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作家刘小童历时7年寻找百位幸存的抗战飞行员
印中联队C—54在中国昆明起飞
一架盟军C—46正在穿越驼峰
走直线，就这么飞。
浓烟滚滚中，一架C-47在同伴的遗体前艰难起飞。
采访“驼峰”那7年，刘小童就是这样在一个个机场穿梭。
□在长达7年的采访中，刘小童无数次承受着双重的精神压力，一方面来自那段历史对心灵的撞击，另一方面也来自采访对象的一个个离去。
□他说自己曾有放弃的念头，但每次想到“天国英雄”们用生命兑现的承诺，他就在心里告诉自己：“一生认真做好一件事，也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
一架架运载着中国人民抗战急需军事物资的老式螺旋桨飞机，刚摆脱日本战机追杀，发出沉重的轰鸣声，又挣扎在飘浮不定的气流中，在茫茫千里的冰山雪峰和风霜雨雪的对流层中穿行，一会儿忽地被托升起来，一会儿又令人难以置信地快速下降。一道道闪电打在机翼上放射出烟花一样的火光，飞行员却像一尊雕塑般死死地把控着方向杆……
这不是好莱坞电影，而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场景。可惜的是，这段悲壮的历史鲜有史料详实记载。
为了探求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成都作家刘小童历时 7 年、自费30余万元，奔 波 于 中 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甚至是美国，找到了100多位与“飞越驼峰”有关的亲历者，艰难地还原了一段即将消失的历史——驼峰航线，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A 7年艰辛 300多张登机牌自费30万
第一次见到刘小童，是在成都的一个茶楼里。端坐在椅子上的他，像一位艺术家，说起对飞行的喜爱以及对“驼峰航线”的故事时，又像一位史学家和演讲家。
“我14岁时，第一次读到被称为‘上帝弃地’的驼峰航线，第一次知道在那个年代、那个岁月，曾有一群非常的英雄，用非常的胆略，飞越非常的驼峰！”从此，写那些穿越冰山雪峰间的飞机、写那些飞行员，就成了一个渴望迅速长大的少年的希冀。
“驼峰航线”后期，另一个终点是四川宜宾。为了便于研究，找寻到这段被尘封50多年的历史，刘小童在1998年从长春辞职去了成都，“当时女儿只有5岁，之后每年只有过年，可以回家陪她一个月。”回到成都后，刘小童一边工作一边“见缝插针”地查找文献资料，通过各种渠道寻找那些健在的与“驼峰航线”有关的人，再通过某一个名字或姓氏去当地了解。
“每次外出采访都像火箭发射一样，只要找到一条线索，拿到当月薪水，碰巧赶在周末，买张机票就走。”刘小童说，平常则是上午还在成都，下午就飞去某个地方，采访过后又飞速赶到机场再折回成都。除了吃饭，他几乎所有的积蓄都用在了采访上，总共花掉30多万，仅是登机牌就有300多张，积攒了厚厚一摞。
为了省钱，刘小童通常是找到几个老人后再策划行程，把有限的费用花在“刀刃”上。但老人记忆力不好，经常是刚从那儿飞回来，就一个电话过来：“孩子，我想起来了，某某某还住在这里……”他只好又返回去。由于“总是采访，没看到作品出来”，有的老飞行员还一度认为他是个骗子。
7年间，刘小童不停地在成都双流机场进进出出，国内的北京他前后去过二三十次，上海、广州、南京、天津、昆明、兰州、南宁、香港、台湾……都留下过他的足迹，采访了100余位与此段历史有关的老人，这些老人年纪最小的也都八十出头了。
B 不留遗憾 采访老人时都会合影留念
“如果老人活着，一定要见到他本人；老人不在了，也一定要见到他家人！”当年参与“驼峰”的老人已经“散落”在世界各地，于是刘小童对自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第一个结识的是原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华人杰，老人当年是机上报务员。“和老人告别时，他跟我约好了，8日再给他打电话。”到了8日那天，刘小童把电话拨到老人家里，接电话的却是老人的儿子，“家父已经离开了”。之后每采访到一位老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合影留念。
接下来，各种各样的困难都在考验着他：多少次，好不容易让一位老人终于打开了话匣子，但讲着讲着，一看见刘小童拿出采访本、录音机，正说到兴头上的老人马上缄默了。之后，他的采访，不用纸不用笔，只是与老人推心置腹的“聊天”，到了晚上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再整理成文字。一些老人后来说，自从他们回来后，就再没讲过抗战、飞越“驼峰”之类的事，连他们的子女都不知道。
“驼峰航线带给我们的不仅只是悲壮，更是一种男人的血性，一种诺言、勇敢和责任。”刘小童见到每一位曾在“漆黑之夜”飞过驼峰航线的老人，都会问他们是什么感觉？“如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闭上眼睛跑百米冲刺，摔死就摔死了。”之后，刘小童几次试着闭眼睛走路，就为感受老人那时的感觉。
在这条一个人的艰辛采访路上，刘小童有两次想过放弃。就在他陷入绝望之际，在一位老人家里找到了一本当年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通讯录，密密麻麻的有3000多个人名和地址。抱着“赌一把”的心态，刘小童写了3000多封信给这些人，表达想要寻找“驼峰航线”见证人的想法。
3个月之内，他陆陆续续收到30多封回信，但是大部分内容都是“我父亲已经过世”之类的内容。最令他感动的是一封来自邻居的回信，“你要找的人已经搬家了，不在这个地址”，但信的末尾留了四个字——“祝你成功”，这对当时的刘小童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鼓励。
C 成都出发 难忘一个人的“驼峰”
2005年8月，42万字的《驼峰航线》正式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书中的内容还被引入高考复习试题。4万册首印和2万册追印的书，都在最短的时间被抢购一空。书中披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比如美国人至今不愿提起的“美军飞越驼峰飞机损失率接近90%”、“飞越驼峰航线是中美惟一一次真正的并肩战斗”等。美国多位州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为找到刘小童特地从美国飞到成都。
“写完这本书，如同卸下了压在身上20多年的负重，更像完成一场7年的马拉松。”刘小童至今还记得，那天在首都机场，准备回成都，临登机时，出版社责编递给他一摞书，是刚刚印出来的《驼峰航线》，“飞机钻入云端时，我撕开包装纸，当深色的书皮映入眼帘，我忍不住潸然泪下。”
“对我来说，成都不是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而是我‘飞跃驼峰’的初始之地，是一个改变我人生太多的地方。”刘小童告诉记者，任何事情，至少做上3年，你就是专家。他说，后续还有很多事情等待他挖掘和呈现给读者。
每次出任务，在进入机舱那一瞬间，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一次是否还能平安回来是个未知数，但是，谁都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同样，每次平安回来，也没有劫后余生的窃喜。
刘小童说，这些老人没有谁认为飞过“驼峰”就是了不起的英雄，也没有谁自诩自己是不怕死的勇士，都是用最平常的心态，不断地、默默无闻地往返于这条航线上。每次飞行回来，到了住处，按部就班地洗澡、吃饭、睡觉，起床后看书、打牌、下棋、聊天，等待下次再次出发。只要一听到召唤，拎起飞行包就走。
采访结束时，中航飞行员任锡淳的夫人描述给刘小童的真实场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他们飞日间的时候，早饭在昆明这边吃，吃完就走，去印度，在那边吃午饭，晚饭回来吃。有几次，早晨还一圈人，围着桌子坐，一圈人还能坐满，等到晚上回来吃晚饭，还是那张桌子，就出现缺口了，就像……一个饼子被咬了一口一样，你看着啊，心都是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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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峰航线”:抗战时期的生命线
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时代周刊》这样描述驼峰航线：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这些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烁烁发光，这就是著名的“铝谷”——驼峰航线。
“驼峰航线”,又被飞行员们称为死亡航线，它是“二战”期间三条著名国际航线中（另两条为阿拉斯加航线、北大西洋航线）最具危险性的一条。该航线西起印度的汀江，东到中国的昆明、叙府（宜宾）、泸州、重庆等地。由于整条航路大部分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及横断山脉平均海拔6000米上空穿越，而当时最先进的飞机在满载情况下，最大飞行高度也不过是6000米，甚至还要更低。
飞行员们要在820公里（南线）和1150公里（北线）的航线上飞行。由于南线遭受日本战斗机攻击，故后来飞行员们要绕路飞北线。每次飞行，飞行员们要面对崇山峻岭、急流峡谷、强劲的升降气流和高空风，以及每年长达5个多月的雨、雾季节，加之受当时飞机性能所限，以及几乎毫无通讯、气象、导航保障，飞行员既要操纵飞机，又要时刻警惕日本战斗机攻击，“驼峰”飞行只能用两个字形容——悲壮！
“驼峰”飞行主力是先期的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0航空队及美军后来部署在印度的印中联队和中国航空公司，所用主力机型 是 DC-3 、C-46、C-47、C-54，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向抗战中的中国运送战略物资。此外，还有一些任务需要他们飞越“驼峰”，比如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的往返，接收美国援助飞机的进出，中国远征军第二次赴印受训，美军第20航空队移师成都，第14航空队在中印间往返、由中国和美军共同组建的中美混合团赴美培训的去回，国民政府要员出访、国际友人来华访问，无不经过“驼峰航线”。
这也是整个“二战”期间，中美两国付出最大代价的一条航线。在整个空运期间，从美国第10航空队、印中联队，仅这两个运输部门损失的有据可查的飞机有600架以上，牺牲优秀飞行员接近2000人。
华西都市报记者 王蕾图片翻拍 刘陈平（图片由刘小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