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如何从国家口袋拿到赔偿金

1996年，42岁的四川遂宁人王本余因“强奸杀人罪”被判处死缓。2012年，北京警方将真凶抓获。王本余被释放并获得150万元国家赔偿。

1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另支付被羁押3143天的赔偿金——这是近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李桂银的国家赔偿决定。2003年，李桂银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捕，2012年被无罪释放。

单看15万元，这已是河南各级人民法院近5年国家赔偿裁决中较高的一笔“精神损失费”。不过，要是在2010年新《国家赔偿法》出台以前，他的精神损失恐怕得不到法律承认。

从1995年1月1日《国家赔偿法》施行，到2010年新《国家赔偿法》出台，国家赔偿制度已走过将近20个春秋。据最高人民法院披露，2013年全国审结国家赔偿案件共2045件。

“我们应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但赔偿案件实践中这么少，多数走信访或其他途径去解决，这恐怕是《国家赔偿法》实施的一种悲哀。”参与该法起草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认为，2045件分解到全国3000多个基层法院，平均每个法院不到一起，这不合常理。

先天弱势的受害人，怎么才能让强势的公权力从口袋掏出钱来？在这场外人看来“实力悬殊”的博弈中，“游戏规则”如何设置，无疑考验立法技术和国家的诚意。

赔偿门槛，逐渐降低

陈沽宏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拿到了一纸民事裁定书。此时，那份4年前让他被强制搬出房屋的裁定，被确认违法且予以撤销了。

被确认违法的裁定，当年是由光山县人民法院作出的。下一步，陈沽宏可以凭信阳中院的新裁定，向光山县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

在国家赔偿的立法时间轴中，陈沽宏位于旧国家赔偿法已着手修改、新国家赔偿法尚未出台的2009年11月。那时，受害人须先走一次程序，确认国家机关“做错了”，之后再赔钱。

“这无疑是让国家机关先自打耳光。”舆论认为，如此立法设计，让1995年起施行的《国家赔偿法》有沦为“国家不赔法”的危险。

在今天看来，国家赔偿案件并不鲜见。在河南法院裁判文书网上，以“国家赔偿”为标题关键词，2009年至2012年可分别检索到11起、2起、3起、1起。2013年，这一数据突然增至17起，2014年未满6个月，已有9起。

这并非河南近年来审结国家赔偿案的总数。国家赔偿分行政、刑事赔偿两类，前述公开的43份裁判文书只是标题被突出了“国家赔偿”而已。

这其中有15起为刑事赔偿案件，其余涉及判决执行、行政执法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的11份裁判文书中，只有一份系确认行为违法、可进而申请赔偿。另5份是不予受理，3份是准予当事人撤回申请，两份是驳回请求。

马怀德教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国家机关造成相对人权益受损的行为主要是违法行为，违法被视为构成国家赔偿责任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