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信访强司法是有效维权的内在要求

　　信访部门也应光明正大地承认，信访就是“群众跑来跑去、领导批来批去、部门转来转去，最后还是哪里来哪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已正式实施的“诉访分离”。

　　5月13日，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张恩玺向媒体介绍《信访条例》修订实施十年来成效和当前面临形势时表示，不能简单把信访与维稳等同起来，更不能把上访人员当作“维稳对象”，这是与法规规定相悖的。

　　国家信访局高官的这一表态，让人联想到庆安县枪案。事发后有消息称，徐纯合系老上访户，因此被民警作为“维稳对象”阻挡乘车。当地一些职能部门和基层政府则回应称，徐不是访民，也没有徐上访的记录。当地是否存在“截访黑名单”，仍需等待公安部的调查结论。但倘若凭一纸“黑名单”就剥夺了一些公民的正常出行权，不但无助于纠纷解决，也无助于为当地实现维稳。维稳的前提绝不是剥夺公民权利，而恰恰是如何去有效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当然，信访其实很难实现信访人合法权益。现行“信访条例”将各地信访工作机构的职责描述为：“受理、交办、转送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以及“协调处理”、“督促检查”信访事项等。因此从法律上说，信访部门就是一个协调机构和督促机构，或者说，它是一个“中转站”。在现实生活中，信访也被调侃为“群众跑来跑去、领导批来批去、部门转来转去，最后还是哪里来哪里去”。

　　也许这个段子很难让信访工作者接受，但它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张恩玺昨日也谈到，信访工作通常讲三句话，“切实维护合法权益”，“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着力促进社会和谐”。这里的“切实维护合法权益”，主要是维护信访人的批评、建议与控告、申诉权，而非实质的信访纠纷解决。

　　从信访部门的“协调、督办”角色定位出发，我们不难看到实践中的背离。很多地方对信访及信访制度的宣传，远超过了“中转站”说。十八大前，信访宣传的主旋律，是信访部门如何为信访人“排忧解难”并解决实际问题。所谓“信访不信法”，一方面是访民的自身感受和自我想象，另一方面也是宣传机构和信访部门的有意引导和刻意强调。

　　访民之所以“信”访，“信”的不是“信访制度”，而是相信自己终能遇上一个可说服的领导。有了更高层级的领导介入，信访人的信访事项才有解决的可能。这一路径实质还是人治，是法治的悖反。

　　在法治的视角里，维权与维稳是一致的。维权才能维稳，不维权只会越维越不稳。任何对个人权益的侵犯，都将埋下不稳定的火种。要为民众有效维权，就要疏通司法救济管道，并“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同时，信访部门也应光明正大地承认，信访就是“群众跑来跑去、领导批来批去、部门转来转去，最后还是哪里来哪里去”。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已正式实施的“诉访分离”，真正使信访的归信访、司法的归司法。同时，加快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对司法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司法正义普遍可预期，使司法救济普遍可信赖。

　　相关报道见A06版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