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压缩会议５８万个 “会海”遮盖多少低效和腐败？

      内部协调、业务学习、表彰总结、动员推进……都离不开两个字：“开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全国已压缩会议５８．６万个——即使按每个会议只有半小时保守估算，连续开完这些会仍需３３年。

        惊人的数字背后，折射的是“会议依赖症”之重，病根则在于热衷“形式”的懒政思维。从非旅游景点不去、非豪华套间不住，到会议费返现、庆典出场有红包，背后“浪费腐败”频现。扭转“拖懒推”作风，提高行政效能，莫让时间淹没在“会海”里。

        时间都去哪儿了？一年开会百万个

        全国各党政机关一年要开多少会？此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或许给出了一个答案：如果按照全国压缩会议５８．６万多个、下降２４．６％计算，开展活动前全国党政机关的会议至少有２３８万个。

        整治文山会海，是中央的一贯要求，各地推出不少措施：如“无会月”，严控会议时间，甚至要求每次讲话、发言不得超过多少分钟……然而顽疾不仅没能根治，反而极易卷土重来。

        ２０１３年初，沿海一厅局机关一把手自曝，一年要开１０６８个会，还不包括自己单位内部召集的，没人开会就只能“抓壮丁”，领导没时间让下属顶。“最夸张的时候，早上刚到办公室，１５个会议通知摆在桌上。”

        高昂的会议费成多地预算“标配”。今年年初，广州市花都区公开了２０１４年预算晒出的会议费高达２８５０万元，按一年２５０个工作日计算，每天的会议费超过１１万元，每天都有２００多人参会。

        自去年中央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不少地方纷纷做出“改进会风、削减文山”的表态，但记者查阅后却发现，一些部门２０１４年的会议费预算不单没有下降，反而“逆势上扬”，增长了４倍多。

        计划外的会议成部门审计“常客”。去年，审计署公布了５７个中央部门单位２０１２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发现，半数以上中央部门单位都存在计划外召开会议的问题，有的一年计划外召开的会议高达２００多个。

        以会议落实会议成多轮整治“牛皮癣”。一有事情发生，优先“会议落实”，一位在县里挂职过的干部和记者说，同样的一项工作内容，县里要开四个会，先是常务会议“研究”，再是扩大会议“讨论”，再向常委会“汇报”，最后召开干部大会“传达”。

        大会套小会、开会变“收费”　低效背后暗藏腐败

        本应是交流探讨，却成为公款旅游的“遮羞布”；原是加强透明监督的会议费，却成奢侈浪费的“隐身草”。会议层出不穷，说到底是“短期效益至上”原则催生出的短期行为，背后是推诿卸责、规避风险。

        ——大会套着小会，不开就被“批评”。此前新华社记者曾向２０多位人大代表问卷调查，九成以上都认为“传达上级文件精神”成为会议目的“首选”。市里开的会，如果县里没来得及“传达”，甚至可能会被上级主管领导批评。

        “先开准备会、沟通会，开完会还要开总结会，有时表面是开一个会，前后却需好几周。”东部城市一街道办的公务员小刘告诉记者，开会开多了，会议就成为了下属揣测领导意图的方法。不发“带帽”文，工作就可以“放一放”；不开“级别”会，上级的要求就只是“说一说”。

        ——开会暗藏“收费”，权力收手要钱。“每到年底，各种名目的会就‘扎堆’，有些都是借开会的名，行收费的实。”山东一家私营企业主透露，“开个座谈会，多少收点费。”正是因为会议通知是政府部门以文件的形式发出，考虑到权力部门与收费者的种种关系，企业不敢轻言拒绝，交费也成了“被自愿”。

        一个内部人事干部会议，３天挥霍３０４万元、人均２．４万元；一场学术研讨会，４５名与会人员研讨一天，４天游玩……会议不严格管理，容易成为腐败的另一温床。

        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此前通过办案和调研就发现，一些单位通过饭店、宾馆先开出会议费，扣税后再“返还”，或进入单位“小金库”，留待日后有需要时使用；或再次放入消费场所，供单位领导招待客人时使用；或被个人贪污挪用。

        ——遇事必先协调，“顺手”推卸责任。“开了会、发了文，工作交代下去，责任也就一起交代下去了。”某市直机关的公务员说，“就算将来有了风险，也能一起分担。”

        晒出会议费“第四公”　杜绝“会议依赖症”

        台上滔滔不绝，台下昏昏欲睡；案头文件高耸，落实推诿扯皮；借开会之名，行吃喝旅游之实；无纸化办公成“纸上说说”，可远程视频非要“近距离交流”……患上“会议依赖症”，病根在于热衷“形式”的懒政思维。

        为此，许多地方曾尝试减少会议数量、提高会议质量的治理措施，比如，推广“合并开会”制度，提倡“脱稿即兴”的讲话要求，设置“无会月”、“无会周”硬性规定等等。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执政理念，治理效果就很难理想。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认为，“三公”消费越盯越紧，一些招待经费就被作为会议费掩盖起来。“不能把会议变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２０１３年９月，财政部等三部门公布修订后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针对会议费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规定，预算审批防会议费“爆表”，严格报销审核防堵会议费造假，公示报告增加会议费透明度。

        专家建议，会议费的地方标准必须尽快确立，明确各类会议的支出标准，让各种“打包”“夹私”行为无所遁形，为每一场会议、每一个文件的“含金量”进行绩效打分。同时，晒出会议成本“详单”，推进公款旅游、会议费等信息准确、细致、无死角公开，避免打着开会、考察的旗号，游走在灰色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