因为比较困难，基本上没有拿钱。脱贫攻坚站打响以来，每年有30%以上的增长，省、市、县这三级也同步大幅度增长。现在，基本上“三三制”，中央800多亿，省级600多亿，市县600多亿，这都是非常规的。
在金融投入上，以前只有财政投入，金融参与很少，现在金融参与进来，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发展产业有扶贫小额信贷，“5万元以下、三年以内、免担保免抵押、银行按基准利率放贷、扶贫资金全额贴息、县建风险基金”的金融产品已经达到3800亿元了。对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与的扶贫龙头企业，中央银行发放扶贫再贷款，利率很低，2%左右给到地方，5%左右给到企业。另外，像易地搬迁1000万人需要花6000亿元，2500亿是政府拿的资本金，3500亿是金融债。
在投入上，地方债务也要拿出一部分用于脱贫攻坚，这两年每年拿600亿。整合社会资金，去年整合了2000多亿，今年还会再增加。
在土地政策上，现在因为脱贫攻坚，贫困地区扶贫项目用地给予保障，允许土地增减挂钩指标在省内交易。最近，又进一步扩大这方面的政策，比如建村级光伏电站政策。
这一系列的土地政策很多都是老大难的问题，要讲太多了，从组织领导到各类投入再到其他方面的政策支持，真是很多。
•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我有三个问题，两个给刘主任，一个是给苏司长。刘主任的问题，您刚才提到目前脱贫攻坚的困难和问题中有深度贫困地区，在未来不到四年时间里完成脱贫任务十分艰巨，会采取哪些强有力的措施完成这些地区的脱贫任务？另外，您刚才提到在做好贫困县、贫困村脱贫攻坚的同时，要高度重视非贫困村和非贫困县的脱贫攻坚，该怎么精准地解决这部分问题？
请问苏司长，您刚才回答上个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补充一下贫困人口当中，因病致贫返贫的比例从2014的42%，上升到2016年的44%原因是什么？另外，您在2016年扶贫日有提到目前全国有多地患上了“脱贫急躁症”，在第四个扶贫日即将到来时，这个“脱贫急躁症”有没有缓解？
• 刘永富:
实际上，深度贫困地区问题我刚才已经回答了，我再告诉你一个情况。现在，中央确定的深度贫困地区，包括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四省藏区和甘肃临夏、云南怒江、四川凉山这些地方，现在正在制定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专项规划，其他的政策措施也正在研究。我刚才也说了一些，包括中央对“三区三州”要加大支持力度，各个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各省自己也要解决好除中央确定之外的深度贫困的地区。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基本上说了。
第二个非贫困县、非贫困村的问题。因为贫困县、贫困村确实是有条件才进去的，确实是困难，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条件差，我们当然要把它作为重点，就像现在把深度贫困地区作为重点一样的，这是工作的一种方法。但是，现在到了攻坚期，不让一个地区、一个人掉队，在做好这些重点地区脱贫攻坚的同时，不能忽略了非贫困县、非贫困村。相对来说，非贫困县、非贫困村的经济实力、产业基础、管理水平，贫困人口少一些，其他的条件好一些，自己有一些力量来做这个事情。目前，一些区域性政策是有区别的，但针对贫困村、贫困户的政策基本上是一样的。比如，不是贫困县但有贫困村，不是贫困村但有贫困人口，全国享受的是一样的。我们在政策上已经考虑了这些问题。当然，我们在工作上还要加强督促检查，防止出现工作上的“死角”。
• 苏国霞:
我先回答“急躁症”的问题。“急躁症”从产生的原因来说，就是干部政绩观的问题，就是干工作到底是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还是对自己的政绩负责。“急躁症”是为了提前完成任务，现在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最近考核评估力度加大，有一些地方担心考核评估过不去，就出现了“拖延症”，就是放慢速度。这两种倾向反映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到底对谁负责。所以，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教育干部，我们的责任是为人民服务，我们脱贫是要对历史负责，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同时，在工作手段上，我们加强考核评估，督导检查。
你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健康扶贫的问题。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脱贫攻坚力度的加大，贫困地区经济普遍发展，群众收入水平普遍提高，这些有劳动能力、有劳动意愿的家庭，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政府的帮助下摆脱了贫困，这部分人的比例在下降，相反，因病致贫返贫的人口比例就上升了，这些群体恰恰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加大力度的。谢谢。
• 刘永富:
我补充两句。关于脱贫的进度和质量的问题。总的来说，要实事求是。“急躁症”肯定不行，“拖延病”肯定也不行，贫困县都到2020年“摘帽”，到时摘不了怎么办？所以，要有一个合理的、有序的时序。第一条最根本的就是总书记讲的，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在能不能脱贫的问题上，就是要坚持标准、实事求是，有条件的快一些，条件差的慢一些，但是不能弄虚作假，不能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来对付，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对付是过不了这一关的。谢谢。
• 路透社记者:
我们知道，脱贫攻坚战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本人注意到，有一些地方政府和当地对于接待外国媒体采访是非常敏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们作为外国的媒体，也希望对中国的脱贫攻坚战进行更多的报道，但是就是很难实现这个采访。这就是为什么外国媒体会对这个持一些怀疑态度，很难获得采访的许可，也很难去实现这个采访。您有没有听说过这种现象？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还有，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可以采访的地方，让我们实地去看看扶贫工作情况。谢谢。
• 刘永富:
从我们来说，从中国整个来说，我们是开放的。脱贫攻坚本来就是老百姓的事情，我们希望各方面加强监督，我们自己也在加强监督。我没有听说有记者去采访联系不到地方的。如果你让我介绍，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些地方，通过国务院新闻办，按照规定进行申请，我们扶贫办愿意支持配合。
有些地方可能是害怕发现它有问题，不要说你们去采访，就是我们下去检查，有的时候也有困难，听到的、看到的不一定都是真的。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办法，比如暗访。所以，我只能给你两个回答，第一，欢迎媒体监督，包括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媒体朋友的监督。第二，如果需要我们联系的，我们帮您联系相关新闻部门。谢谢。
• 袭艳春:
这个问题我想补充几句。实际上，组织和脱贫攻坚工作有关的发布会、吹风会和集体采访，是国务院新闻办非常重要的责任，也是我们一直开展的工作。过去一段时间里，在扶贫办的支持下，我们一直在组织和扶贫有关的发布会和采访活动，比如9月份刚刚组织的去贵州的采访，里面有一块就是关于脱贫攻坚的，有关采访也得到了扶贫办的支持。我们之前还有组织外国记者去内蒙古、四川采访，都是我们协调组织安排的。记者们如果有采访需求，欢迎提出来，我们帮助大家协调安排。如果大家在采访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也欢迎和我们包括和地方的同事们联系。
最后，我呼应一下刘主任的话，脱贫攻坚工作是一项现在进行时的工作，离不开媒体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一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项工作。
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刘永富主任、感谢苏国霞司长，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