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完成6.5%的年增长率，不能误读“供给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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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罗思义：要完成6.5%的年增长率，不能误读“供给主义”

　　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因此，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都不能违背经济规律。不顺应经济规律、不符合经济法则的政策不会取得成功。中国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需要保证年经济增长率至少6.5%。在此背景下，正确的经济政策对中国能否达成目标就至关重要。这尤其适用于中国媒体近来热议的“供给侧改革”。

　　下文将从供给层面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这将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中国一些媒体上充斥的令人困惑的观念——中国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引入的所谓的凯恩斯经济学。虽然我们从媒体上所看到的这些观念事实上并不是凯恩斯的观点。但遗憾的是，这些观念并未完全正确了解不同要素对经济的贡献程度——因而错误地将政策引向那些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小的供给要素，这将令中国更难实现“至少6.5%的年均增速”。因此，本文旨在说明关注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以及运用最新统计方法正确分析何谓最重要的供给要素。最后，我将依据供给经济学不同要素的相关贡献作出结论。

　　 马克思是彻底的供给派经济学家

　　首先，我想分别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和西方经济学术语，来说明供给经济学为什么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具有更清晰简洁的优势，因此我将首先运用其论述供给经济学。但最终结果会显示，这两种经济框架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

　　马克思明确表示，生产在供给经济学占主导地位：“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个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再总体内部具有差别。其中生产起决定性作用，它既支配着生产本身，也支配着其它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是不能支配作用的东西…… 生产（模式）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模式）。”

　　因此，马克思指出，虽然需求、消费、交换等其他经济因素具有一些影响，但生产才是最重要的经济因素。他还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比如，消费只有在生产者需要自身产品时或者消费者有购买产品的收入时才会产生，而收入必然来自参与生产的直接所得（工资、利润），或者间接所得（福利、养老金、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等等）。

　　此外，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否定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供需关系。而且，他还简单地问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如果供需处于平衡（均衡），那么经济将会呈现何种态势？”

　　总的来说，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供给派经济学家。

　　 中国舆论对“凯恩斯主义”存在误读

　　重点关注经济需求、而非供给的经济学派，通常被称为“凯恩斯主义”。与此相关的观点是，经济出现困难是由于需求缺乏，因此，应增加需求——通常用预算赤字或者货币宽松来增加需求。据称，需求增加能带动生产增加。

　　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在市场经济中，生产不因需求而产生，而是为利润才会产生。如果需求增加导致利润无增加甚至利润下降，生产不仅不会增加，事实上，还有可能减少。

　　许多情况下，需求增加都不会提高利润。一是经济没有闲置生产能力，因此生产无法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的需求无法使生产增加，而只会导致通货膨胀 。

　　即使企业存在闲置生产能力，需求增加仍有可能会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比如，如果增加的需求增强了劳动力的议价地位，由此将增加工资而降低利润各占经济的比重，甚至利润的绝对值也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的需求通过降低盈利能力进而给生产带来负面影响。一些“增加需求”的政策甚至直接降低企业盈利能力，比如，如果增加的需求是通过直接增加工资实现，那么将导致利润占经济比重下降。

　　因此，“需求增加必然会带动生产增加”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相反，需求增加甚至可能会导致生产下降。事实上，刺激需求的方法可能同时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或下降，即陷入臭名昭著的“滞胀”。当然，这些事实并不意味着增加需求的情况下不会导致生产提高。但生产提高是否会发生，并不取决于增加的需求本身，而是取决于增加的需求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即生产后工资与利润的分配问题。因此，盈利能力而非需求决定整个经济过程。

　　概括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和西方经济学框架都认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经济的供给方面而非需求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需求的效果为零，而是说需求政策的效果不如供给政策。因此，中国某些媒体上充斥的“凯恩斯主义”是错误的，或者应该说，这种“凯恩斯主义”甚至是对凯恩斯本人观点的一种曲解。因为，凯恩斯曾多次着重提到过，利润在市场经济中是决定生产的最重要因素。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和西方经济学框架都认为，供给而非需求方面的经济政策更加重要。

　　 劳动分工是供给中的最重要因素

　　在经济生产过程中，哪种供给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或较小，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到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200多年前所作的分析，他的分析已经通过了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检验。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第一句话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以及思维判断力的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按其一贯说法来看，斯密作品的主要其他结论都是依据劳动分工基本原则推导而来。

　　斯密的结论对经济所有层面带来重要影响。正如施本格勒（Spengler）在其所著的《国富论读书笔记》就劳动分工的说法指出：“用庞巴维克 （Bohm Bawerkian）的话来说，生产变得更为迂回。”迂回生产，即劳动分工细化，让相互关联的生产网络日益增加。用经济术语来说，就是间接投入相对直接投入有所增加。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100年前，会计只使用笔、纸和简单的计算工具，所需的生产人数相对较少。现在，会计要使用电脑、软件和互联网，总共所需的生产人数成千上万。另举一个例子，一个现代化的汽车装配厂可能包含一个庞大的生产部门，但仅占价值15%的汽车生产过程是在此产生，另占价值85%的汽车部件和其他中间投入生产则是在别处产生。

　　而且，这占价值85%的汽车生产过程所需的中间产品并不是一次性外部劳动分工就能解释的。这些部件生产是通过数以万计的研发人员和科学家的工作加以改进，而这些研发人员和科学家是数十万教师、大学讲师所培训的。这种劳动分工细化的过程，完美演示了斯密的分析。

　　马克思则把同样的过程概念化为“劳动社会化”。马克思得出此结论的过程与斯密如出一辙。但就目前而言，没有必要进一步论述这些结论，或者甚至区分斯密的“劳动分工”与马克思的“劳动社会化”说法——这两种说法可谓异曲同工。仅仅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经济统计学已完全证明，斯密与马克思的结论是正确的，从而确定了何谓经济供给中的最重要因素。

　　谁对经济增长最重要呢？

　　如果量化斯密分析的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供给因素，那么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按递减顺序如下：

　　1、拉动经济和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劳动分工——反映在中间产品的增长；

　　2、劳动分工细化需要扩大生产与市场规模——结果产生全球化；

　　3、劳动分工细化与扩大生产规模，导致固定投资占经济比重上升；

　　4、劳动力技能改善，即劳动力质量提高，取决于投入到劳动力培训中的经济资源；

　　5、技术进步本身也是劳动分工细化的产物，而技术进步是通过建立专门的研发和其他配套设施实现的。

　　如同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命题一样，斯密的结论经过了实证检验。斯密和马克思发现了何谓拉动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各自建立了一套理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而且，现代经济统计数据已印证了他们的理论。因此，我将在下文运用现代统计方法，分析经济供给中从最重要到最次要因素分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中间产品增长是拉动经济整体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劳动分工最直接的衡量依据是“中间产品”增长。中间产品指的是一个经济部门的产品（或服务）是另一个经济部门的投入。比如，硬盘行业的产品是电脑行业的投入，方向盘作为汽车零部件是汽车行业的一种投入。现代计量经济学明确发现，直接体现劳动分工的中间产品，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资源。

　　首先以最发达的经济体——美国为例，乔根森（Jorgenson）、戈洛普（Gollop）与弗劳梅尼（Fraumeni）三位经济学家，利用现已被美国、联合国与经合组织采用的统计方式得出结论：“中间投入是目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我们据以考察的45个行业中，有36个行业，单单中间投入一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高于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产出增长作出主要贡献的是中间投入、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到目前为止，中间投入的贡献最为重要。”

　　我在拙文《为何联合国、经合组织与美国正式改变其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对这些研究采用这些统计方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此链接：http://rdcy-sf.ruc.edu.cn/displaynews.php?id=15011。为更清晰地说明以上结论，表1为美国为例，罗列了索洛（Solow）最初的增长核算分别，即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另设一栏展示中间投入的增长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1977-2000年，美国的中间投入平均增长率占其GDP增长率的115% ，远高于其他投入。

　　来源：根据乔根森与姜明武2007年所著的《技术与世界增长复苏》表2以及乔根森、斯蒂尔霍等人2005年所著的《生产力》表4.8数据计算

　　其他经济体也发现了与美国相同的结果，特别是中国。至于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的表现则如下：

　　·三位韩国经济学家Hak K.Pyo， Keun-Hee Rhee和 Bongchan Ha对原材料中间投入的研究发现：“韩国经济中，不同要素对于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依次为：原材料、资本、劳动力、TFP、能源。

　　·中国台湾经济学家梁啟源对1981-1999年中国台湾省26个行业的原材料中间投入所作的研究发现，“除7个行业外，原材料投入对1981-1999年所有行业产出增长的贡献最大。”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若恩和孙琳琳把1981-2000年，细分为1984-1988年、1988-1994和1994-2000年三个阶段后发现：“中间投入增长是大多数行业产出增长的主要来源。”

　　因此，上述经济学家所作的“中间产品增长是拉动经济整体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的分析，完全印证了斯密的“劳动分工细化是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这个过程完全适用中国与其他经济体。

　　上文已给出了目前为止国内劳动分工的分析数据。这清楚地显示，中间产品是最重要的供给因素。但在现代经济中，劳动分工并非仅仅限于国内，而且已扩展至国外，全球化现象由此而来。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国际劳动分工呈上升趋势。这推动现代产业结构和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能力不断提升。主要特征举例如下：

　　·中间产品本身构成国际贸易的最大部分，约占全部货物贸易的40%；

　　·中间产品贸易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和东亚经济体，中间产品已成为各国生产增长最快的部分；

　　·国际贸易占全球产值的比重正快速扩张。

　　国际贸易是劳动分工的体现。当然，这也说明国际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的研究结果是经得起推敲的。

　　 资本投入是最重要的增长因素

　　除了中间产品，供给层面的生产因素在索洛创建的“增长核算法”古典框架里得到了很好的分析。为让大家更好地了解1992-2014年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趋势，特附上运用美国、经合组织与联合国等统计机构所采用的最新统计方法与索洛的“增长核算法”框架制作的图1。数据涵盖当时占全球GDP达94% 的103个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所以数据非常具有全面性。结果一目了然：

　　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经济体，TFP只是很小的经济增长来源，分别拉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GDP年均增长0.5%和0.6%；

　　劳动力投入分别拉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GDP年均增长0.8%和1.2%；

　　资本投入是索洛增长核算法中最重要的增长因素，分别拉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GDP年均增长1.6%和2.5%。

　　最终结果是，这些投入（资本、劳动力与TFP）分别拉动1992-2014年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GDP年均增长4.3%和2.9%。也即是说，这些投入能帮助发展中经济体GDP年均增长率领先发达经济体1.4个百分点，这给了发展中经济体追赶发达经济体的机会。细分来看，TFP能帮助发展中经济体GDP年均增长率领先发达经济体0.1个百分点，劳动力投入为0.4个百分点，资本投入为0.9个百分点。因此，发展中经济体有机会追赶发达经济体，64%的原因是源于资本积累的增加，29%的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仅7%是TFP的提高。

　　 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模式的异同

　　为更清楚地展示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模式的异同点，特制作图2和图3，以反映各供给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突出劳动力投入的显著性差异，特将劳动力投入划分为劳动力数量（劳动力总工时）和劳动力质量（教育与培训改进）。两图显示，除了劳动力投入，其他供给要素对这两种类型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相似。

　　1、TFP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较小，对两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仅为10% 。TFP相当部分是由间接投入生产决定，比如研发等带动的技术进步。

　　2、劳动力投入总体上对这两种类型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区别不大，其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6%，对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为30%。但劳动力投入的组成部分有很大差异：发展中经济体27%的GDP增长来自于劳动力总工时增加，仅3%的GDP增长是来自于劳动力质量改善；发达经济体仅15%的GDP增长来自于劳动力总工时增加，11%的GDP增长则来自于劳动力质量改善。因此，当一个经济体越发达，劳动总工时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下降，与此同时教育与培训改善则成为重要的增长因素。简单来说，当一个经济体越发达，教育与培训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这是一个迂回/间接生产的典型例子，因为劳动力质量改善是源于教师的工作和培训计划等等。

　　3、在索洛增长核算法框架中，资本投资是目前为止拉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其对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为63%。有必要指出的是，资本投资对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甚至大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投资是纯粹的“间接投入生产”。用会计术语来讲，中间产品和固定投资均是资本，但中间产品用于单个生产周期，固定投资则用于多个生产周期，存在贬值的可能。

　　 “供给侧”增长来源

　　因此，有必要对经济的供给侧的不同因素的重要性作个总结：

　　1、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直接反映国内和国际劳动分工细化的中间产品；

　　2、第二重要的生产因素是资本投资，在索洛模型中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60%；

　　3、第三重要的因素是劳动力投入，在索洛模型中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0%，但当一个经济体变得更为发达时，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劳动力数量；

　　4、TFP的重要性居末，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0%。

　　 不应神话个人创业

　　中国有些声音仍然认为“供给经济学”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创新创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以上数据对经济增长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否定供给因素，而单纯注重个人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

　　创新创业能部分性发挥作用拉动经济增长，但其不是通过中间产品、资本和劳动力数量来创造增长，即其仅能发挥类似于TFP的部分作用。但如上文所述，TFP提高对经济整体增长的贡献率较小，对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贡献率均仅为10%。

　　此外，TFP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并不高于对发展中经济体经济体，但个人创业一般是前者高于后者。退一步说，即使假设个人创业是发达经济体的TFP全部（虽然这个假设很不合理，因为技术、生产规模、研发和其他因素才是TFP的关键原因），个人创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仅相当于劳动力投入的三分之一、资本投资的六分之一。

　　因此，试图在提高TFP的基础上创造经济增长，就如试图驾驶只有一个小齿轮的机器向前开，而不是试图换一个更大的齿轮（资本投资或者甚至劳动力投入）向前行。这样的战略，显然难以取得成功。

　　 结论：不要误读了供给侧

　　最后，有必要按递减顺序，再次总结一下供给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中间产品、资本投资、劳动力投入与TFP（个人创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甚至不及TFP）。显而易见，“供给侧”将主要关注但不限于如下几点：

　　1、因为经济增长最大的来源是中间产品，中国在国内应尽力创造条件以利用劳动分工的优势。中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通过扩大国内市场规模与配套设施发展，可以提高劳动分工效率。但国内市场的有效运转与国内劳动分工，需要大规模的物质基础。

　　比如，提高劳动分工效率的关键因素——中国的运输系统，与美国相比仍然非常落后。中国的人均公路里程仅相当于美国的16%，公路总里程则仅相当于美国的7%。中国的物流体系相比美国也仍然非常落后。同样，对提高劳动分工效率的不可缺少的通信系统而言，中国互联网用户比例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多。因此，诸如“互联网+”等重要规划，不仅对生产系统升级非常重要，而且也对提高国内劳动分工效率非常重要。

　　2、就国际劳动分工而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已大幅降低了贸易占中国经济比重。中国货物和服务业的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35%下降至2014年的23%，同期进口比重则从27%降至19%。2015年的贸易数据继续呈下降趋势。总的来看，中国比以前较少利用国际劳动分工。

　　如果要纯粹利用劳动分工保持增长优势，最有力的方式是通过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与此同时刺激进口的最有效方式是提高GDP增长。除了汇率因素外，其他贸易刺激等措施也应考虑在内。因此，这些可以平衡贸易考量。

　　3、因为固定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必须维持较高的固定投资水平，但投资需要等额的储蓄。自2009年以来，中国储蓄占经济比重呈下降趋势，即资本供给占经济比重呈下降趋势，这导致中国利率呈上升趋势，且显著高于美国，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要恢复中国储蓄率，首先要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因此，维持高水平的固定投资水平，应成为中国经济政策首要任务。

　　4、不同于劳动力数量，当一国经济越发达，劳动力质量的重要性呈上升趋势。鉴于此，中国应继续增加教育和培训投入占经济比重。

　　5、研发是间接投入生产的重要例子，对创新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应继续增加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这对供给侧改革非常重要。

　　6、虽然帮助个人创业也有用，但如上文所述的原因，个人创业对经济增长不能发挥的发挥多大的作用。

　　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供给要素分析表明，宣称供给经济学的精神实质是“小政府，大市场”、信仰“自由竞争和企业家精神”的舆论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过是把“新自由主义”改头换面换了另一种说法而已，因为“新自由主义”已臭名昭著，现在很少有人敢公开提这种说法。

　　要纠正供给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就有必要重温习近平近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适用于其他经济领域的生产过程。用马克思术语来说，对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供给因素是“劳动社会化”；用亚当·斯密的术语来说，则是“劳动分工”。就当前而言，用哪一种说法并不重要，因为两者均反映了同样的过程。当一国经济越发达，最重要的供给因素（中间产品、全球化、固定投资上升、劳动力质量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越大，它们本身都是劳动分工/劳动社会化的体现。

　　中国一些媒体近期强调供给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从而跳离了根据误读的西方教科书中“凯恩斯主义”对经济的分析，我对此持欢迎态度。如果这种引起歧义的西方教科书，经过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那才是真正荒谬的地方。事实上对统计数据的分析，无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当代经济学，对什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供给因素这个问题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本文来自人大重阳网，作者罗思义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