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岛：中办此时专门发文 深意何在？

　　原标题：[解局]中办此时专门发文，深意何在？

　　4月14日，中办下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

　　这份文件可读性很强。“决不做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诸如这样严厉又直白的表述，在文件中实属罕见。在文件配发的答问中，“发文件红头改白头、正式改便笺”、“以’属地管理’为由搞责任’甩锅’”等常见问题被直接点了出来。

　　为什么此时专门发布这样的文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困扰基层的顽疾，到底该怎么破除？

　　时机

　　2019年，是“基层减负年”。在当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提出，“要倾听基层干部心声”。应该说，经过一年努力，减负确有成效。

　　据中办文件配发的“答记者问”披露，去年年底，在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弊非一日之寒，从根子上减轻基层负担也非一日之功。他指出，这项工作做得不错，但不应该只是一年的事情，已经开了个头，接下来要一直这样做下去，不要什么时候又来个文山会海大回潮，要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让减负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现实的确如此。比如：根据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研，此次疫情防控中、尤其是战疫初期，“表格抗疫”、“一人干活、多人督查”的现象多有发生。在如此严峻的“战时状态”，依然出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说明其背后存在一定的深层原因，亟需解决。

　　突然出现的疫情，使基层干部投入了极大精力，可以说整个基层都在超负荷运转。今年对中国而言又十分关键，基层干部一定会面临比往年更繁重的治理任务。任务多、压力重，必然要求给基层干部“松绑”“轻装”，给予更充分的干事创业空间。

　　此时，解决形式主义的问题尤为迫切。

　　对症

　　中办下发的文件，非常直接地指出了困扰基层的种种形式主义问题。

　　多头重复向基层派任务要表格、执行政策“一刀切”；多头发文、层层开会；考核时阵仗声势大、层层听汇报、大范围索要台账资料，一味挑毛病、随意发号施令；调研时搞形式、走过场，同一时间到同一地方扎堆调研，层层陪同，要求主要负责同志出面接待，走“经典路线”作秀；滥用问责、不当问责、以问责代替整改……这些目前各级存在的、并且要直接解决的问题，都在中办文件中被直言不讳地指出。

　　从这些接地气、实事求是的表述能看出，中央深知基层的实际情况，了解基层干部的艰辛付出，更了解基层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 

　　过去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作为“作风问题”来进行论述，置于主观上作风不踏实、漂浮的范畴内。但这次下发的文件，不仅将其作为作风建设问题，更将其视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文件第七条专门指出，“深化治理改革为基层放权赋能”，“加快制定赋权清单，推动更多社会资源、管理权限和民生服务下放到基层，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基层”。

　　今年2月份，岛叔在解读武汉“大排查”的文章中有一句话：“有责而无权、位卑而事众，让社区干部成了’夹心饼干’。”当时就有岛友留言：“这不仅是社区干部，也是很多基层干部不可言说的痛。”

　　因此，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需要合理完善的政策体系和制度空间。

　　异化

　　近些年，基层负荷增加不少，但治理力量和资源并没有同步增加。比如人员配备，过去二十年基本没有增加，普遍缺编。基层人员时常还要被上级各部门抽调。

　　同时，随着社会发展，对基层治理能力的各种要求客观上都在提高。以“留痕”为例，相当于是用一天时间做一件事，还要再花同等时间整理材料——这就导致基层治理超负荷运转。而且，由于权责不对等，基层做事的自主性空间也有一定程度下降。

　　这就容易形成“制度异化”。例如，上级部门本来都是“业务部门”，以前职能部门跟属地政府在处理某件任务时，都是“条块结合”；现在有一些职能部门却把本该由部门负责的任务，通过考核体系下放给属地政府管理，自己却变成了“业务督查部门”。

　　这种“职能部门督查化”的弊端就在于，中间叠床架屋的行政机构空心化，自己不处理具体业务，层层交给下级属地政府，自己只“监督下面干活”；当一线的业务部门变成督查部门、每一个上级部门都变成了督察部门时，就必然会出现以开会、文件代替落实，或者转嫁压力，甚至责任“甩锅”的问题。

　　“职能部门督查化”的现象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因为其必然孪生出另外两种现象：“属地政府背锅化”和“村级组织行政化”。

　　为什么？不妨进行逻辑推演——

　　上级部门把事情“甩”下来，到乡镇这一级，属地政府就没有地方可以甩了。事务繁多、考核压力大，乡镇事情做不完，就只能让村、社区一级本来应当是自治组织的人员“职业化”，来帮他一起干活；这就导致基层治理体系“悬浮”在基层社会之上，行政化的事务往往都做不完，更没有时间和群众直接接触。 

　　如果本职工作是和老百姓打交道、“打成一片”的村干部、社区干部都没有时间与群众打交道，上面的各级干部又如何完全知道百姓所思所想、所急所苦？

　　解决

　　合理防止向基层转嫁责任、完善干部担当机制，尤需合理设计或调整基层治理体系。其间关键，就是充分信任基层，给基层干部“松绑”，赋予一定自主性，使之发挥主动性。

　　基层干部直接面对群众，群众需求千变万化，不可能完全精准地适用于各种预先设定的条框。这就是各种“土政策”“土办法”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一定程度存在的合理性。基层能跟群众说得上话、有威信、能做实事的干部，靠的不是单纯的宣讲文件、唱高调，而是用百姓的语言、百姓的习惯、百姓的思维解决具体问题。

　　基层治理，实际上最需要的是这种接地气的干部。而形式主义的“套路”、官僚主义的腔调，恰恰制造了对这些干部的无形桎梏。

　　此份文件对此多有论述——“及时纠正滥用问责、不当问责及以问责代替整改等问题，不能让做实事的干部流血流汗又流泪”；“加强对困难艰苦地区和疫情防控、脱贫攻坚一线干部的关心关爱，真正把各项待遇保障制度落到实处，建立村（社区）干部报酬动态增长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误的干事创业环境，决不能亏待那些攻坚克难的干将、闯将”……

　　郡县治，天下安。基层稳，中国稳。

　　解决问题需要直面问题。直面问题尤需实事求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其长期性和顽固性。落实中办文件，光靠会议、传达是落实不了的，必须将注意力放在每一个具体的病灶、每一次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上。 

　　文/珞珈散人、公子无忌

责任编辑：吴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