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公务员告诉父母:公务员没你们想的那么好

14.08.2014  11:21

        2013年12月,吴军(化名)正式离开北京某街道办。

        “我希望趁着年轻,多学点东西,多一些经历。做公务员没有那么差,我很多同学都在里面,这说明它有它的优越性,我只是作了自己的选择。”吴军说。

        2012年2月底,大四下学期刚开始,一天晚上,吴军和室友在宿舍玩游戏到11点,第二天,他就要参加北京市公务员考试。凭着国考时的复习,吴军“裸考”进入面试,5月,他被录取。

        “根本没复习,行测做得还不错,运气好。”吴军说。

        那时,吴军已经在某国企下属的一个会展公司实习,原本也可以留下,但他想了想,父母觉得公务员好一些,自己考上也不容易,那就去感受一下。“先进去干个几年,如果做得得心应手,跟自己的想法能够吻合,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就继续做下去。如果跟自己之前想法不一致,做得不开心,就出来呗。

        在吴军看来,年轻人的抱负要么是挣大钱、做大官,要么做一件大事儿,一件能让更多人记住的正面的事情,“这种想法应该很多人都有”。

        在街道办,吴军有4个校友:跟他同一科室的社工系师姐,一个师姐的同班同学,一个比他大两届的公管系师兄,还有一个是后来入职的社工系学弟。

        吴军被分在一个党政办公室,主要负责准备文案、材料、撰写会议记录等。这个街道办有20多个不同的科室,党政办公室要根据每年的目标和任务对各科室进行工作协调,就像一个中枢机构。

        “我的师姐能力很强,所以我跟领导直接对接的工作不是很多。”吴军说。

        每天早上9点,吴军准时到单位上班。单位有食堂,提供早餐和午餐。他有一张饭卡,单位每个月往卡里充几百块钱,刷卡吃饭,不用自己花钱。5点半下班后,他会自己做饭,然后玩游戏。

        8小时工作时间里,吴军有5个小时在工作,另外3个小时会干点自己的事情,上上网,看看新闻,工作不累。不过,也有忙的时候。有一次,办某个活动很着急,一共100多人的街道办,有20多个人跟着领导一起通宵加班,准备材料。那段时间,吴军早上五六点回家,眯一会儿,9点又得回办公室。

        去年七八月,吴军有了辞职的想法。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吴军发现,每天的工作内容不是自己想要的,他做得不是特别开心。“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像一些会议纪要,做起来没有任何头绪。还有,比如你今年写了个总结,明年就稍微把里面的数字改改,又是一篇总结。很多工作内容跟自己想做的不一样,没意思”。

        上升渠道窄,也是吴军选择离开的原因。

        “每个街道办只有两个正处级,剩下的都是副处级。想去更高的平台,要么通过公务员遴选,或者自己重新参加公务员考试,要么就是通过工作调动。

        “工作调动一般很难,虽然有不少挂职的,这种职位一般不会给你留下来。我们一位科长18岁就来街道了,现在已经干了30年,他能力挺强,无论是组织协调,还是解决一些突发情况,但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机遇。

        “所以,感觉对自己的提升没有像外面的企业那么快。再加上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偏外向的人,我觉得这里面的工作,包括里面的人际关系,还是有一点偏复杂,然后觉得还是出来好一点。”吴军说。

        吴军找到同科室的师姐,说自己可能要离职。师姐问他去哪儿,吴军说还没定。“师姐很支持我,她觉得男生可以出去闯闯”。

        “大领导”找吴军谈话。“大领导”是河南人,北大毕业后到当时的宣武区做文职工作,后来调到吴军的单位做书记。领导对他说,年轻人要沉住气,不要浮夸,不要只看到眼前,要想清楚。

        在提出辞职前几天,吴军给父母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准备辞职。

        “他们当然不同意,但是我很坚决”。

        吴军说,老爹挺难受,说培养你几年不容易,别人考不上,你考上了还浪费机会。

        吴军心意已决,为了说服父母,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告诉父母,“公务员岗位没你们想的那么好,外面的工作没你们想的那么坏。企业的工资涨得快,升职也升得快。几年后,如果干得好,可能升好几级,可能就到了总监、副总监,而且做的也是自己想做的内容”。

        父母问他,没有户口你怎么办,那你在北京不是漂着的吗?吴军说,有户口,没钱买房,我不也是漂着的吗?

        最后,吴军的父母被迫同意。直到现在,父亲还经常跟吴军说,公务员要涨工资啊,北漂在北京租房特别惨啊……有时,还从网上把那些“特别惨”的照片用微信或者QQ发给吴军。

        “老爹心里现在还有个疙瘩,觉得我现在扬眉吐气的机会没有了”。

        离职手续很复杂,办了两三个月。

        离开单位那天晚上,科长叫了单位的朋友,在单位旁边一家小餐馆一起吃了个饭。吴军说,那些四五十岁的人,对我的勇气表示赞赏,他们那个年纪不能像我这样说走就走了。

        辞职后,吴军到了目前就职的媒体。这家公司有六七十人,其中三四十个人都是吴军来之后新入职的。朝十晚六,加班一阵一阵,跟公务员一样没加班费,“人员变动比公务员快多了,工作量更大一些,工作时间会更紧凑”。

        新闻专业出身的吴军没有做内容,而是选择做市场、做品牌。他所在的市场部原来有15个人,有学计算机的,有学生物的,有学体育、新闻、社工、海洋生物、播音主持的。

        “做市场无外乎就是两种,一种是做品牌推广,比如草莓音乐节,我们给他们发点稿子,他们把我们的logo印在门票上面,这是比较传统的做法。或者你有一个什么活动,我们给你做个策划案,有点像公关公司。

        “我不知道在这里待多久,当时来的时候,就是想学点东西,现在还是有收获的。”吴军说。

        回头看,吴军说,自己不后悔。

        “虽然工资比以前高不了多少,但是我能看到预期,看到它在发展。虽然我没想过未来自己一定要做什么,但我知道自己不想干什么。公务员有自己的沟通和工作模式,跟外面还是很不一样的。在里面待久了,思维模式都会变成那样,外面更市场化一些。

        吴军说,自己也不一定回家,但没有打算一直待在北京,只是不确定在北京待多久。

        对未来,吴军有个想法,去成都,开个青年旅舍。他说,他很喜欢成都,发展得还算好,生活比较舒适。

        当问到打算怎么实现这个想法,吴军笑笑说:“开一个青年旅社还是要蛮多钱的,要一大块地。我现在能力也还不够,还不知道具体怎么开一个旅舍,资金也没有。我们几个住在一起的朋友,大家都想去成都。如果去的话,我们就是集体迁徙。”实习生 陈思亦 本报记者 辛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