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追忆我的父亲
编者按：又是一年清明时，难忘昔年用鲜血践行使命、用热血砥砺警魂的公安先烈。张文奎烈士，系木里县公安局第一任公安局长，1957年牺牲于木里平叛前线。他戎马一生、赤胆忠心，义务反顾深入险境，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奉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前人已逝、精神长存，谨以此文追忆英雄的光辉足迹，激励吾辈公安民警砥砺前行！
父亲南下
1949年，我的父亲张文奎响应党中央、毛主席 “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解放大西南。来到当时的西康省（1955年西康省撤销划归四川省）西昌地区盐源县（当时木里县是盐源县的一个区）搞民主改革。
木里藏族自治县建县之前，是一个封建农奴主统治的社会。一九五0年父亲所在的南下工作团到达盐源县时，就听说木里的万户宣蔚司有人枪十万，国民党胡若愚的军队由云南路经木里赴康定，在木里又被吃掉大部。当时还流传着“木里王国”的说法，更使它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一九五0年上半年，整个康巴及滇北的藏区全部解放，当年十月，解放军进驻拉萨，对木里影响十分重大。同时，民主改革工作团也在不断地对木里宗教上层人士做工作。在这种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木里宗教上层人士逐步开始接受共产党的民族团结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精神和西康省委指示，西昌专区于一九五二年八月抽调了21人组建木里民主改革工作队。父亲时任工作队副队长。当时21人的工作队除有几支短枪外别无它物，他们带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带着党的民族团结、平等、和平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到了木里后，立刻深入群众展开调查研究，大量培养民族干部。那时父亲常常下乡，每次下乡时都会多带上一套换洗衣服，可回来就剩身上穿的那一套又脏还4长满了虱子的衣服。带去换洗的衣服早已送给乡下的贫苦农牧民了。听母亲说他的工资也是经常拿去接济乡下的贫苦农牧民了。
初见父亲
一九五三年年初，我和母亲从山西农村来到木里藏族自治县与父亲团聚。听母亲说我和父亲第一次见面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出生时，父亲早已南下到四川，三岁了才第一次见到父亲。见面时母亲对我说那是你爸爸，父亲伸出双手要抱我，吓得我直往妈妈身后躲，一边还直嚷嚷“我不要他！我不要他！”。在前往木里的行军路上，我父亲急切想抱女儿。我母亲为使我父亲能有机会和女儿亲近，就故意甩开我大步往前走。可我情愿走路也不到父亲身边。走得我筋疲力尽、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才低着头走到父亲的马前，但倔犟的我居然还是没叫一声爸爸，父亲心疼地将我抱起来放在了他的马背上。现在想起来，后悔不已。
木里县在盐源县的西北，是一个崇山峻岭偏僻的高寒山区，山多人少是这里的两大特点。当时没有通公路，主要交通工具是马帮。建县初期，整个县人的吃、穿、用及医药等各种物资全靠马队驮运。 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我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出‘天花’。那时，出‘天花’是大病，弄不好会要人命的。我好几天高烧不退，昏昏沉沉地睡着，不能吃一点东西。母亲吓得紧紧抱住我流泪，可父亲却一直在乡下忙工作不能回家。父亲从乡下回来,我的病已在母亲的精心的照料下好了大半了。因而，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亲是一个只知道忙工作，不知考虑家人的人。
父亲牺牲
这样平静地生活没过几年，1956年，康巴地区和木里都发生了严重的土匪叛乱。叛匪们占据了三区区公所。区公所年仅26岁的区长，被土匪抓住后捆在树上，土匪一边用刀一刀刀割下他身上的肉，一边还问他，“民主改革好不好？你们共产党还搞不搞民主改革？”就这样活活将他凌迟致死。叛匪妄图用这样的残忍威逼参加民主改革的干部和积极分子，破坏民主改革和新生的民主政权。当时，县城只有一个公安中队的兵力。如果叛匪打进县城，那县城的人就将遭遇灭顶之灾。当时的形势是非常的严峻和残酷。
由于宗教在木里的历史影响，木里的第九世活佛在叛乱心目中是他们的精神支柱的神灵任务。做好活佛的工作和保证他的安全，对当时的评判斗争至关重要。县委常委会上讨论研究一致达成共识：动员活佛和大喇嘛离开木里，脱离叛匪、脱离叛乱之地。到祖国内地去参观、学习。是解决土匪叛乱的最佳方案。“谁到查布郎康乌寺（查布郎地区有一个康乌大寺，查布郎地区和康乌大寺也是叛匪较多和集聚的地方）作上层人士头人及活佛和大喇嘛的工作”是会议的主要议题。当时父亲毅然决然地说：“我去，我不去谁去？”其实，
父亲也知道他这次进驻匪区谈判是凶多吉少。
其实，父亲工作一直都是身处险地的。父亲的战友曾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事情：父亲作为公安局长一直走在平息土匪叛乱的最前线，有一个阶段，父亲和战友们到土匪叛乱最为严重的东朗乡，结果被数倍于部队的武装势力包围三天三夜，战斗十分激烈。在父亲的沉着指挥下，部队固守待援，赢得了战机，并配合赶来增援的部队在东朗开展了平叛战斗中最大的一次战斗，从根本上打击叛乱武装势力。
当天临走时，父亲接连三次到和他一起南下的战友许进叔叔家，对他说：如有不测，请照顾他的家人。每一次回到家里，父亲见到我们姐弟三个都要看看这个，摸摸那个，然后抱起睡在床上的弟弟不言不语。临走时才对母亲说：“这次下乡，我如果回不来了，你就带上三个孩子回山西老家。”这也是父亲第一次对母亲说这样的话题（鉴于当时局势紧张，父亲的工作内容是需要高度保密的，就连天天生活在一起的母亲也一点不知）。母亲始终无法想象当时局势紧张的状况，只是嗔怪父亲胡说。在反复叮嘱完战友和母亲之后，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和他的通讯员皈登志叔叔上了路。那天母亲抱着只有十个月的弟弟站在通往上山的路边目送父亲上路，远远遥望着正爬坡的父亲。通往乡下的路，站在坡上就能把县城一揽眼底。听母亲说：父亲当时居然没有回头看一眼县城，看一眼他的妻儿，可见父亲的决心之坚定。后来，我慢慢长大了，才体会到父亲那儿女情长的另一面，他是多么的爱他的家人、爱他的妻子、儿女。
在到查布郎的途中，父亲遇见曾一起战斗过的部队在执行剿匪任务。父亲与部队领导交换了土匪叛乱的情况和形势。父亲讲了他去查布郎的任务是说服当地最有影响和号召力的活佛和大喇嘛离开木里脱离叛匪、脱离叛乱之地。部队首长也知道父亲这次任务的艰巨性。对父亲说部队可以派一个班的战士随同父亲一道深入匪区。父亲知道土匪的残忍不愿让更多的人牺牲，婉言谢绝了部队首长的好意。住了一宿，第二天连早饭都没有吃，也没有叫上他的通讯员就悄悄踏上征途。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日这个可怕的血腥的日子里，在到查布郎途中的一个夹皮沟里父亲中了土匪的埋伏，身中数弹牺牲了。随后赶来的通信员皈登志叔叔急忙抽枪回击，终因寡不敌众也牺牲了。也因为父亲和他的通讯员皈登志的牺牲，活佛和主管佛教的大喇嘛才终于启程到祖国内地参观去了。其实也就是用他们年轻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了和平和安宁。
父亲牺牲在他去谈判的途中。尽管还有他热爱的事业，尽管家中还有他牵挂着的妻儿，但他还是长眠在那个人迹罕至的大山中，当时父亲年仅二十九岁。
父亲中埋伏牺牲的消息传到县城时，我抱着还不会走路的弟弟在县公安中队的大门口玩耍。突然，乔桂香姨姨一把抱住我哭着说：“铃铃，你再也见不到你爸爸了，你爸爸牺牲了。”当时，我只知道乔姨所说的话不是好事，但是我还不知道“牺牲”是什么意思，更谈不上去想象这个事实将会给我的母亲和姐弟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因而只是傻傻地问道：“姨姨，我爸爸是不是负伤了”？大人们都回避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得知父亲牺牲的消息，母亲三天三夜没沾一粒米，没合一下眼，一直痛苦流泪。第四天，当我们见到父亲的遗体被送回来时，停放在一间破屋子里。母亲当场昏死过去，因为她连最后与爱人倾心交谈的机会都失去了。为了不让让母亲伤心过度，只好将她生拽出去，怕她再发生任何意外。母亲悲恸的哭泣着，不愿离开，多想在轻抚一下他的脸庞，哪怕肌肤已经冰冷如雪。这样的爱抚，永远也不会再有了。最后的道别尽是这样残忍与不舍……（多年前，每当母亲讲到她与父亲生离死别时，没有与父亲作最后的告别，就伤感不止。我们才知母亲对父亲的感情情深似海。）
而这时年仅七岁多的我，看到这一幕才算理解了牺牲的含义，才知道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与父亲的生离死别和母亲的极度悲伤让我们惊恐万分，生怕再失去母亲。当母亲苏醒过来，看见我们姐弟三人惊恐啼哭时，母亲紧紧抱住了年仅十个月的弟弟，不再流泪了。母亲在这一瞬间似乎一下就成熟、坚强了。从此她柔弱的身子成了我们姐弟三人唯一的、坚实的依靠。
父亲虽然只度过了二十九个春秋。当时，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美丽、善良、能干的妻子，有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 （一个七岁多，一个三岁多，一个仅有十个月）；他还有前程似锦的事业，那时他已是西昌地区一位出色的县级公安局长。但当面对危险、面对死亡时，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幸福的家庭，抛开了个人的利益，舍去他年轻的生命。他以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做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庄严的承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000年，木里县公安局时任局长和政委来到攀枝花，将一块有国家公安部和民政部联合颁发的《共和国不会忘记》的纪念牌送到我们姐弟手中。直到现在，五十二年过去了，木里藏族自治县的人民还在怀念他、追忆他。这使我想起了诗人臧克家在一首诗中曾写到“有的人活者它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父亲匆匆走完他短暂的一生，但是他的一生是实实在在为人民献身的一生。他的事迹也教育、鼓励、鞭策我们三姐弟的成长，激历着我们的一生。父亲，在如今和平的年代里，我们虽然不能向您那样有着轰轰烈烈地壮举，但我们一定会像父亲您和千千万万优秀的共产党员那样鞠躬尽瘁为人民，用自己的一生履行共产党人的誓言，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父亲你知道吗?你的孙辈中，有5个孩子都走上了警察这个工作岗位，你为之而奋斗、献身的事业，已经后继有人了。他们以你为荣，用你的革命精神激励自己，在继承中发扬，用一腔热情续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亲爱的父亲，你应该骄傲、应该欣慰！
张文奎同志简历：张文奎，1928年生，男，汉族，山西洪洞县人，1943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随部队进军华南，1949年，进军大西南，到西康省宁属地区盐源县公安局，参与当地清匪肃特反霸民主革命运动。1952年，赴木里藏族自治县任民主改革工作队副队长，1953年任木里藏族自治县首任公安局长。1956年任首届中共木里工委常务会员，平叛前敌指挥部副总指挥，1957年在执行特殊任务途中遭土匪伏击牺牲，年仅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