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

21.02.2015  06:40
报载某地开人大会,所作的报告却是一首五言长诗,凡6000字

  梁 衡

  报载某地开人大会, 所作的报告却是一首五言长诗 ,凡6000字,一韵到底。这到底是工作创新还是亵渎职守,媒体议论纷纷。深究其理,值得玩味。

  我们先分析一下“形式”。形式与内容本是对立统一,合作共事的。但是人们常记住了“统一”,忘了“对立”。原来形式本身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比如诗歌这个形式,就有句式、节奏、音韵的美,这是形式的资本,所以它总时时想逃离内容,闹独立。就像一个美女,不想与穷汉厮守,总想换一个大款过日子,她有这个本钱。这就是为什么年年反形式主义,却总是反不掉,就如年年扫黄,总是扫不尽,本性使然,规律所在。

  形式爱表现,但它自己不能实现,必须借助于使用形式的人。天下的人可分两类,一类是干实事的,虽也会用到形式,但内容第一。如经商、从政、军事等等。另一类是玩形式的,专门开发形式的审美价值,如音乐、美术、语言等艺术家,形式第一。人各有好,术有专攻,本无可厚非。但最怕的是,乱了阵营。你是要干事还是要从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比如,宋徽宗、李后主,本是当皇帝的,但坐在龙椅上不办公,一个爱画画,一个爱写词,虽也出了名,但都成了亡国之君,当了俘虏。还有那个爱作曲、会编舞的唐明皇,也招来了天下大乱,自毁江山。我们的干部总是分不清自己的身份和责任,想要两头沾,既当宋徽宗又当唐太宗,既做政界的艺人,又做有才的官员。无数事实证明,于公,这是亡国之象;于私,这是身败之症。 只有放弃一头,才能保住一头。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有大才艺的人很多,但他们都知道孰轻孰重,毅然割爱才艺,献身革命。陈毅参加革命前先参加了文学研究会,曾与徐志摩论诗;张闻天是第一个发表长文把诗人歌德介绍到中国的人;周恩来的话剧才能更是尽人皆知。但他们都不敢“以才害政”,也从不借政坛炫艺。

  再说形式与内容搭档也是有一定之规的,就像穿衣服要讲场合。或可称之为“形式伦理”。如果是纯玩形式,有艺术界的行规;但要做事,特别是政事,就有政界的规矩:以事为主,选取适当形式。什么叫“适当”,突出内容,淡化形式。比如穿“三点式”是健美比赛的形式,为突出肌肉的美;穿古装,是演古装戏的形式,为突出古典氛围。政治报告重在时政阐述,要严肃、鲜明、直白、缜密,用长于浪漫、抒情、吟唱、夸张的诗歌形式去表现,就像参加晚宴时穿着古装或“三点式”,那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就是单从语言表现来说,诗歌有格律管着也不能尽达政治之意。闻一多说写诗是“带着镣铐跳舞”,用诗去作政治报告则是镣铐之外又加了一层面具。比如,这篇6000字的报告,一色五言,一韵到底,你就是想“此处有掌声”也会受到一层限制。历史上曾有人以诗写论文,唐代的司空图用四言诗写了一本《二十四诗品》,是学术名著,但也没有超出以诗说诗的范围。现在以诗来写政治报告,这确如马克思所说,是“惊人的一跳”。

  形式是有逃离内容的本性,其实还是因为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腿,有一个不专心正业的人。奇怪,在其他行业,如商业,就没有人敢用诗歌来签合同;军界也没有人敢用诗歌来下命令。因为,一是他的权力有限,二是立即就会碰钉子。而政界却能出这种怪事。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政治的不成熟。 来源:人民日报评论