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谈写治霾小说:要有人对号入座打电话就打吧
李春元:一个环保局长的小说“呐喊”
河北省廊坊市环保局副局长李春元火了,因为他写了一本叫做《霾来了》的小说。
他虚构的小说一方面引来了公众对于治理环境污染的共鸣,一方面也引来了现实中地方官员的“对号入座”。作为官员,他表现得一直小心谨慎,多次强调,虽然写小说也算是“呐喊”,但“讲政治”才是最重要的。
本刊记者/文·陈涛 摄影·甄宏戈 (发自廊坊)
刚放下座机电话,李春元的手机又响起来。除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务,打来电话的都是各地的媒体记者。作为河北省廊坊市环保局副局长,李春元最近火了,因为他写了一部名为《霾来了》的小说。关于该书的报道在网上的阅读量已超过6000万次。
此前,他甚至还被网友调侃过,说他是“拌菜局长”,“廊坊治霾,环保局李春元号召群众少吃炒菜,多吃拌菜。”
如今,他自己坐在办公室笑道,“是个误会,这话不是我说的。当时被网友们传言是我说的。”崔永元还批评了“炒菜与拌菜”这事,但今年2月,他又邀请了李春元去做了一期节目,并推荐《霾来了》这本书。
就像李春元在《霾来了》书中所写的一样,作为地方一线环保工作者,确实会经历各种“博弈”,他概括为“上顶下压”。比如曾经市里一个领导的朋友要来廊坊投资一个有辐射危险的项目,地都批好了,磨了半年,在审批上,他硬是没让这个项目进来。而在书中,他设定了环保局长因为不肯批准污染项目被县长责难的桥段。
说到这一段时,他接到一个电话,是一家企业想来廊坊,其生产涉及到污染排放问题。“我就告诉他按照正规程序去走,别直接来找我”。李春元念叨。还有一个电话是一家小企业因为污染排放而受到罚款,找李春元说情,李春元告诉对方,“老老实实去交罚款才是最好的选择。”
现实有时比小说更为复杂。他承认小说更偏实用性而非文学性,“实话实说,我也没专业作家的水平,咱们只是宣传治理雾霾,要这本书怎样更好地发挥正能量。”李春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首先要保证的一点是得讲政治”
“春元啊,你的小说火了,给廊坊争了不少光啊。问题抓得很准,善意的批评也是对政府和官员的帮助。”李春元坐在办公室里模仿着市长跟他说的话。从环保系统到政府机关,大伙都知道李春元写了《霾来了》,廊坊环保局的同事以及当地领导也都很支持。
但也有批评的声音,有网友说他“不务正业”,“不去治霾,写什么小说?”李春元很少上网,也不去回应。“我在环保局主管宣教工作,用小说去宣传治霾也算是我的工作。”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六层的大楼,他的办公室在三层,在分工极为详细的科室之间,宣教中心大办公室里边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归副局长李春元使用。这段时间,周围的朋友、同事跟他聊天,也都会问起小说的事,甚至很多多年不联系的朋友也打电话来要这本《霾来了》。
“效果挺好的,应该说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从正能量方面特别是推进雾霾治理上,还是有些积极作用。”李春元说这话时的语气,不像个作家,而是个标准的公务员做派。廊坊是离北京最近的一个地级市,目前也是华北地区唯一一个全国环保模范城市,环保,一直是廊坊这些年来的焦点问题。
“要是发小册子,你今天肯定不会来。”李春元说话的声音洪亮。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之前他在街头上发过普及环保知识的小册子给群众,反响平平,但他在当地报纸上写一些环保主题的短篇小说《喜鹊搬家》《的哥一梦》《一只老猫》等等,就很快有人打电话来了。
小说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去年的世界环境保护日,即6月5号,《霾来了》出版,李春元和同事再次来到市区广场上。群众们都觉得新鲜,竟然有用小说来宣传雾霾及其治理的。他的高中语文老师甚至头一天晚上就打电话来,问好了在哪个广场发书,一定要来拿一本。
“人物和故事情节好多都是虚构的,但关于雾霾知识、环保法律知识,以及一些数据全都是真实的,希望自己的引导工作能让民众与政府一起去治理雾霾。”李春元说。
关于书中的地名之类,李春元用比如C市、B区、E县之类来代替了,但也有一些地方上的官员会对号入座,“你这不是说我们这里吗,我上次给你讲的事,你怎么写出来了?”无意之间,的确会得罪一些人。
“本人也是个环保地方官员,首先要保证的一点是得讲政治,你不能让公众对政府产生不解或者误会,写书的出发点一定是宣传正能量。”李春元解释说,这几年主流媒体关于雾霾的报道其实比他书中说的“严重多啦”。
但他还是要达到一种效果,要让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有一种发闷的感觉,堵心啊,霾来了怎么办,我们就去防治和治理它”,所以书中最大的主角无疑就是霾本身。
“要是有人还‘对号入座’,
打电话来,那就打吧”
“霾是雾水的兄弟,霾是污毒的集结。霾是百姓的炊烟,霾是汽车的尾气。霾是燃煤的残浊,霾是飞扬的尘土。霾是燃烧的垃圾,霾是工业的废气……霾是吃人的猛虎,霾是人类的天敌。霾是可防的污染,霾是可治的毒源。”
在《霾来了》中,环保志愿者在社区表演了一个《霾是什么?》的小节目。像这类普及知识的段落在小说中很多。当然也有介绍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是如何工作的,审批以及查处污染企业等等。
“霾在古时大抵是一种凶残的动物,跟年、狼什么的一样,都是害人的东西,让人畏惧的东西。可能比年差一点,所以说叫过年关。”李春元说。
“这不是一个欢快的小说,一个欢快的节目,一个欢快的表演,而是一个沉闷的呐喊,一个大声的疾呼。”廊坊环保局副局长李春元坐在办公室对《中国新闻周刊》使用了连续的排比句感慨,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一个正确的引导。”
在说到环保部门与地方官员打交道的问题上,李春元语气沉重。“他们很多人讲,治霾是整个国家的事,也有人反映基层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发展理念偏颇的问题。为什么上面给你安排了GDP任务,你就考虑你的官帽,就不考虑环保法规也规定了不准污染?有哪条规定说了,只要把钱挣到了就行了?”
“当然也有些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正常问题,人类正常生活需要产生的排放。比如三十年前廊坊还是个小镇,就几万人,也没什么企业,这帮人整天开着车在这里转也不会制造多少污染。但现在廊坊有400万人口了。”李春元缓了下语气又说道,“写这个小说也需要全面地看待问题。”
廊坊离北京仅几十公里,在治霾上“压力最大”。在廊坊环保局工作人员出示的一份2014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报告中就提到,去年APEC会议期间,廊坊市“自我加压”,全市停(限)产企业达2038家,比省里要求的452家多1500多家,停工工地达688处,比省里要的多出近一半。离首都最近,更应该讲政治,李春元心里面也很清楚这一点。
从企业燃煤改造工程,到各大饭店安装油烟净化装置等,李春元还可以讲述很多廊坊在治霾工作上的事情。但有些工作也很难做,比如民间的无序排放,冬季取暖时没有形成集中供暖的城中村,冬天一来就必定会烧小炉子。
事实上,李春元已经开始构思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题材依然是关于霾的。
“第一部还只是反映面上的问题,一些普及知识;第二部或许更深刻,集中围绕治霾来说,刺激人更强烈。”他说道,“要是有人还‘对号入座’,打电话来,那就打吧,不可回避。”
而第一部《霾来了》因为反响强烈,4月份又再版。在接近一年的时间,这本书已经卖了16000册左右。在聊到关于用书来“弘扬正能量”时,李春元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是“我们”,而不是说自己出了这么一本书。
同事们亦有贡献
事实上,出版方中国文联出版社刚开始时并不看好《霾来了》的出版。因为没人知道这样的出版物是否会有市场。
环保局里的领导说,“这是个好事”,要出钱。李春元赶紧阻拦,他决定自掏腰包。他也去廊坊的新华书店问了一下,人家说,“像当代名家的小说一年才卖几十本呢,顶死了也就两三百本。卖得最好的是习近平的讲话。”
“你要是出书的话,先放三五十本来书店试试吧。”所以刚开始时,李春元只印了两千本。但没想到的是,初印的两千本很快就没了。出版仅两个月后,他就收回了出书的成本。这就够了,他想。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签名售书,我都是签名赠书的,给普通公众,学生,图书馆,还有些同学朋友,以及党政机关等。比如网上卖出一本,我们这边就可以加印一本,然后送人。”
也算是个作家了,廊坊市作家协会发展了李春元作为会员,而河北省作协的会员也报上去了。“我说,我不是什么作家,我不追求那个名头,我是环保一线工作者,我是在履行我的环保宣传任务呢。”李春元愉悦地笑道。
在今年春节时,作家出版社找到了李春元,想要再版该书。“这一次,他们出版社就叫我不要管发行方面了,我拿正常的版税标准就行。”但是拿了版税,出版社要让他签名售书,李春元说,“我其实强调的是宣传效果,我反正是宁赠不售的。”
他的下属小张说,“我们领导对我们挺好的,现在加班不准补贴了,他自己从稿费里面每人发了500块钱。”事实上,从自己稿费里面抽出一点给属下发福利,也算说得过去,后者对李春元的书还真的算是“亦有贡献”。“我都是手写的,但是局里有一帮人吧,电脑打得特别好,好几个科室的人都给我打过小说,也有提出意见的,比如我写狠了点,会叫我往回收敛着写。”李春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宣教中心主任蔡尚波从办公室里拿出来一个纸箱子,里面全是李春元的手稿,在手稿上还能看到他修改的笔记。这些手稿大都写在文件的背面,也有一些廊坊市环保局的工作便签纸,两面都写满了。
李春元平时随身必定揣着三样东西,一支笔,几张纸,还有一把梳子。前两样是他随时喜欢写点东西,或者记点东西,而梳子,他喜欢时不时梳下头——虽然头发很短,但他觉得,梳头按摩能让自己精神很多。
去年国庆节七天长假,李春元没有出门,在家写小说。一上班,得知同事没有什么急活,就把手稿分给大家,一人分几千字输入电脑,然后都到宣教中心来汇总,很快就搞定了几万字的手稿输入。
李春元写《霾来了》,大部分是周末和节假日,除了冬天,在没有霾天的日子里,李春元会很早步行到办公室。40分钟的路程,早上五点过就到了,还得把看门的老头叫醒。他在办公室写两个小时,然后去食堂吃饭,开始上班。
“这还真不是吹牛的。”李春元有些得意。在办公室里的一个柜子里面,打开抽屉,里面全是中性笔的笔筒和几小捆笔芯。“原来同事老给我买笔,我说买笔芯吧,这么多笔筒也是污染源啊。”
“政治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事实上,2009年初李春元才从部队转业来到环保局工作,刚开始,的确要熟悉下业务,直到如今,关于一些专业方面的东西他也会去请教各部门的同事。
但从第二年起,他就是《中国环境报》的特约评论员,有时候也会给《人民日报》写评论。办公桌上的竹笔盒上还放着一张稿费单。而此前他还出版过环保新闻评论集《思绿迹》,更早之前还出版过军旅散文《梦痕集》。
李春元还有个笔名叫“望元”,1962年的中元节他出生在廊坊的广阳农村。七月十五中元节,“望日生元”,所以取笔名为“望元”。
宣教中心主任蔡尚波说,“李局长其实很有军人的气质,但考虑事情时也很细致,算是粗中有细。”
“在部队时是绿色军营,现在是绿色环保;以前是保卫边疆安全,现在是保护环境安全。我感觉到都有共同点。”身材微胖、说话声音响亮的李春元笑道。
李春元1980年入伍,到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修理工训练大队学钳工,就是修枪修炮,专业一点说,就是“用手工工具对金属零件进行冷加工”。学习了一年,考核合格后上岗,去野战部队的修理所。
他年轻时爱写点东西。在野战部队的修理所负责所里的黑板报。有一次政治处的宣传部长对指导员说,“你们修理所的板报一向不行,最近怎么搞得挺好了?”指导员说,“我们这里新来了个小伙叫李春元,他既会设计还会写文章。”宣传部长问,“那黑板上的字是他写的吗?”指导员说,“他不往上面写字,写出稿后叫别人抄上去的。”
刚好当时部队里的宣传部要招报道员,李春元就去了,又干了两个月,写了篇稿子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了。他至今甚至还记得那个稿子的标题叫《五讲四美育新人》。
他也自我调侃,当时写稿子尝到的“甜头”,被组织上“提拔”,“就跟现在一样,我写出来,他们去打字,我一直是个‘半残废’。”
在部队里待了28年,也一直做的是报道或宣教工作。“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价值观也好,受到的部队的教育也好,都比较严格,而且在做政治委员时我还去教导官兵。政治意识还是比较强的。”李春元说。
而如今做环保工作,“不强硬还真不行。”十八大以后,国家对环境加强了顶层设计。而去年4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环保法修订案》,也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25年来的首次修订,被称为《新环保法》。
“为什么过去说《环保法》软,没法执行。没规范清楚的情况下,在行与不行之间,看你站在哪头。”李春元中气十足地说,“你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来看,维护首都环境安全稳定,一些引进的企业那就是不行,不能批。怎样有利于稳定,怎么样有利于大局,就怎么去做。”
编辑:SN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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