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律的强制力避免“过劳死”悲剧

　　周之地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日前印发，其中强调保障职工休息休假的权利。《意见》要求完善落实国家关于职工工作时间、带薪休假等规定，督促企业依法安排职工休息休假；加强劳动定额定员标准化工作，指导企业制定实施科学合理的劳动定额定员标准，保障职工的休息权利。

　　休息休假是职工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职工行使和实现休息休假权利的状况如何，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公民权利的保障水平。我国在保障职工休息休假权方面已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职能部门在监管执法上也有许多探索实践和经验积累，但职工休息休假保障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一些地方和企业屡屡发生职工“过劳死”事件，以极端的形式和惨烈的局面，暴露了职工休息休假权保障的软肋和短板。此次中央和国务院的《意见》专门谈及保障职工休息休假权，表明“过劳死”频发背后的职工休息休假权受到侵害的问题，引起了中央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也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解决的地步。

　　一些职工的休息休假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企业和用人单位凭借在劳动关系中占据的强势地位，粗暴侵害职工休息休假权，包括强行安排职工超时上班、节假日加班，且不按规定足额支付加班加点工资，职工如果提出异议或稍有不从，就动辄以“不干走人”相威胁。一些职工迫于严峻的就业形势，担心“对抗”老板会丢了工作，只能被动接受不合理的工时安排，违心走上“过劳”之路。

　　另一种情况是，企业和用人单位在管理上相对“人性化”，能够按规定支付加班加点工资，甚至不惜用比较丰厚的报酬来“诱使”职工超时上班、加班。一些职工为了“多劳多得”，自愿接受企业给出的“高薪加班”条件，甚至主动争取超时上班、加班的机会，把自己推上了“过劳”之路。前一种情况在中低端制造业中比较普遍，蓝领“过劳死”前些年已屡有所闻，后一种情况则主要存在于中高端服务业，白领“过劳死”悲剧近几年更日见其多。最近，深圳一名36岁的“IT男”在公司租住的酒店马桶上猝死，初步认定与过度劳累有关，白领陷入“拼命挣钱，钱在命殁”怪圈，令人唏嘘。

　　上述两种情况，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悲剧性的结果却大致相同，都凸显了一些企业和用人单位缺乏定额定员标准、工时安排粗疏混乱、职工权益保障严重滞后的严峻现实。要遏制企业随意安排超时上班、节假日加班，以及用丰厚报酬“诱使”职工超时上班、加班，亟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职工上班时间、加班条件、带薪休假等作出限制性和强制性规定，企业如果违反规定安排职工超时上班、加班，须受到严厉的制裁，造成严重后果的，企业负责人甚至要承担法律责任。

　　保障职工的休息权和休假权，要靠职工自己依法行使和维护权利，要靠工会组织高度认真履行职责，当好职工维权的“保护伞”，更要靠立法和执法的强制性力量。这种强制力最终要集中施加于企业，使企业既不敢违法强行安排职工超时上班、加班，也不敢用丰厚报酬“诱使”职工超时上班、加班，违者将支付沉重的代价。

　　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有很好的经验。如英国早在1802年就通过《学徒健康与道德法》，规定18岁以下学徒每天劳动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禁止学徒在晚9时至次日凌晨5时之间上班；1993年欧盟出台《工作时间指令》，要求成员国设定强制性的“最高工时”，以保障工人的休息权和健康权。这些经验颇值得我们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