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热降温：改革反腐减少权力寻租空间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用这句话描述邹乐涛此时的心情再合适不过了。8年前，费尽周折考上统计系统公务员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选择离开。
7月22日，邹乐涛回忆起当初考公务员的想法时，依然还没回过神来：“就是想吃碗官饭，收入稳定，旱涝保收。”但随着近几年公务员改革力度的加强，公务员的职位以及福利薪酬已无法体现这个群体的优越性。
过去8年，像邹乐涛一样的公务员们经历了国考从热到冷的变化，这其中也映衬出整个社会的变迁。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政府职能在转变，从管理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从更多重视前期审批到更加重视事中事后的监管；公务员待遇也在转变，从终身制到聘任制，从养老双轨制到并轨，从八项规定到薪水调整……此消彼长，公务员群体正集体面临改变。
国考“独木桥”
回想起8年前的那次国考，邹乐涛说真应该用香槟来庆祝，得知人生中又一次闯过独木桥时，人生仿佛迎来了一个充满玫瑰色的浪漫时刻。
“作为2007年的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非常不乐观，公务员这个职业让许多人趋之若鹜，很多毕业生将报考公务员作为首选。”在邹乐涛的概念里，“一个陕西穷土窝窝里长大的孩子，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已实属不易，如果能在北京当上公务员，那绝对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当年，和邹乐涛同行的考生高达74万余人，其中最热门的国家广电总局干部人事管理一职，招收2人，报考人数竟高达8390余人。
1994年，原人事部正式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并组织了首届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录用招考，当年的国考只有4400人正式报考，相当于9个人争考一个职位，竞争并不激烈，直到2003年，全民国考的热度才开始显现。
2002年，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为6万余人，2003年猛增到12万余人，那一年，正是高校扩招后首批毕业生的就业之年；随后，自2007年至2010年，报名人数一路飙升，从74万一路上升到2010年审核通过人数144.3万；再之后，经历了2011年141.5万和2012年130万的小幅下降之后，2013年又首次突破了150万。20年间，公务员的报名人数涨了344倍，竞争比例也由1994年的9∶1，提高至2013年的72∶1。
公务员考试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考”，国考成了千军万马争挤的独木桥，公务员成了竞相争食的“金饭碗”。
邹乐涛拿到单位拟录用工作人员公示名单的时候正在吃午饭，他急忙放下饭碗就给陕西老家打了一个电话报喜。
“公务员热”是2007年的一个缩影，那一年似乎什么都很热。
那年的中国股市，用两个字形容是“狂热”。这是自1999年之后资本市场的又一场盛宴。在4到9月的半年时间里，股指连连上攻，都市白领、大学生、农民、小商贩、跳广场舞的大妈，甚至像邹乐涛一样的公务员，都炒起了股，很多人抵车、抵房、向银行贷款，冲进仍在不断上涨的股票市场。
如果说股市的狂热已到了癫狂的地步，那么发生在楼市里的财富传奇则令人无言。2007年的全国房价延续上一年的上涨态势全面飘红，很多城市都涨了一倍，甚至两到三倍。年初，北京市中心城区的二手房交易价格为每平米0.7万元-1万元，到10月份，已经上涨到每平米1.6万元-3万元。
面对房价，在北京工作的公务员显得寒酸了许多，好在一些部门还有经济适用房可分，有的单位还可以自建房分给员工。尽管福利分房早已取消，有一套以低于市价许多的价格拿到的房子，对公务员而言并不是难事，而这也成了邹乐涛们最大的“福利”。
这年初，精心策划的《大国崛起》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在中国人需要自信起来的时候，传统文化成了新的时尚，主讲“三国”和《论语》的易中天、于丹迅速蹿红，就连台湾少女组合S.H.E都唱起了“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
公务员变迁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大国崛起越来越近。那时，老家来人了，邹乐涛带他们必去的景点是鸟巢和水立方。
与此同时，一场危机正悄然而来。2008年初，中国民营经济出现了衰退的迹象。
当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和美林公司被收购标志着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随着虚拟经济的灾难向实体经济扩散，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激增，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
中国的GDP在2008年四季度呈现断崖式下滑，深圳东莞一带依赖出口的外贸企业出现了倒闭潮，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四万亿计划紧急相救。
素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国家发改委，当时门前车水马龙，人流涌动，时常可以看到官员或企业家模样的人夹着一沓沓材料在传达室门口等待，也不时会看到聚集在一起要求向领导“反映问题”的民众。
类似景象在2009年到2012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期间达到高峰。2012年5月24日，广东湛江市市长提供了最生动的标记：当他走出国家发改委大院时，抑制不住激动，在38号院门口亲吻一份等待了34年的批文。这种景象被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简称为“跑部钱进”，他说，“发改委要做的改变，就是要解决这种现象。”
尽管有四万亿撑台，实体经济虽然出现复苏迹象，但中小企业仍然长期受制于融资难、融资贵、需求不振三座大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不少政策，做了不少努力，但企业生存和创业的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相比之下，公务员的日子却舒服得多。
人民网当时曾推出过一份“您如何看待‘公务员热’”的调查，其中，大部分网友的留言均涉及：“公务员有前途，待遇有保障，上班时看报纸、打电脑、喝茶水，退休后待遇高过普通人一大截……”等内容，职位稳定、工作轻松、有权力、有地位、待遇高、有前途一度成为公务员的代名词。
当年有这么一件趣事：在宁波，有对情侣坐着宾利考“科员”，参加国考的动机竟然是为满足女友母亲的要求——“考不上公务员，别想做我的女婿”。
2012：转折年
转折自2012年始。
一位发改委的官员2012年回老家探亲的经历是：不管和亲属吃饭还是跟老同学聚会，他们都会问谁谁被抓了是怎么回事，似乎公开报道总是满足不了他们的好奇心。
对于湘鄂情来说，仿佛一夜之间顾客就消失了。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提出，要“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发改委对面胡同里的湘鄂情最先倒闭，统计局对面的湘鄂情扛了几个月，试图从高档餐厅转型为大众餐厅，但似乎没人买账，现在也倒闭了。”上述发改委官员称。
不仅湘鄂情，与公务消费相关的高端餐饮、酒店、白酒等市场均受到了明显的冲击。五星级酒店从以往的熙熙攘攘变得冷清，鱼翅、燕窝类山珍海味的批发市场也出现滞销。据中国烹饪协会统计，2013年初假日期间的宴请餐饮业收入同比有所下降，这在25年来尚属首次。
近年来，公务消费、官员宴请衍生出来一个巨大的“官消”市场，这背后是每年“三公消费”的巨额数字。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曾给出一个三公消费的数字：9000亿元。
对于很多公务员来说，2012年是个分界点，之前公务员五花八门的“补贴”以及“灰色收入”非常多，单位可以各种名义发钱、发福利，但这之后，实行“阳光工资”后，过年过节基本上没有了福利，甚至动用公款擅自发购物卡都要通报批评。
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3月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约法三章”，这是在挤奢靡生活的泡沫。
反腐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而且级别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从2011年因违纪被免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到后来的刘铁男、薄熙来，乃至周永康和最近的令计划，“老虎”一个接着一个被曝光，“打老虎”的行动还在继续。
与此同时，改革在积极推进。肃清铁道部窝案后，一直停滞不前的铁道部改革终于落地，2013年3月，铁道部开始实行铁路政企分开。
2014年12月，国家发改委设立政务大厅，这是国家发改委成立62年来(从其前身国家计划委员会算起)开办的第一个政务大厅。这个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38号院的部委身上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变化。有的迫于中央改革的压力，比如三公经费的公开，大幅度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等。
这种趋势在向下延伸。国考招聘的公务员岗位正在向基层倾斜，接近一半的岗位都附加了条件限制而成了“苦差事”。
在以往的国考中，国税、海关两个系统招人多，门槛又相对比较低，因此从来都是报考的大热门；但是，2013年，这两个系统有半数以上的岗位都在向考生传达着“苦差事”的信息。以国税系统为例，“国家级贫困县”、“欠发达地区”、“不提供宿舍”、“本单位最低服务期5年”等备注比比皆是；海关系统的岗位也明确标明了需要“24小时倒班，体能良好，住宿自理”等要求，几乎每个省的海关都或多或少出现了“露天作业”、“工作强度大”、“体能要求高”、“经常出差办案”、“适合男性”这样的字眼。
2013年的国家公务员岗位俨然成了“史上最苦金饭碗”，而公务员岗位向基层倾斜，已经是近几年的趋势。很显然，“一杯清茶一包烟，一份报纸坐半天”式的公务员生活已经成了“过去式”。
对于公务员而言，2013年确是一个分水岭，而也就是在那一年，邹乐涛头次听说了公务员的养老金也要并轨的消息。与此同时，中央先后出台15个文件通知，严肃约束公务员日常工作行为，这些禁令大大缩小了权力寻租空间，砍掉了相关公务员的灰色利益。
2014年的地方公务员招录考试报考人数比上年锐减36万多人，“中国第一大考”出现降温现象。紧接着，2015年的国考共有141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105万人网上缴费确认参加笔试，近90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考率约为85.5%，也就是说有15万人缺考。
与此同时，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反腐风暴、福利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也催生了公务员的新焦虑，越来越多的公务员跳出体制，甚至多地出台“鼓励公务员辞职”的政策。
同时，社会给予的就业引导和实现自身价值的道路越来越多，李克强总理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到“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大学毕业生和年轻人看到了象牙塔之外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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