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儿科医生缺口调查:收入不到成人科一半
早上8点,60岁的刘晓雁的诊室里已经挤着6名家长。
她是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下简称:儿研所)皮肤科主任医师,也是儿研所首位成立工作室的专家。
已经退休被返聘的刘晓雁每次出诊都是特需号。在她的门外,仍然有至少100个病历本和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患儿家长。而皮肤科的普通号有5位出诊医生,他们挤在4个诊室里,每天需要面对的是一千多名患儿。
2015年,儿研所的三百多名医生诊治了216.97万名患儿;北京儿童医院的就诊人次则达到317万。这两家儿童专科医院的工作强度折射出儿科医生的人才缺口。
国家卫计委的数字显示,在中国,0-14岁的儿童约占总人口的20%,而目前儿童专科医院仅有99家,占医疗卫生机构总数的0.01%。2014年,每1000人拥有执业医师为2.12人,而每1000名儿童仅拥有0.53名儿科医生。目前儿科医师有11.8万人,这意味着中国儿科医生的缺口已达到20万人。
“累、穷、险是儿科医生荒的原因。”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科主任王斌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现在不是抢人才,而是抢人”
早上8点是刘晓雁的上班时间,但她总会提前在7点半出诊。在这间10平方米的诊室里,两位主治医师坐在刘晓雁对面,作为她的助手。她们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才能完成一百多个患儿的诊治。
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许鹏飞在儿科工作了28年。2012年1月7日那天至今仍让他难忘,他清楚地记得,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他看了170个病人。
28年中,许鹏飞上了25年夜班,每四五天一次,从下午4点半到第二天早上8点。每次值夜班的儿科医生只有1位,高峰时,他要面对将近200个病人。“下夜班后,我根本开不了车,精神太紧张,太累了,踩油门都难。”许鹏飞只能在医院睡一觉再回家。
在医院工作,意味着没有8小时工作的概念。一些医院的儿科规定,24小时值班的医生,第二天上午还需要出门诊,连续工作会超过28小时。“周末不能放下所有工作去休息,就算不当班也要转一下病房。”王斌苦笑了一下说,“我们都不算小时,只看有没有时间休息。”而在儿研所,儿童外科的大夜班要上36小时,内科一次连班则达到48小时。
如今,许鹏飞不再上夜班,10个年轻医生成为儿科急诊和夜班主力。但是,如今有4名医生同时怀孕,1位患病,“一下子一半人上不了夜班,排不出人来,剩下的人就要弥补这个工作量。”
2015年,许鹏飞有3个同事辞职,“压力太大了”。但招聘儿科医生却一直是医院的难题。2016年,中日友好医院的儿科招聘来参加面试的只有1位。许鹏飞说:“现在不是抢人才,而是抢人。”医院更愿意招收有临床经验的临床型博士,因为科研型博士需要医院重新培养,经历3年的轮转期,3年内将无法出诊,这意味着短期内难以减轻其他医生的工作负担。“现在我们退而求其次,但科研型博士也都没人来。”
王斌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医学院扩招本科,毕业生并不少,都说就业困难,但儿科反而招不到人。”
医药英才招聘网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月底,儿科医生的招聘需求较去年同比上涨18%。其中北京、上海、广东同比分别上涨19%、23%、18%;二线主要地区,四川、江苏则分别同比上涨22%、21%。
儿科医生的紧缺状况在二、三线城市更为突出。2014年上半年,大连市公开招聘儿科医生却无人报考,大连儿童医院一年内共有40多名儿科医护人员辞职。在河南,平均每4870名儿童才拥有1名儿科医生;在内蒙古,每1000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生仅为0.17名……
“七八年制的医学生几乎没有干儿科的,真正自己选择儿科的比较稀有。”王斌说,“成人科挑剩下的、没有好地方去的才去儿科。”
1999年,医科院校的儿科系停止招收本科,这被认为是儿科医生缺失的主因之一。今年1月26日,14位四川省政协委员写下联名信,呼吁教育部恢复本科专业目录中的儿科专业。如今,国家卫计委正协调教育部恢复儿科学专业本科招生,这将成为卫计委2016年的工作要点之一。
2月24日,国家卫计委科教司副司长金生国称:“针对儿科医师紧缺现状,将着力加强儿科人才培养,到2020年,力争使儿科医师达到14万人以上,每千名儿童拥有的儿科医师数达到0.6人以上。”
然而,同样不设本科专业的还有眼科、外科、内科、皮肤科等,却没有面临相似的困境。医生中还流传着一句话:“金眼科、银外科,千万不做小儿科。”
“医学应该是全科教育。”不止一位儿科医生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并不认为不设本科是儿科医生荒的主因。
李昕是江苏一所211大学临床五年制的医学生,在大专业分流时,学生要选择临床或儿科。李昕记得,当时一个三甲医院的副院长为他们讲解儿科医生的职业规划,学校也鼓励学生选择儿科,并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比如奖学金倾斜、优先保研,甚至这家三甲医院愿意100%接收儿科毕业生。“其实我当时有点心动,但别人都说傻子才选儿科。”最后,儿科方向的40人名额没有招满,将近200人选择了临床。
“现在的问题是,就算恢复本科专业,人家也不来。最后变成分数不够被迫去读儿科有什么意义?”王斌并不认为医学院校招收儿科本科生能解决如今的困局,“这个职业不受待见,不受尊重,谁会来做呢?”
喊打喊杀的家长们
9点57分,工作将近4小时的刘晓雁第一次起身,她要为十几个患儿做激光治疗。“孩子一会儿还上课呢!”“孩子要验血还没吃饭。”“你们为什么要加这么多号?”焦灼等待的家长们开始抱怨。保安开始维持秩序,“看她的号不要着急,要拿出五六个小时的准备。”
走廊里,孩子尖利、无休止的哭声让这里的噪音一度达到高分贝,相当于站在一条无法听清对方谈话的马路上。诊室里,一个父亲热得撩起衣服,露出肚皮。有的孩子站到椅子上、甚至医生的桌子上。“一天下来,脑子都是蒙的。”一位医生说。
儿科医生长期面临的是嘈杂、无序的工作环境,还有更为尖锐的医患矛盾。“在外国,医生不会在孩子哭闹时看诊,要等孩子平静下来才行。”王斌介绍说,“在中国,孩子在哭家长都要一巴掌扇过去,如果我们让孩子出去玩一会儿,平复好再回来看病,家长都不能接受。排队的人实在太多了。”
魏琪(化名)带着孩子从安徽赶来北京,为了挂上刘晓雁的特需号,已经排了3天队,他不得不交给号贩子500元。早上8点就来候诊,但直到11点也没有排到他。
在刘晓雁离开的一小时里,门外的叫号护士撑着太阳穴,看着面前几十个病历本说:“今天看得慢了,对你们负责才看得慢啊。”
但依然有家长对她喊:“你们怎么排的队?病历本儿都不动,是不是按照号走的?”为了挂号,这位家长前一天晚上12点就来到医院。但在她之前,还有早就预约好的复诊加号。
一名穿过人群的医生被患儿家长训斥:“看着点,别碰着我孩子。”医生没有搭腔,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不算什么。”另一位医生粗略计算,科室里有三分之一的医护人员被推过、打过,“这个数字还不够可怕吗?”
王斌的科室主要治疗危重症患儿,他们是比成人更加脆弱的生命。医学是不完美的科学,患儿离世,家长发短信威胁“要杀你”。对他来说,面对喊打喊杀的家长已经习以为常。
在许鹏飞眼中,风险最大的是发烧等变化快的儿科疾病。曾有一位患儿从发烧就诊到离世只有3天时间,“看得越多,面临的风险越大,出了问题没人保护。”如今,许鹏飞希望能渐渐取消自己的门诊,把重心放在治疗过敏、自闭症防治等专业病上。
儿研所宣传中心负责人池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当出现医生被刺、被打的新闻时,有的医生甚至不愿坐在背对门的工位上出门诊。
一名儿研所的保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见过吵架的、打孩子的、拼命给医生塞红包的、甚至醉醺醺的家长。还有家长阻止医生下班,“她为什么下班?她有孩子吗?”
一位上海的儿科医生在朋友圈写道:“今天急诊当值,被家属吼了一句‘你没吃饭关我屁事’,开始没什么,后来写着、写着病史,发现有水滴到本子上,我才知道是自己在流泪……”刘晓雁的一位同事复述这段话时,红了眼圈。
更加脆弱的是一位郊区二级医院的儿科医生,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次接夜班前,都要在家哭一场,因为她不知道今天要面对的是什么。“上班前诚惶诚恐,心里直哆嗦。”
12点35分,在诊室门口被家长抱在怀里的孩子已经睡着。一个血管瘤患儿家长拿着孩子的照片冲进刘晓雁的诊室。“好多人都是问一下、问一下,能排队问吗?”叫号护士没能拦住他。一直笑容满面的刘晓雁终于说了一句重话:“你们都说着急,然后就理直气壮直接插进来。”这时已经是下午1点,还有9个家长抱着4个孩子挤在她10平方米的诊室里。
1点40分,护士走进诊室,拦住还在排队的患者说:“主任要吃饭了。”但20分钟后,刘晓雁才结束了上午的看诊。
她坐进隔壁不到10平方米的休息室里,和8个医护人员挤在一起,往嘴里塞了一口方便面,此时面条已经提不起来,这是护士1小时前为她泡好的,也是她多年来的午饭。“儿科医生不需要同情,哪个科室的医生都辛苦,就像各行各业都需要尊重。”刘晓雁说。
可是,“这个行业、这个群体充斥着不被尊重的感觉。”许鹏飞说。1个月前,他终于决定不再为病人加号。“这样看下去,有什么意义呢?我再怎样透支自己的身体,患儿也不会减少。”
2015年,中日友好医院儿科急诊楼的玻璃被家长砸碎了。在成为一条简短的社会新闻后,事情不了了之。许鹏飞觉得心寒,“砸就砸了,赔钱就完事了。”
“亏本买卖”
虽然,“被承认的感觉比收入重要得多”,但儿科医生的付出和收入难成正比是医生中绕不开的话题。
2015年,王斌的科室创收九千多万元,这在儿科几乎是天文数字。“我们是院里的优势学科,创收能力强,因为大多是危重病人,需要各种治疗手段和医疗设备,但医生的劳力并不值钱。”有家长问王斌:“你年薪没有400万也得有300万吧?”王斌苦笑着说:“我工作10年不吃不喝一共能有200万吧。”50岁的王斌是正高级职称,同时是硕士、博士生导师,如今年薪不到30万。
王斌和许鹏飞都工作了将近30年,至今没能在广州、北京买房。据医药英才网招聘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儿科医生的平均月薪分别为7317元、8907元和6893元。中华医师协会儿科分会调查发现,儿科医生的工作量平均是非儿科医生的1.68倍,而收入只占成人科医生的46%。这样的收入差距,让年轻的儿科医生向许鹏飞抱怨:“同学聚会都不敢去。”
在以药补医的情况下,儿科用药比成人科室少很多,也意味着儿科医生的收入远低于成人科医生。譬如,一个止咳的氨茶碱片,1岁以下的儿童吃五分之一片,成人则吃1片。
2012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曾在全国卫生工作会上提出,2015年,所有公立医院要全面取消以药补医,这将是“十二五”医改需要突破的关键问题。
而公立医院的创收压力仍在增加,“医院院长每天早上醒过来,要是知道医院亏本,他得自杀。”一位儿科主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医疗机构仍然难以做到“收支两条线”。
2015年,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两会”上提出,虽然医改目前实现了医保广覆盖,但公立医院80%的收入仍要靠医务人员创收。“政府给医院的支持不到医生总收入的四分之一,这根本体现不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也永远不能做到医药分家。”
在三甲医院里,儿科在经济上的贡献率是最小的,几乎是亏本“买卖”。一位三甲医院的院长对儿科主任说:“我不求你们挣钱,别拖后腿就行。”
医生待遇低、工作强度大,患者就医体验差,医患矛盾尖锐,这样的恶性循环让医学生对儿科望而却步。“如果儿科医生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穷巴巴、这么辛苦,还要负这么大责任,为什么还做医生?”一位三甲医院的儿科主任向《中国新闻周刊》抱怨。
“现在的医改更强调覆盖全民,逼着医生把所有老百姓服务好。但是,逼得了第一代人,第二代人就不来了啊。”王斌说,“如何吸引社会精英进入这个行业,让这些医生给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才应该是医改的方向。”
作为领导,王斌也会告诫年轻医生需要“奉献、艰苦奋斗”,但他也知道,“仅仅依靠精神力量能支撑一个行业的长期发展吗?”
难解的应对方案
下午4点,中日友好医院儿科门诊的楼道里仍然挤满家长。4个大人带着一个孩子来看病,几乎是标配。这让医生不得不花费更多的精力为4个家长答疑解惑。“每天面对这么多人,难免有时候说话就简单了。”许鹏飞说,“精力有限时,实在没法加号,患者就说你没有医德。”
2016年2月19日,北京市医管局决定,市属医院将建立移动预约挂号系统,取消医生个人手工加号单,由医院统一管理加号权限和额度。
在刘晓雁看来,一些行政干预让医生更加为难。1月30日,针对“儿科医生荒”,国家卫计委做出工作安排:“儿科医务人员不足时,可以对高年资内科医务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充实儿科医疗力量。”无论是内科医生还是儿科医生,都难以理解这项措施。“儿科医生不足,内科医生顶上,这不是公开让内科医生非法执业吗?”
2015年,国家卫计委发布通知,要求在医师资格考试中,对儿科和院前急救岗位从业人员,开展加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也就意味着儿科和急诊医生可以获得降分录取。
“降低门槛只能让人以为儿科医生是成绩最差,在医生里是劣等的。”这样的做法令儿科医生心寒。不止一位儿科医生如此抱怨,“主管部门觉得儿科不重要,可以被随便替代,也可以降分录取,好像我们可有可无,什么人都可以做儿科医生。”
晚上8点,刘晓雁终于送走最后一位患者,关上了运转将近13小时的电脑。而前一天,刘晓雁晚上9点才离开医院,比她更晚下班的是科室护士。
“年轻大夫想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这么(拼命)干。”刘晓雁说,自己不是没有其他选择。每周三,她也会在就医环境更好的私人诊所出诊,在那里她的出诊费至少是儿研所的4倍,她有更大的办公室和更安静的诊疗环境。刘晓雁打了个哈欠继续说:“因为我知道,还是在公立医院能面对更多、更普通的患者。”
2015年12月18日,儿研所的门诊信息系统瘫痪了大约9小时,全部改成手工作业。医生们自嘲:“电脑都累了,何况人呢?”
责任编辑:苏未然 SN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