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坐拥千亿美元市值的腾讯集团董事局主席马化腾已经很少参加公司的迎来送往了。但去年春节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回深圳参观腾
坐拥千亿美元市值的腾讯集团董事局主席马化腾已经很少参加公司的迎来送往了。但去年春节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回深圳参观腾讯时，马化腾亲自接待，向他介绍腾讯的发展。
马化腾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深圳市政府的感谢，腾讯获得的第一笔融资220万美元来自盈科数码和 IDG，便是得益于1999年深圳市政府主办的高交会平台。这笔投资帮助腾讯度过了初创最为艰难的时期，而时任深圳市市长的就是李子彬。
在李子彬担任深圳市市长的1995~2000年的这5年间，借着特区的优惠政策，先行先试转变政府职能，治理“三乱”，简政放权，扶持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做强做大。
李子彬离开深圳之后升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退休后组建了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凭借自己接近决策层的优势，继续为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
近日，在北京市月坛南街新华大厦的办公室，李子彬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采访。在他看来，简政放权的关键在于转变政府职能，政府不能再冲在招商引资的第一线，而是要在如何高效为企业服务方面下功夫。
简政放权深圳样本
第一财经日报：与现在相比，你觉得改革开放前期的深圳是不是特别适合中小企业的发展？
李子彬：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当时没有大企业，早些年来深圳的香港、台湾地区的企业也都是中小企业，过了几年之后才有日本、欧美的企业进入。但深圳当时的企业环境比内地要好得多。首先是人才环境好，内地很多人都到深圳来找出路，是打工者中的优秀人才，企业家也都是有理想、有志向的企业家。同时，政策环境也好，深圳企业享受15%的税负，而内地则是33%，深圳最早进行价格改革，全国盛行的价格双轨制在深圳没有出现过，企业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负担。生产要素入股也是最早的，深圳的企业在股份制改革中技术可以入股，最高可以占到35%。这些先行先试的做法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日报：你1995年调任深圳市担任市长，1996年就完成了“三乱”的治理，是怎么做到的？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一些地区“三乱”现象依然存在，深圳经验是否可以提供借鉴？
李子彬：当时深圳市政府机构少，办事效率高，内地注册一个企业要半年一年，而深圳则快多了，深圳市政府职能转变比内地的地方政府要快要早。乱谈判、乱罚款、乱集资在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到90年代初期在全国盛行，成为困扰企业的一大问题，增加了企业捉摸不定的成本，导致它们不敢投资。我们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整治“三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到1996年七八月份就整治完了。那么，我们是怎么整治的呢？
第一，各个部门到企业罚款收费的钱不能进本部门，要交给财政局。原来是罚100元留30元，罚得越多返得越多，整治后收多少钱跟个人利益脱钩，罚多少钱部门也到不了手。各个部门马上就没有积极性了。罚款直接打到财政后，部门办公预算由财政拨款解决，一下子切断了“三乱”的利益链条。
第二，市政府给每个企业发一个本子，哪个部门去了企业、做什么，都要在这个本子上登记，政府办公室专门派人督查，如果发现有政府职员在企业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就会把局长找来问责。
这两条最管用了。但深圳这么有效的做法，并没有在全国得到很好地推广。我前两年在报纸上还看到某省“三乱”现象得到了根治，这都是可悲的事。深圳15年前就做了，个别省份过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做到。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仍受到干扰。一些地方政府在职能转变上很多事情都没有做到位。
日报：政府职能转变没到位是一个方面，在GDP挂帅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各级地方政府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也有一些事情做过了头，你认为政府应该如何厘清与市场的边界？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李子彬：深圳作为特区，经济体制改革走得比其他地方早，深圳很早就形成了要素市场，包括人才市场、资金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土地市场等，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
有机构研究，政府应该有8项主要职责，促进经济发展是其中一项重要职责。而我们的许多地方政府在履行这项职责时，还是秉承陈旧的观念，冲在第一线招商引资。这说明一些政府还没有明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应该做什么。政府出面招商引资，然后分配项目再帮着融资，这些本来都是企业应该干的事情，政府都抓到手里，政府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做，实际上造成了市场的扭曲，使市场难以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中，应该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建立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体系，营造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共同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环境。制定标准，加强市场监管，保护生态环境，支持创新，加强服务，提高工作效率等，都是政府应该做的工作。
日报：那你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加强和完善对企业的服务呢？
李子彬：完善对企业的服务根本上还是要转变观念和转变政府职能，现在深圳这些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发展起来的，深圳市政府给企业的服务意识很强。我当市长期间，每年都会开一些座谈会，我给它起名为“诉苦会”，我们把企业找来，有什么事让政府办、政府没给办完，它们就可以诉苦。我们对会议进行录音，会后找到相关部门根据难易程度限期解决，比如容易办的一个月、难办的三个月等，不应该办的则明确告知企业不能办。当时深圳有数万家企业，不可能一家一家地走访，但通过诉苦会，把企业遇到的同一类问题放大，举一反三地来解决。
十年发展一万家小银行
记者：融资难融资贵是当前中小企业发展遇到的首要难题，你认为民营银行的开闸可能对中小企业融资起到多大的作用？
李子彬：最近一两年来，我们协会一直在多个场合向有关部门包括国务院的领导反映两条建议，一是大力发展小银行，二是扩大市场准入，鼓励民间资本建立银行。
建立民营银行是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根本之道。四大行在世界银行中都算大银行，总资产很大，谁当行长谁当董事长都愿意给大企业贷款。
凡事总要客观，要求大银行在目前中国的小银行不够的情况下改善对小企业的服务，是合理的。国有企业应该替国家分忧解难，但一定要求它们把所有企业的融资需求都加以解决，谁当行长也做不到这一点，这是机制本身决定的。
我呼吁十年发展一万家小银行是有依据的，全国2000多个县，一个县建立一家，4万多个乡镇，每4个建立一家小银行，就可以建成一万家小银行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同时，我们一直在呼吁扩大市场准入，鼓励民间资本办小银行。民间融资现在据估计有6万亿元，与其让他们偷偷搞地下银行，还不如浮上来。地下融资借贷双方的风险都很大，对于企业来说地下融资成本高达48%，对于借贷方来说，企业还不上48%有可能就跑路了，资金很难追讨。
日报：监管层最近频繁对开放银行业表态，你认为当前是否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李子彬：有两个文件对于放开民营银行非常关键，一是央行正在起草的存款保险（放心保）条例，二是银监会起草的民营银行管理细则，我预计这两个文件年内能够批下来，在北京中关村、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温州等地应能批准几家进行试点。
日报：你对于开放其他垄断行业是否乐观？
李子彬：除了一些涉及国家军事安全的行业等，其他各个垄断行业其实都应放开，包括铁路、电信、石油储备、粮食储备等。
以石油储备为例，2002~2003年我当发改委副主任期间，中国的石油储备只有18天，后来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提升到30天，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提高石油储备的障碍之一在于国有油库亏损严重，但如果让民营企业来做则完全是两个样子，民营企业自己建油库、买轮船，不仅能把投资收回来还能赚钱。这是体制的问题。日本、美国、欧洲都是国家储备一半，民间储备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