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调查：体面劳动 望废除农民工称号
本报记者 何光伟 发自苏州
不要叫我“农民工”！作为一名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90后”，叶忠林非常讨厌这三个字。
这位23岁的小伙子认为，“农民工”是带有强烈歧视色彩的字眼，他希望废除这个称呼。
叶忠林最近丢失了身份证，开始以为必须要回到农村老家才能补办，后来上网查询并去辖区派出所咨询后发现，只要将照片采集传回老家的派出所，也能搞定。不过他依然为此费了不少周折。而如果拥有城市户籍，他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早前发布的《201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
在新增加的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与父辈的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不同，他们不愿再在压在农民工头上的“三座大山”—低薪、加班和各种严苛的规章制度—下面工作，渴望过上一种轻松、自由、舒适的崭新打工生活。
但这完全是一种奢望。事实上，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既未能融入都市生活，又无法再回到农村种地。
“农民为什么到城市工作，这是根本问题;而制约农民工的户籍，则是根源问题。” 农民工公益服务组织，苏州工友家园创始人、同为农民工的全桂荣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他呼吁放开户籍政策，让更多的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这样他们才会对未来更有盼头。
“上学没有未来”
2006年7月26日，叶忠林今生最难忘的一个日子。这一天，只有16岁的他离开学校，从老家陕西安康坐上火车，来到“世界工厂”广东东莞，开始了自己的“打工仔”生活。
叶忠林至今仍然记得下火车后的情景，城市的热闹让他觉得那么陌生，“总是傻傻地看着所有的东西”。进工厂后，工友们都嘲笑他是土包子。他一路南下一直穿着一套西服，“那是我当时最好的衣服，在火车上就被人鄙视过，有人觉得打工不该穿西服。”直到进车间换工作服，他才脱掉身上的西服。
从熟悉的学校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叶忠林感到很茫然。但对于他这个农村娃来说，打工，是辍学后的唯一选择。
叶忠林的老家安康位于川、陕、鄂、渝四省(市)交接部，以山地居多。这里的村民一般只有两条出路：去山西挖煤，或者在家种地。地里基本不种庄稼，种烟叶。
在1998年的那次洪水中，叶忠林家被淹，不得不从安康市汉滨区东镇乡青坪村搬到营盘村王家坡三组居住。而在不久前的一次乡镇合并中，他们又成了茨沟镇人。
叶忠林的父亲是一位农村代课教师，一边教书一边种烟叶，为了增加收入，他甚至捡起了邻居们弃耕的土地种烟叶。叶父总是拿别的孩子跟自己的儿子比，这让叶忠林压力很大。
在学校里，叶忠林的成绩一般能排在年级前五名，但老师又总喜欢用成绩排在一、二名的同学和叶忠林比，这也让他很不舒服。
久而久之，父亲的期望和学习竞争的加剧，让叶忠林感觉到在学校的每一天都是煎熬。他最终决定放弃读书，外出打工。
叶忠林纠结了很久才做出这个决定。村里的同龄人，没读书的都去打工了，回来后都很风光，这更加坚定了叶忠林“外出打工比在家里好”的信心。而如果继续读书，他甚至连学费都得向人借。此外，毕业后能否找到一份好工作，也成了难以确定的因素。
“上学没有未来”，叶忠林说去工厂也能学习，他最终说服父亲放自己出门。
不希望再“吃苦”
与仍显懵懂的叶忠林相比，来自安徽省宿州市的刘徐对于社会与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
刘徐，因为出生在邻近的江苏省徐州市，父母便为他取了这个名。虽然今年只有28岁，却已只身在外闯荡多年。他离开学校后就开始学习汽车维修，出师后一直从事繁重、肮脏的汽车修理工作。
“衣服上经常沾满油污，甚至连脸上都是黑黑的。” 刘徐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如果不是他自己陈述，没有人会想到这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以前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子。
不仅工作环境差，上下班和生活也没有规律。由于修理汽车是给私人个体户干活，事情多的时候，常常要加班，有时甚至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原本以为自己干的是技术活，不料却是个苦力。脏、累、工资低却成为刘徐心底抹不掉的阴影。他后来不得不放弃汽车维修工作，南下苏州，在吴中区木渎镇的一家工厂找了份稍微“体面”点的事情做。
在这里，刘徐成了一名机械师。虽然工资还不如他在徐州修汽车时高，但值得欣慰的是，至少他可以跟厂里的工友们一起按时上下班。
按时上下班，正成为刘徐这样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追求的生活，他们已经不愿再像父辈那样整天被“圈”在工地上“吃苦”或在工厂里加班加点了。
刘徐所在的木渎镇，工厂工人的月薪一般在3000元左右;建筑工人则能拿到200元/天，木工和钢筋工更高些，在200—300元/天。算下来，月收入与一个城市白领差不多。
但刘徐说他绝不会到建筑工地上去工作，因为太苦太累。年轻的农民工都希望拥有一份既轻松又能赚钱的工作，这已经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
刚到工厂那会儿，刘徐下班后还会去网吧玩玩游戏，现在他已很少再去网吧，但也不愿意加班。问题是，不加班，钱从哪里来？
中华全国总工会此前的调查表明，许多企业按当地城市最低标准支付工资，农民工为了增加收入只能大量超时加班。调查报告还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劳资关系方面仍处于弱势的地位，难以要求更多的薪资。
全桂荣在走访中发现，普通工人如果不加班，就只能拿最低工资。而一般城市的最低工资，工人生存都是问题，更不用说是养家糊口了。
一方面是生活成本和物质生活期望值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人民币购买力的下降，刘徐和他的工友们近3000元/月的薪水显得过于微薄了。
城里无处安身
相比埋头赚钱、干完就走的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希望能留下来，成为城市的一分子。事实上，很多人从踏入城市的那天起，就在为定居城市而苦苦努力。但户籍问题将他们的梦想无情击碎。
在全桂荣看来，农民工既是农民也是工人，他们同时拥有农民和工人两个身份。但很多时候，“脏乱差”成了农民工的代名词，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辛苦工作、艰难生活，却没有什么社会保障，“这是件很悲惨的事情”。
户籍问题成为农民工无法获得医保、社保等相应社会福利的根源。多年来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产品价格造成的剪刀差，不仅让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也让城市户口成为“香饽饽”。大部分农民工买不起住房，城里的廉租房、公租房不会向外来人口开放。此外，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在困扰着农民工。
全国人大财经委的调研报告曾指出，“当前，围绕人的城镇化，要把常住人口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逐步实现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家属能享受所在地城镇居民等同的公共服务”。
报告认为，鉴于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家属数量巨大，只能逐步实现，可先解决举家迁徙或长期在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和随迁子女就学问题，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10月25日称，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尹成基特别强调，将积极引导城乡居民长期参保续保，重点做好农民工等群体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工作。
这项政策固然能为农民工带来利好，但并不能彻底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其他问题。在全桂荣看来，只有放开坚挺的户籍政策，农民工在城里居住才有保障;只有居住稳定，农民工的工作才能稳定下来。
回不去的农村
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让刘徐不得不思考自己的未来，他认为以后农村老家的机会会比城里多，希望以后能回老家创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他不会回家种地。
近年来，随着原材料价格和用工成本的不断上涨，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工厂相继内迁中西部省份，部分农民工也相应回到老家工作。不过在全桂荣看来，如果少部分农民工回家，或许不比留在城里差;但如果大部分人都回到农村，肯定没有工作机会。
事实上，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再回去，已经很难再适应农村的生活。
刚开始，叶忠林觉得自己还是有可能回到农村的，“农村是我家，家人也都在农村。”但他后来发现，自己很难再回去了——他从来都没有种过地，即便种地，他觉得也养不活自己。出来一两年后，他曾回去过一次，但自己“连砍柴都不会了”。再者，农村很多地方正在大搞城镇化和征地拆迁，“估计(到时候)老家的土地都变成了工厂或商品房了”。
此外，叶忠林不愿回农村，还因为受不了老家人瞧不起自己这个穷打工仔。他说每次回农村老家，最大的感受就是老家人“很功利，要是有钱所有人都会到你家，没钱理都不理”。这让叶忠林从心理上开始疏远老家。
还有，“村里已经没有我的网络”，叶忠林回家感觉自己像客人，而回到城里的工厂又觉得自己是个外来户。
叶忠林发誓要留在城里，依靠自己的努力。
打工生活的艰难让他比在学校里更加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他从东莞来到苏州后一直在自学法律，尤其是涉及劳务维权方面的内容。他还学会了熟练操作电脑。尽管叶忠林曾因在宿舍里看书而被工友们嘲笑，但他并没有在意这些。
打工期间的一次工伤经历，让叶忠林意识到必须要重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跟工友们一致认为，打工者的合法权益必须要争取，年轻一代农民工不能再跟老一代农民工那样继续容忍了，他们面对不公不能继续沉默下去。
这个仗义的西北小伙子，时常帮助有需要的工友讨要说法，包括工伤理赔等劳务纠纷。在工友们眼里，叶忠林的专业程度“不比一般的律师差”。
结束工厂生活成为叶忠林的目标，他希望能成为一名“社工”，为更多的农民工服务。
现在，除掉日常开销，叶忠林每月的工资还能结余2000元钱左右。他也在为以后结婚买房做准备，“有了房子就能解决户籍问题”。按照目前的政策，他只能靠买房子才能成为城市户口。但巨大的经济压力，又让他寄希望于政府能调整政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不久前透露，截至目前国内已有14个省探索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18个省根据国务院有关通知出台了具体实施意见。徐绍史认为，此举“初步为农业人口落户城镇开辟了通道”。
如果中国能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叶忠林能实现生活在城市的梦想，他就真正不用再回到农村老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