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档案馆的数十份政府发文 记录大轰炸时期的成都
图为1941年抗战时成都小餐馆情景
轻松、休闲一直被认为是成都的一种文化性格，但在抗战时期，被认为是抗战大后方的成都却有着直面敌人的一段历史。
四川省档案馆存有数十份当年大轰炸时期留下的政府发文，记录下了战时（轰炸时期）居民生活的点点滴滴。
成都人对生活的热爱，在日军空袭轰炸的隆隆声中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激发出极大的反抗和创造：逃难的人在周边农家因地制宜地做出各色“抗战快餐”；城里悠然自在的茶馆，成了成都人宣传抗战的场所；人民公园旁的努力餐则成了抗日的地下联络点……
四种警报
连续短声，说明敌机已穿过龙泉山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专门制定并实施了针对成渝的战略轰炸计划，对成都、重庆和四川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轮番轰炸”。
1939年3月7日，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命令将附城30里内全划为疏散区域，成立“成都市疏散区警备司令部”维持治安。3月25日，省政府发布告，让成都市民限期疏散，全市的机关单位、学校等都陆续疏散到西门、茶店子等郊外。
据记载，当时成都除四门古城墙上安有警报器外，另有七八米长杆，竖起来挂警报灯笼。空袭警报一响，老百姓从四门涌向城外，这就是“跑警报”。成都市政府为便于市民“跑警报”，连夜施工增开包括现在的新南门在内的古城墙四门。
“我1950年出生，母亲经常讲那些年怎么跑警报，怎么辛苦过日子。”年过六旬的作家郑光路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日本飞机一来， 耳朵都要竖起，心头都要悬起，随时准备开跑。”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如今在档案馆里，还有《防空警报大纲》，警示大家如何分辨各类警报铃声。
《50年前见闻录》作者蔺元慈先生回忆，当年放警报有几个阶段，一是预行警报，不鸣警报器。市区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持黄布三角旗，上书“预行警报”四个字，同时城墙灯杆上挂起黄色灯笼，预示日本飞机从武汉或宜昌入川，这时候，中小学停课，集市生意收摊，关铺板，市民向城外疏散。
二是“空袭警报”，四门城墙上警报器哨音大作，“呜——呜！呜！”一长两短，其声撕心裂肺。城墙的木杆上挂上了红色的灯笼，这预示着敌机已飞抵重庆。这时跑警报开始了，各街道商店噼噼啪啪关铺板的声音，汽车喇叭声、黄包车铃铛声、车夫吆喝声、狗吠马叫声，大人骂小孩声、脚在地上的奔跑声……交织一片，人们争先恐后向城外逃难。
三是“紧急警报”，警报器发出凄厉的连续短声：“呜！呜！呜！”城墙木杆上换上黑色灯笼。这说明敌机已经穿过龙泉山，空中已经能隐约听见马达轰鸣之声。市内各街道断绝通行，来不及疏散的人都得就近隐蔽……若是夜间，要实行灯火管制，全市一片漆黑。
那时大多数人家里都要提前准备几双鞋子。“穷人，在家里赤脚，鞋子都没有。”郑光路说，以前没有什么挎包，男人就是背篼，女人就把床单铺开，还装些换洗衣服。荷包还要装点零碎钱，因为跑出去就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万一房子炸了，家当都没有了。
当时一环路就是城外了，运气好就跑到二环路以外，相对比较安全。再远的就到龙泉、天回镇。“跑得远的都是比较有钱的。因为路程远，消耗大。”郑光路说，家里是普通百姓，主要就朝河边、神庙等地方跑，身上带着米的话，支个瓦罐，熬点稀饭，生不上火时只能吃生米，喝点水。
轰炸结束后，“解除警报”一声数分钟长鸣，人们才从死亡边缘回过神来。城墙木杆上挂起象征平安的绿色灯笼，各十字路口交通警察也拿起了绿色三角旗，上书“解除警报”四字。
战时快餐
一些充饥的小饮食，后来成“名小吃”
据研究战时文化的李豫川老人回忆，那时，成都四郊还是一望无垠的乡村。青瓦小院的农舍被一丛丛翠竹林盘掩映着，正是躲避空袭藏身的理想之地。
“跑警报”的民众潮水般向荒郊野外逃难，使得郊外人流量陡然增大，带着米的人只有部分，有时候躲的时间长了，也只能忍饥挨饿。慢慢地，有人便在路边、沟里，歪歪扭扭搭起黄泥巴竹席棚，卖些馒头、包子、锅魁、凉面……
还有一些精明的生意人便抓住商机，花少量租金在碾坊旁、林盘中、河渠畔、坟坝处搭起了一些简易席棚，置办几套简易桌凳，办起了价廉便捷的小吃店，当然价格也就比较高。
郑光路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的老姑爷本是很节俭的人，跑警报时也对家里人说，“被日本鬼子炸死了，钱还有啥用？吃炸弹不如吃醪糟蛋！”
跑警报也使得成都城区慢慢扩宽，一些充饥吊命的小饮食，后来发展为“名小吃”。
李豫川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闻名遐迩的“洞子口凉粉”创始人赵金山当时在老南门大桥边开了一家“洞子口赵凉粉”店，专营黄、白凉粉和煮凉粉、荞凉粉、甜水面等小吃，大受疏散市民的欢迎。
1982年，抗战期间曾任成都《新民报》副刊编辑的萧军先生旧地重游，一下飞机就请接待人员快把他带到“洞子口凉粉”店，到了店里一坐下，他便狼吞虎咽地吃了四碗甜水面。他边吃还边向陪同的人讲述抗战躲空袭时发生的事。他最后说了一句：“那时中午如能有甜水面吃，就算很不错了！”
南大街口有家“章锅魁”，生意做得更妙：空袭前先将锅魁做好，再买回皇城坝的凉拌肺片或大头菜丝。警报响后，全家四口齐出动，在武侯祠柏木林一带叫卖，既躲了空袭又做了买卖。“章锅魁”为人忠厚，拌料舍得用窝油、保宁醋和龙潭寺二金条辣椒，价格公道，填料旺实，小孩吃一个管饱，大人吃一个也可对付几个时辰，故每次带去的锅魁总是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还有些农民捕鱼捞虾，将小鱼小虾洗净后晒干或炕干，油炸后撒上椒盐，让疏散者在芦苇丛中、竹林树荫下吃。大虾则去壳挤出虾仁，洗净剁细，做成南虾包子、明虾烧麦等小吃；大鱼则洗净后对剖，做成豆瓣鱼、泡菜鱼等菜肴。
“抗战快餐体现了后方民众在战争岁月中坚忍不拔的生存精神。”李豫川对成都商报记者说，“但这些美食，绝不是天天有，人人有。”郑光路也表示，对于更多的民众来说，饿了并没有那么浪漫，大多数时候是非常艰苦的。
“即使是一碗凉粉，那也是得有两个钱，不是每个人都吃得上的。” 郑光路说，1940年以后尤其紧张，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一日只吃两餐。为了支持抗战，全省范围内曾禁止酿酒。
茶余饭后
人民公园论抗战，餐馆小屋里接头
在1939年最惨烈的6·11大轰炸中，日机27架轮番投下86枚炸弹、25枚燃烧弹。离成都几十里外的新繁、新都等县镇上，都能看见火光冲天。“盐市口、少城公园都毁了。”
少城公园，就是今天的人民公园，这也是四川第一座公园。竹椅子、盖碗茶……在抗战年代，这里就已经是成都的地标，是成都人的生活 “缩影”，也是民众的抗战阵地，公园里各个茶馆也成了茶客谈论抗战的场所。
《四川军阀史》有过描述：
东大街“华丰川货行”50多岁的老板王久成，每天上午都要到这里喝茶、拉生意。他呷口滚热的花茶，大声地说：“有些下江人（指长江下游地区的人）爱挖苦我们成都人生在大后方，是只晓得坐茶馆、顾小家的‘川耗子’，龟儿子简直是打胡乱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一发生，成都老百姓就晓得抗日救亡了……300多个团体在少城公园体育场举行全市反日大会，全市停止一切娱乐，国旗下半旗，以示国辱。30多万人的成都，参加示威游行者就有5万多人！”
《新新新闻》30多岁的记者尹志年接话说：“王老板说得对，成都人硬是（的确）爱国，抗日热潮在全国都是有名的！成都连小学生娃娃都组成救国童子军，年过花甲的老太婆、老头儿组成‘中华白发赴难团’……各界民众多次举行大会和游行，这些，我都采访报道过！”
从简阳县乡下到省城卖椒盐炒花生米的赵四根，每天在几个茶园之间窜，这时尖起耳朵听得忘了做小买卖，插嘴说道：“其实，四川哪个小县城、乡坝头（乡下）不一样爱国嘛！我们小小的简阳县，老百姓一两万人上街游行，贴红布标语……我外公80多岁了，他说这是简阳县从没有过的事，他都摇摇晃晃地挤到队伍头扯起喉咙跟着吼了半天！”……
除了茶馆，还有饭馆。人民公园其附近有一家至今仍存在的知名饭店——努力餐，它的渊源也和抗战有关。
努力餐的老板车耀先是大邑县灌口场人，早年在川军任团长。“努力餐”很出名，无论大菜小炒皆是一菜一格。车老板性格爽快，打仗时腿受过伤，被称为车瘸子。他曾笑呵呵地对人说：我这是遵循孙中山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吃饭是为了革命。
餐馆创办时，车耀先亲笔在楼上雅座墙壁书对联：“要解决吃饭问题，努力，努力！论实行民生主义，庶几，庶几！”店里的“革命饭”最有名：大米加肉粒、鲜豆、嫩笋和碎芽菜蒸熟，热气腾腾、香味扑鼻，价格实惠。还有一种特大肉饺和杂粮饭，专门卖给黄包车夫等，在成都算是早期平民“快餐”之一。
抗战前成都流传有“要想到延安，去找车耀先”的暗语，中共地下党员只要喊声暗号：“来一菜一汤！”餐馆会为其提供免费餐饭。
大轰炸前后，车耀先还与朋友先后发起组织过不少文化教育类社团，创立、主编、出版过《大声周刊》等。餐馆楼上的小屋，就是周刊的编辑部，实际上就是地下党的接头地点。
在最困难的时期，成都民众从没放弃过对抗战的支持。抗战报刊和文艺社团活跃一时，堪称全国之冠，他们共同发出奋起抗敌的强音，对挽救国家的危亡，有着不可泯灭的贡献。（记者 蓝婧 摄影 王红强 本版图片翻拍于郑光路著《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