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流水5亿元，这个团伙利用色情吸引年轻人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胡阳（化名）今年40多岁，在西昌生活，那里是四川盆地的河谷地区，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他小学学历，还没有结婚，平时靠打零工和开叉车为生。这几年，每当手头有了点钱，胡阳都会打开“凤凰彩票”网站，把钱充值进去。这是个跨境网络赌博平台，胡阳在其中输多赢少，已经背了几十万外债，亲戚朋友见到他都躲着走。
但在赌博网站上，胡阳也赚过钱，不过并不是靠赌博，而是靠代理推广。他在赌博网站注册账户后，网站一键生成了属于他的推广二维码，他将二维码四处散播，别人扫描后进行注册，就成为了他的“下线”。他的直属下线每次在网站投注，胡阳都能从中抽取投注金额的0.4%。靠这种方法，胡阳为赌博网站介绍了20多名赌客，抽成赌资6万元。
寄生在互联网黑灰产业链上，跨境网络赌博已经发展出新形态。跨境执法难是老问题，在境内出现的赌博平台与资金结算环节也更加“原子化”，缺乏相互关联，为公安获取犯罪证据设置障碍，而在推广环节，近些年出现的“全民代理模式”，更令赌盘规模迅速扩张。
“现在网络黑灰产业链的类型复杂多样，变化非常快，尤其是网络赌博跨境因素鲜明，其泛滥趋势未能得到有效遏制。”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其中一直未能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在于跨境取证、抓捕和刑事司法协助的难题，这是这类新型犯罪“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重要原因，而要解决根本问题，还需加强国家的域外司法效力。
传销式引流
“凤凰彩票”背后是一个位于柬埔寨的赌博团伙，仅这一个平台赌资的月流水就达5亿元。这个境外赌博团伙集团化运营，掌握多个赌博平台。据警方侦查，除“凤凰彩票”外，该团伙同时经营“彩53”、“0089”、“9289”等多个平台，总注册账户预计达上百万。胡阳只是“小代理”，有人发展了更多下线赌客，有人甚至以推广为生，不再参赌。
胡阳是长期涉赌人员的普遍画像。他们借遍亲朋好友、各类小贷，有人因为欠债被列为失信人员，被赌博产业链榨干最后一丝价值，即便如此，当获得一丝接济，他们又会马上投入到赌博网站中，试图翻本。
2022年底，西昌警方打掉这个赌博网站。专案组分析出下线人数多、佣金收益高的代理人员100余人，涉及全国18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对四川籍、广西籍、江西籍、福建籍代理推广人员进行两次收网，西昌警方抓获赌博代理犯罪嫌疑人等19人，集中处罚了西昌本地30余名赌博人员。
专案组成员，西昌市公安局民警周游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民代理模式”是近两年网络赌博平台普遍出现的推广模式，“凭借二维码的传播，嫌疑人在全国各地发展赌客，赌客也能自行成为代理，他们之间可能完全不认识。”他指出，这种模式与传销有所区别，传销是金字塔结构，上级代理向每一层下级抽成，而赌博网站的代理模式是单层的，上级代理只抽成下一级，但每个赌客都可成为代理，这种边赌博边推广的模式，令赌博网站获得了广泛传播。
“这类新型网络犯罪产业链中，比较重要的环节就是引流。”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教授谢玲认为，从推广效果来看，这类全民代理模式可被称为“传销式赌博”。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赌客的上级代理无条件提现赌客投注金额的0.4%”是导致此案参赌人数众多的关键因素，大部分都是为了获取高额佣金“以佣养赌”，成为跨境网络赌博平台的“帮手”。
谢玲还提到，为了引流，网络赌博平台还会植入到色情直播中，甚至直接在社交平台进行广告投放，这两种方法吸引了大量35岁以下的年轻人卷入这个链条，“很多人看到色情或软色情直播，有了给女主播打赏的想法，但其实这位主播就是网赌平台的引流人员。”她介绍，在打赏时，女主播会给观众发送链接，引导他们参与网络赌博，甚至成为代理。另外，这些团伙还会通过社交平台与人聊天，引诱人们进入赌博网站，引流手法与“杀猪盘”等网络诈骗接近。
李怀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络赌博有诈骗的性质，赌博集团后台控制输赢比率，赌客迟早都会输光，但参赌人员的数量决定了赌博集团的收益，因此赌博集团愿意付出一些代价，比如此案中赌资的0.4%给推广人员，来达到短时间内有效快速扩张。他说，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是互联网犯罪吸金链的“顶端”，如今这两种犯罪的犯罪手法相互叠加，在推广方面再复合上传销模式，就令打击形势更加严峻。
科技公司进入黑灰产业
2022年春天，周游随专案组从西昌赶赴重庆，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对下游洗钱网络的技术平台进行“收网”。
这是一家有正规营业执照的科技公司，栖身在闹市区的写字楼里，实际却为网络黑灰产业的吸金链条提供技术支持。专案组发现，这家公司通过云平台搭建结算平台和密聊软件，为100余个洗钱团伙进行技术支撑，其中就包括胡阳参与的柬埔寨的网络赌博集团。
专案组将该公司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和管理层等统一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经过深入侦查，专案组发现，这家公司是赌博平台与洗钱网络的“连接点”，为了截断赌资的踪迹，洗钱网络将赌资打散转入大量银行卡中，这家公司就制造了批量转账软件，搭建平台实现洗钱行为的自动化，另外这家公司还搭建了加密聊天软件，为黑灰链条提供沟通工具。
周游说，“收网”时，该公司删除了服务器上的数据，但通过对其搜查和电子勘验，警方发现了云服务器上的源代码，恢复了证据，相关技术人员将要面临刑罚。事实上，他们大多拥有大学学历，刚毕业一两年，技术能力很强，网赌背后的利益链使得这些年轻人铤而走险。
周游指出，网赌平台的资金由境内流向境外，因此打击其在境内的结算产业链，等于打击了“土壤”，也会对境外的犯罪分子起到遏制作用。而这些年，境内的结算链条为了逃避打击，已经进行了精细化分工，每个环节都更加“原子化”，不论是银行卡、对公账户、营业执照还是第三方平台，都有分门别类的团队去经营，这些团队通过技术分工的方式“加盟”赌博平台，也有赌博平台为了保障违法资金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对这些团队进行“直营”。
我国已经开始对这类团队进行打击。2015年11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中，新增罪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下称“帮信罪”），主要指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犯罪行为。这类犯罪嫌疑人被认为电信网络犯罪的重要“帮凶”。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消息，2020年10月中国实施“断卡”行动以来，帮信罪起诉数量上涨较快，从2019年的499人到2020年的13673人，再到2021年的129297人。另外，2022年1月至9月，起诉92576人。截至2022年9月，帮信罪已成为各类刑事犯罪中起诉人数排名第三的罪名，前两位分别是危险驾驶罪、盗窃罪。
“帮信罪定罪的主观要求比较低，但也有个问题是量刑比较低。”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杜明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网络犯罪的主要人员都在境外遥控指挥，境内人员或不知实情，或通过逃避“主观明知”来躲避更严重的打击，这都令对“土壤”的大面积严惩难以起到震慑作用。他认为，只要有赌博的需求在，对轻罪人员的严厉打击总是“治标不治本”。
在打击土壤之外，需要克服跨境执法的困难，这需要更长期的努力。谢玲说，每个国家法治状况和政策存在差异，在一些国家开设赌场和赌博行为是合法的，这需要加强国际刑事执法合作加以应对。
西昌警方透露，目前涉“凤凰彩票”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移送审查起诉，该系列赌博平台在境外的服务器已经停止运营。
责任编辑：薄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