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判大会违背法治精神
法的精神
吴元中专栏
3月16日，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在阆中市江南镇举行公开宣判大会，集中宣判一起妨害公务案，8名讨薪农民工被告分别被判处6至8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其中两名宣告缓刑。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起极大反响。在有“不少群众表示自己接受了一堂法治教育课”的同时，也有人因讨薪农民工获罪、恶意欠薪开发商却不见处理的结果而对公平正义产生怀疑，更多网友则对“公判大会”这种方式表示质疑。
究竟是“上了一堂法治课”的社会效果好，还是对公平正义怀疑的害处大，显然是见仁见智问题，在缺乏科学严谨的评估报告情况下，不妄加议论。而对“公判大会”方式的正当性问题，不仅那么多网友表示质疑，就连一些专家学者也认为不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事司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阮齐林就认为，法院这样做不仅脱离了审判公开的宗旨，也对被告人人格造成羞辱。
也确实，法律之所以规定公开审理和宣判，目的是通过允许公民旁听和媒体报道进行社会监督，防止司法权滥用，而不是为了对被告人进行羞辱。像阆中市法院这种到当地举行公判大会的做法，把被告人直接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乃至父老乡亲面前，不仅会让他们自己感到难堪、没有尊严，也会让他们的家人受株连，抬不起头来。这种做法显然与《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相违背，有违法之嫌。而且，不是对所有的被告人都通过公判大会形式进行宣判，仅仅对个别被告人进行“公判”，尤其是不对那些罪大恶极的死刑犯或者民愤极大的贪官进行“公判”，而是对罪刑轻微的讨薪农民工召开公判大会，无论如何都有不平等尊重被告人尊严、进行选择性歧视之嫌。
不用说，法院不在审判庭或者看守所布置的场所宣判，而是非要兴师动众，把那么多被告人押解到事发或者他们家乡去宣判，也是有原因的，即通常所说的要追求社会效果。通过公判大会，在“惩治一小批”的同时，“警示一大批”、“教育一大批”。从有媒体关于“不少群众表示接受了一堂法治教育课”的报道，也可清楚看到这一点。然而，该案的社会效果莫衷一是不说，众所周知的是，在现代社会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人自身才是最高目的，不能把人变成服务特定目的的手段，不能为了实现特定目标而牺牲人的权利和尊严。
法律之所以会获得信仰，就在于它根本上是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保护，以惩罚和剥夺权利为目标的野蛮法律不可能被信仰。之所以不让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公安机关直接判刑，而是要经法定程序由司法机关审判，就在于被告人同样是公民，必须对他们的权利和尊严进行保护、防止受不法侵犯。本应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司法机关，根本就没有权利保护意识，为了所谓的社会效果或者其他目的公然侵犯被告人的人格权，不能不说是法治之羞。
鉴于法治建设这么多年来一些司法机关依旧缺乏权利保护意识，特别是1988年、1992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先后联合下发禁止对已决犯、未决犯和其他违法人员游街示众或变相游街示众通知后，一些司法机关不能正确理解“变相游街示众”的精神要求，仍然有公判大会的事情发生，有必要再专门下发通知，坚决摘除这种侵犯被告人权利的司法毒瘤。
（作者系法律工作者）
责任编辑：李清 SN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