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喜门”反思食品安全监管短板

食品安全治理首先要依法“治商”，但关键要从严“治官”。要细化并加大对涉及失职渎职的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及工作人员的问责追究，有效弥补食品安全监管的短板，通过监管部门将约束和压力传导到食品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推动从源头上保障食品安全。

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大量采用过期变质肉类原料被媒体曝光后，舆论哗然。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彻查福喜系全部工厂。初步调查表明，上海福喜公司涉嫌有组织实施违法生产经营食品行为，上海市食药监局封存9家企业的福喜公司产品约100吨，紧急约谈22家下游企业。北京、广东、浙江、内蒙古、四川等地食药监部门迅速出动，对上海福喜变质肉产品实行封存下架。

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洋快餐进入中国以来，在各地大中城市遍地开花，广受消费者青睐，孰料这些洋快餐的肉类供应商上海福喜公司，竟然长期有组织地篡改原料肉保质期标签，使用过期、变质、腐败原料肉。任何一个消费者，只要想到自己曾经或经常光顾洋快餐店，自己吃过的麦乐鸡、迷你小牛排、猪肉饼就出自福喜公司之手，必定都会万般恶心而愤怒不已。惊愕之余，很多人最想不通的是，对这样一家有组织生产经营变质腐败肉食品的企业，食药监部门和有关职能部门到底是怎样监管的？如果不是媒体记者卧底两月获得铁证予以曝光，福喜公司制售臭肉的生意是不是就将继续做下去？福喜公司多次获得当地政府授予的“先进外资企业”、“食品安全先进企业”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到底是怎样得来的？

总体而言，食品安全治理主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食品生产经营者对食品安全承担主体责任。在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中，从建立健全食品可追溯、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打击惩戒力度，到建立食品企业安全信用档案、创造良好的诚信经营环境等，都是为了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第一责任”，推动督促生产经营者严格守法、规范经营。在这个层面，舆论呼吁对食品安全违法企业依法严惩，对像福喜公司这样有组织违法生产经营的大企业、洋企业，更要罚得它心惊肉跳，罚得它倾家荡产，人们的要求即便有时无不“偏激”，但这种社会情绪都是可以理解的。

食品安全治理的第二个层面，是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对食品安全承担监管责任，第三个层面是社会公众积极行使权利、履行责任，广泛参与食品安全综合治理，包括投诉、举报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对政府部门的监管执法进行监督等，其中第二层面的监管责任居于重要的核心地位。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上海“福喜门”充分暴露了食品安全监管存在的短板。当地政府、监管部门不但对福喜公司的食品安全疏于监管，对该公司有组织的违法生产经营浑然失察，而且还以政府权威与公信为该公司背书，多次授予该公司各种荣誉称号，客观上有助扩大该公司在业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是政府职能的错位和监管职责的缺位，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应当及时介入调查，查清当地政府、监管部门与福喜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和非法的利益勾连，以及监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是否存在失职渎职、滥用职权等行为，对涉嫌犯罪的监管人员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食品安全治理首先要依法“治商”，但关键要从严“治官”，要细化并加大对涉及失职渎职的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及工作人员的问责追究，有效弥补食品安全监管的短板，消除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中的“肠梗阻”。只有从法律上强化各级政府、监管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严格追究消极无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人员的党纪政纪责任、法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才能促使监管部门及工作人员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履职能力，才能给他们施以严明的责任约束和沉重的责任压力，并通过他们将约束和压力传导到食品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推动从源头上保障食品安全。

本报评论员 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